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版：我們之中至少有部分的學者與寫作者，克服了思與寫的試驗與苦難，成功抵達他
們的最終目標。
在簡報提案競賽之前，出版代理人Scott Hoffman跟編輯Laura Helmuth、Leslie
Meredith、Kevin Finneran提供建議給新打造的敘事-科創政策團隊。但有時他們似乎也
沒能完全掌握狀況。他們的經驗主要是──編輯那些以科學為研究主題，而非以科學為研
究對象的材料；編輯那些科學家是敘事者或核心角色，而非本身就需要被解釋的問題角色
的材料；編輯那些能夠販售新奇科學而讓書籍暢銷的材料；編輯那些利用簡截書名（one
word titles）和諾貝爾獎得主來吸引人們關注他們的未來觀的材料。雖然在如今嚴酷的
出版環境中，這是必要之惡，但還有其他重要的考量。
Guston問：「商業性的非虛構文學，到底能多大程度容許那些不是推銷和諂媚科技，而
是圍繞著科技的含糊、矛盾與批判的作品？」
眾人哄堂大笑後的回應是：「那可是個艱困的市場啊！」。
史密森尼雜誌的Helmuth誤解了「批判」這個概念，他回應道：「花一本書的篇幅來處理
科學家的不當行為，看起來不太可行，雖然有人曾經這麼做過」。
但批判並不總是意味著搜出科學的陰暗面，如同William Broad 和Nicholas Wade兩位記
者在《真理的背叛者》（Betrayers of the Truth）中採取的那種方法，這本關於科學騙
局與不當行為的書，源自他們在紐約時報頭版的報導。相較之下，科創政策學者以建設性
的、學術性的、批判性參與的方式來處理科學，就像電影評論家處理電影的方式。一位科
創界的Roger Ebert （譯註二）不只要瞭解科學執行者的角色，也要瞭解組織一切的研究
負責人、籌措資金的生產者、以及被科學所感動的觀眾們的角色。不論目的是營利、熱情
、政治或純粹創造力，他都應該瞭解。他將在諂媚的旁邊替含糊與矛盾留下空間。
雖然出版代理人Hoffman對批判的理解較為懇切，但他仍主張讀者「想知道的是什麼可能
，而非什麼不可能。所以你賣的東西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幻想或是可能性」。但如果寫作適
當，科創政策學者的非虛構創作可以延伸而不是限制可能性。正如在藝術課中，批判與欣
賞並進。科創政策學者承認科學是值得讚美的文化成就，他們也承認有效、合理的科創政
策的成功是格外卓越的。對科學與創新進行檢視與說明的渴望，並未減少那樣的欣賞；它
反而是根植與此。學者與寫作者合作說故事，既能帶來批判的觀點，又能藉由增添色彩、
豐富度與質地於核心分析論點之上，讓學者的思索更添閃耀。觀點與豐富度的結合，使讀
者不會輕易陷入科學或科學政策的世界中，而是欣賞它們作為公民生活的一部份，而非一
種未受汙染、隔離與疏遠的東西。
編輯Meredith指出，矛盾、甚至爭議對編輯與寫作者一樣都是挑戰，但同時也是潛在的生
產力量。Meredith經歷過一次慘痛的教訓，她編輯了一本「好故事」，但普遍的評論卻認
為這本書的科學觀點太過片面。她表示，如今她會詢問她的 「專家作者：『有誰對你書
中的這些論點有異議？』當作者必須為自己辯護時，就帶來了敘事的張力。」然而，
Meredith仍然將異議視為科學群體之中的爭議，而不是科學家與非科學家之間關於科學事
業的目的和意義、以及科學實作如何反映那些目標的對話。Meredith如同Michael
Specter，還未讓科創政策學者──他們跟科學家一樣符合資格、勤勉、受公眾敬重且聰
明──成為行動者，去參與和科學家之間的批判對話，並促進公眾也展開這樣的對話。
思與寫背後的學術性，顯示出傳遞科學與創新政策時將面對的深刻挑戰。縱然參與者發現
了這個事實，真要付諸實踐則又更困難。學者與傳播者之間互相衝突的專業需求與互不相
容的議程，讓許多合作案胎死腹中。一些失敗的模式可以歸咎於組織者。例如，因為對學
者團體有其他的要求，讓他們無法和寫作者一起學習非虛構創作，他們只能從他們的搭檔
那裡學習這項新技能，但他們的搭檔有好些人才剛完成藝術創作碩士學位，尚在學習如何
自己駕馭這項技能。更進一步說，專業訓練的結構讓「年輕」學者幾乎比他們搭檔的「年
輕」傳播者年長十歲。Gutkind和Guston安排了寫作者與學者彼此團聚，讓這些組合努力
地去發覺他們配對的意義。
透過這些完成的作品，Finneran發現這樣的文體使他期刊中處理的科創政策議題更加親近
與吸引人。如他替《科學與技術議題》系列文章寫的引文〈新呼聲，新取徑〉所述：「雖
然難以置信，但有些人寧可閱讀引人注目的故事，而非經過細密組織的嚴格學術論據文章
」。即便已出版的論文，都還遺留了一些思與寫合作困難的煎熬，如Finneran所說，「分
析的敏銳絲毫不亞於故事所帶來的」。這也顯示，終極而言，非虛構創作是一種有力的文
體，幫助我們表達科創政策。
對Ottinger跟Zurer而言，〈淹沒在數據中〉的敘事幫助我們看到科學中的未知──煉油
廠的排放物是否真的導致人們生病這個「問題」──和已知一樣重要。為了揭露這個數據
正反並存的問題，他們必需同時打破學術寫作與非虛構創作的慣例，讓作者成為故事的主
角。
對Schmid跟Carper而言，〈小反應爐做到了？〉顯示出，如果沒有讓人與物同時作為行動
者，沒有讓他們之間的關係成為核心動力的一部份，便無法講述科學與創新的完整故事。
這些動力通常被當成是種隱喻，而科創政策──就像好的創作──則受到主導性的隱喻所
支配：Schmid的俄羅斯報導人把平常被視為相同、大型的核子反應爐比喻為「孩童；每一
個都不一樣」。有鑒於此，Schmid和Carper提出相當合理的問題：真的能將小型模組化核
子反應爐視為一個個「電池」嗎？又或者，人類是否應該持續去關注個別機器的複雜性與
獨特性？
對Sarah Whelchel 跟Elizabeth Popp Berman而言，〈為多年生植物付出〉暴露出人類的
生活與未來，如何束縛於貨幣、政策、自然、知識與技術的複雜系統之中。多年生穀物作
物對環境有極好的影響，它們減少全年種植與定期耕作對土地的壓力，並藉由較大的根系
，增加種植所能保留的碳存量。Whelchel和Popp Berman將三個人的敘事編織在一起──
堪薩斯州的農業社會運動參與者、華盛頓州的小麥培育者、康乃爾的植物遺傳學者──去
說明至少有一部份農業社群的人正嘗試執行多年生植物的長期、高回報研究，即便他們遭
遇到聯邦研究預算刪減、充滿敵意的企業方針、以及懷疑甚至自滿的科學團體所反對。然
而，就算他們的故事多采多姿、感動人心，倘若政策制定者不願給予多年生植物研究優先
權，終究還是淪為無關緊要。
對Meera Lee Sethi和Adam Briggle而言，〈讓故事被看見：生物倫理委員會的任務〉展
現出Michael Specter作品未處理到的合成生物學的另一面：它顯示了科學家如何在故事
中工作，而且是潛在充滿爭議的故事。它詳述一個活生生角色的個人敘事──從漫畫書與
愛好科學設備的兒童到引人注目的科創政策分析者跟主要的設備生產商──Sethi和
Briggle強調我們可以用多種方式來講述合成生物學的故事，從而我們可能也可以有多樣
的政策來治理它。她們也使用一個隱喻──蓋格計數器是如同一個孩童般被主角建造出來
的──來提醒我們，科學與故事同樣都藉由有力但難以捉摸的元素來建造，都需要技術與
耐心來呈現與控制。
為了回應Guston在簡報提案競賽開始前的問題，Finneran同意編輯同事的看法：出版科
創方面的非虛構創作是「一個挑戰，一個格外困難的挑戰」，特別是「不要被視為是『反
科學』」。但他希望參與這個計畫的人們可以「開始沿著這條路走下去」。Finneran表明
，我們都想要看到「一個更曖昧、更富於深思熟慮的批判與科學理解，所以它不會離一般
人太遙遠…你說得沒錯，我們將會出版它」。寫作者─學者團隊思考與寫作，Finneran則
信守承諾，負責出版。
將近兩年後的現在，這個獨特的實驗性計畫成果前景看好。《科學與技術議題》出版了四
位合作者的文章，還有兩位以上合作者的文章仍在考慮是否要出版。其中一位傳播者開辦
了一個線上非虛構創作社會行動刊物。另一位「下一代」參與者成為醫療科學取向書系的
出版者。三位合作者獲得演講或寫作合同作為其努力的直接成果。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近
來資助了一個後續計畫，它的規畫更為全面。Finneran設想的科學的含糊、細緻入微以及
敘事批判的立場，正準備好成為一股在科學與科學政策的公眾論述中的力量。
（譯註二）Roger Ebert是美國影評人，普立茲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