從夏天意識到自己被姐夫和他媽媽的蓄意傷害狠狠灼傷之後，姐姐就開始吃抗憂鬱的藥物
。光亮藍白膠囊像大海，沒有下雨的基隆北海岸，或者小時候她很喜歡和祖母一起散步的
家門前的海岸，或是碩士班時，常常去的西子灣。那些浸在記憶裡的藍白色，一直是晴天
帶著盼望。姐夫開車和她一起去過的基隆北海岸，從情人湖的那個家，沿著基金一路、基
金二路一直走，抵達金山。姐夫會說，騎單車也會騎這條路喔!
姐夫熱愛騎單車，他總是在假日天剛亮時就穿上車衣車褲，牽著他那台四萬多的單車，與
基隆樂活團的車友沿著山和海騎車，直到太陽曬得很熱才回來。有一次，他在大熱天騎到
精疲力盡，回到眷舍熱得倒在地上，姐姐連忙拿水和噴霧給他。他滿懷感激的說，妳對我
好好喔!
後來姐姐也喜歡騎車，離婚之後，某一天她牽著單車，從永和騎到士林，離開台灣前，就
騎著麼一次遠遠的路。本來她想騎到基隆的。
上百齡橋單車引道的時候，車速過快，齒比太輕，頭撞到了引道旁的護欄，頭上血流不止
。以為就可以騎到士林，再騎回永和，竟被送到陽明醫院的急診室，瞬間她覺得萬念俱灰
。急診醫師縫合的時候，她竟不吭一聲，只覺得有麻醉劑推入頭皮，針線從頭皮反覆穿過
，急診醫師的安撫好像顯得多餘，忍耐一下喔!一下子就好了喔!現在要打麻醉，會有點痛
喔!現在要縫合了喔!
似乎此時應該搭配的音效是女生驚恐的哭叫聲，卻只有急診醫師的安撫聲，他的聲音稍微
停歇時，好像連針線穿過頭皮的聲音都可以聽得見。急診醫師說，哇!妳好勇敢，頭撞破
那麼大一個洞，竟然連一聲都不叫。
姐姐躺在急診室的床上，頭側一邊，眼神望穿牆壁，穿越基隆河、陽明山，直達基金一路
的情人湖眷舍。因為我已經在那個地方被傷透了，這點傷根本不算什麼，可以讓我感覺到
更痛嗎?我才知道我還活著。
又開始被那些傷痛纏繞的時間，表面看上去再也正常不過，但只有藥物才能讓她感覺自己
還活著，或者已經死了。像粉紅色的那顆藥，必須在觸及物是人非的情景時吞一顆，或者
更多，像是抵抗過敏的抗組織胺。而那個過敏源卻必須往生命的最底層探溯。往往是家事
法庭上見到姐夫的媽媽時。
那一次，姐姐在中國大陸黃金週返台，隔天便到板橋地院。姐姐總是坐在最靠近法庭大門
的位子，庭務員不用高聲叫名就知道她在那兒，必須高聲叫名的是姐夫的媽媽。當庭務員
大聲叫「孫秀雲」的時候，姐姐的頭不自覺的往應聲的方向看去，她怎麼每次都要人陪著
來呢?上次是她的哥哥，這次似乎是一個女的，她雍容華貴地走進法庭。法官問的問題，
她總是以「我兒子」當發語詞，姐夫已經放棄了他的發語權，把施壓與殺戮的權柄交給他
的母親了。法官轉頭問姐姐，那麼他那台車號AGM-2976的車，你有坐過嗎?姐夫的媽媽搶
著回答，有，她有坐過，她都知道。
姐姐冷眼看著法官，一語不發，等姐夫的媽媽講完。然後用詢問的眼神問法官，你是在問
我嗎?
有，我有坐過。
姐夫的媽媽好急，到底在急什麼?急得像是姐姐搶了她的男人，但是，她卻絕口不提她要
共度一生的男人—姐夫的爸爸，難道她的丈夫很沒用?在他們家，確實一切都由她主導，
姐夫的爸爸說話聲音顯得小聲，而他的收入也無法成就她的貴婦夢。摧毀兒子的婚姻之後
，還想要代替姐姐發言。姐姐都已經說，一切尊重法官判決，並且疲憊地攤在椅子上，等
姐夫的媽媽講完一連串以「我兒子」當成發語詞的語句，也不急著說話，她不知道到底是
誰比較像困在紅塵俗世的嗔癡愛恨裡並亟欲掙脫的人。但姐夫的媽媽為什麼要幫她回答問
題?她顯得好庸俗又好無知。不知道姐姐那眼神已經不在意到底有沒有拿到錢，甚至不在
意自己的生命了嗎?她的生命早在姐夫和他媽媽聯手對她施以冷暴力與言語霸凌時就一點
一滴流失了，而姐夫的媽媽卻在這個宛若殯儀館的場域裡，急著替受暴者發言，一切顯得
好可笑。
她必須再吃下一顆粉紅色藥丸，才能讓自己像是站在雲端看這個急著代替法庭裡所有的人
發言的女人，到底接下來會拿出什麼武器攻擊她。
而白色藥丸是安眠藥，即便疲憊不堪，睡前也必須吃一顆，否則夢裡總是出現姐夫和他媽
媽的身影和聲音。有時候是在景平路464巷的玉瀾堂裡，有時候是在情人湖的眷舍裡，有
時候是在林口院區的某個街角，有時候是在姐姐位於永和的套房裡。無論氣味或是影像，
都讓日子像是一張摺起來無法全等的紙，紙的一半是姐夫的深情承諾，我要一直跟妳在一
起，妳如果受委屈要告訴我，我媽媽會對妳很好的，她會把妳當女兒來疼。妳不要害怕，
我們從此是家人，我會好好對待你的。
紙的另一半卻是姐夫的咆嘯，沒有離婚之前，妳就是我的敵人，辦了分別財產制，我才有
可能跟妳好好相處。或是姐夫的媽媽偷偷問姐姐，妳的薪水有多少?妳爸媽的薪水有多少
；或是歇斯底里的說，妳現在把離婚協議書簽一簽，結婚時給妳的金飾就不跟妳要回來。
而那個消失的男人，每回在法庭外面總是跟「孫秀雲」的名字並列的「張書豪」，則躲在
開刀房裡，或者躲在媽媽的房裡，讓出經濟權與婚姻權之後，更讓出了話語權，由媽媽代
替他到另一個「房」中發言，另一種形式的殮房。
她帶著慢箋處方到中國大陸工作，有時候傳訊息回家，說，我在這裡過得很好。
後來有一天，她跟媽媽說，我想回家。媽媽問，什麼時候要回來?姐姐說，不知道，到時
候會跟妳講。
回到台灣，某一個下著大雨的深夜裡，她依然被那些惡夢纏繞，連台北的紅綠燈都睡著的
時候，她開車到了景平路464巷，像姐夫那樣倒車進入巷子裡，像姐夫把他家的牆外用來
佔車位的盆栽搬開，把車停在那個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