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學到人類學再到科學：拉圖學思歷程
2017.05.19（五）＠中研院社會所
拉圖教授訪台最後一場公開行程「拉圖，科學家與社會」研究工作坊於中研院舉開，在這
場工作坊裡，他與大家分享自己的研究歷程（講題：From Pasteur to Lovelock and ‘
critical zonists’, my life journey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sts），一個出身
勃根地葡萄酒商家族的年輕研究者，如何又為何四處遠征，嘗試在各處「重置現代性」？
身為「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開創者之一，拉圖從自身研
究歷程，介紹這個他戲稱為「科學怪人」的理論。建構論是拉圖研究科學時的著名特徵，
這要追溯回他最早先的聖經闡釋學研究。拉圖在第戎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的時候，從神學家
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的聖經闡釋學研究，領悟到聖經的真理是在持續的詮釋中建
構出來，這使他日後在研究科學時，十分關注真理的建構歷程。隨後，拉圖在非洲服役，
於服役期間接觸到民族誌研究方法，成為他後來進入沙克研究院（Salk Institute）從事
科學人類學研究時的基本研究工具。拉圖將非人行動者帶進分析，是在從事巴斯德（
Louis Pasteur）的研究之中，在此非人行動者是理解社會的重要角色。
拉圖也提到八零年代STS蓬勃發展的時候（同時也是ANT意外獲致成功之時），他和其他人
開創的建構論遭遇到的麻煩。一方面是來自科學家的誤解，他們以為拉圖與STS的研究目
的是要詆毀科學；另一方面則是來自STS同儕如柯林斯（Harry Collins）、布魯爾（
David Bloor）對他的批評。拉圖也分享多年來與靈長人類學家史多姆（Shirley Strum）
教學合作的經驗，如何使他關注人類社會獨有的特徵：豐富的科技與物。藉由符號學的協
助，他和同事卡隆（Michel Callon）逐漸把關注從「社會」（the social）轉向「聯繫
」（association）。
也正是疑惑為何STS乃至ANT的豐富研究成果，無法吸納進當時的知識、媒體領域，使拉圖
嘗試從「現代性」的提問中得到答案。他也提醒我們《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所反映的時
代背景，是在共產主義垮台與生態危機興起之時。在生態的問題上，他認為STS能夠提供
關鍵的貢獻，也是既有生態學的預設卻又忽略的面向，即對科學及科學眼中之自然的思考
。這部分的研究包括了《自然的政治》，以及近年他對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蓋
亞理論」（拉圖把洛夫洛克視為與伽利略同等重要的科學家）的再思考：除了重新組裝社
會（reassembling the social），我們也應當思考如何組裝生命所繫的這一層薄薄的地
表，他稱之為「關鍵區」（critical zone）。
除了回顧自己在STS領域的探索歷程以及ANT的前世今生，拉圖同時也向大家介紹他近年更
加關注、但大家可能較為陌生的另一個研究計畫：探查各種存在模式的哲學人類學。事實
上對拉圖來說，這個研究計畫從他在研究聖經闡釋時就開始了。在他一步步研究宗教、科
學、科技的過程中，發現這些不同的存在模式有著相當不同的真理條件。這使得他繼續走
進法律、經濟等不同領域，探究不同的真理條件。如果說ANT的主要目標是在各種異質結
合中追蹤其間的聯繫，那麼探查各種存在模式的哲學人類學的目標則是在於區分出各種不
同的聯繫型態。
最後，拉圖也向大家分享他近年在集體寫作與策展的嘗試（他在存在模式探討的專書中，
已試圖發展一些文獻集體使用的方式）。正如科學家要離開實驗室才能測試其研究效果，
拉圖也將自己在STS領域的研究帶到網絡上、博物館當中。他建議大家把STS在知識層面（
epistemological）的洞見帶到外交層面（diplomatic），比如說這次他在亞洲的「重置
現代性」，即是試圖在不同集體間的外交接觸之中，實際體現「現代性」這個哲學概念的
不可能。
即使近年拉圖的研究已不僅止於STS領域，但他依然深信STS是社會科學中值得深耕的研究
領域。
（本文由群學編輯共同彙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