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兩個活生生的人在令人懊惱的合作中，共同完成一件無法獨自完成的任務。
在簡報提案競賽結束的六個月後，「我思」計畫中關於科技議題的第二部分寄達同為組織
成員和《科學與技術議題》期刊編輯的Finneran的收件匣。這封信息對於Gutkind來說仍
然不盡人意，他通過電話向作家Gwen Ottinger和Rachel Zurer解釋說：「我們期待的是
…更多敘事性的東西。」Gutkind進一步從他們合寫出來的作品中指出幾個段落，其中的
內容使得Ottinger的研究淪為枯燥無味的講解。
Zurer要傷透腦筋的Ottinger重新組織文章，她修改了其中特別抽象的部分。Ottinger是
一位柏克萊訓練出來的人類學家，並具有工程學的大學學位，她十分擅長根據所學的領域
提出相關問題。她已經花了近十年的時間，致力於測量煉油廠和其他石油化工設施附近的
社區中空氣有毒化學物質濃度。她希望她們的文章點出：只有同時結合社區健康研究，原
先增加並廣佈的空氣監測才能發揮效用。她們的論證依賴於一種對環境空氣中毒素的現行
監管標準和抽樣基準的批判，這些標準和基準是測量空氣品質的準繩。簡言之，這些準繩
會隨著設定標準的人是誰而變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幾乎必然）是部分來自研
究，部分來自外推，而部分來自專家判斷。
她們提交的手稿已經如前述盡可能地表達了。Zurer是一名剛獲得學位的藝術創作碩士，
十分致力於她的非虛構創作，並細膩而堅決地想要去了解她所撰寫的主題。現在，她想讓
她們設法找出表現這份手稿的方式。她建議在她們的敘事中插入標準布置作為場景。但如
果場景是一位監管者坐在桌前，篩選一大堆科學研究，決定要採用哪些安全因子以及如何
統合各種結論，這樣的場景一點也沒有畫面性。此外，Ottinger也抱怨，如果讓監管者當
主角，他們只能表現出一套標準的製定過程，而不是更大的脈絡。但正是那些脈絡才能凸
顯不確定性、差距及疏忽，並且限制了這些標準的用途，這些標準原先是要提供居民和決
策者去理解工業設施的排放是否影響社區健康。
「那麼是誰看到更大的脈絡呢？又是誰來做出論證？」Zurer提出疑問。也許她希望一些
有領袖魅力的社區運動者得以成為他們文章的基石。
「沒人！」 Ottinger脫口而出。然後她嘆了口氣，「我是指...是我在這麼做。」
Ottinger繼續解釋說，這就是為什麼在《科學與技術議題》等政策期刊上發表自己的研究
對她來說那麼重要。一般來說學者，特別是那些在職業生涯早期的學者，多把自己侷限在
那些每篇文章都必由二到四位相關主題專家審查後才發表的學術期刊。同儕審查過程擔保
了研究的品質，而且儘管這些期刊的讀者數量很少，但他們藉由出版建立起學術聲譽，並
讓他們在大學裡升遷。事實上，為《科學與技術議題》期刊撰寫敘事性作品難以對
Ottinger爭取終身教職產生幫助，不過她覺得自己有必要向幾百位關係最密切的同僚外的
大眾發聲，說出他們需要知道的。
她研究的許多社區和運動者團體倡議在石油化工設施圍欄上進行環境空氣監測，這在某些
案例中很成功。但是，若沒有更好的工具來解釋這些數據，增加監控數據只是徒勞無功。
況且，建立這些工具不僅需要社區團體承認這是個問題，也必須得到可以為此計畫提供資
源的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承認。
不令人意外的是，Ottinger透過她的研究發現其他人沒有認識到的問題，而她主張的政
策立場也並未被那些她研究的活動參與者所倡議。事實上，這就是學術本質的一部份。學
術研究者有一個獨特的視角：他們從巨觀的視野，審視大型結構與特定情況，並可能花費
數年時間來梳理事件的多重層次，看它們如何相互構合。因此立基於學術工作的政策建議
相形之下是深遠的、長期的且相對新穎的。
但創造一個敘事不僅只在於表達，Zurer和Ottinger真正的挑戰是實際推動並傳達一個對
煉油廠周界社區空氣監測的學者觀點。好的故事需要角色，他們會有衝突，並且有解決之
道。學者─傳播者的組合面對的是一個正在發生，但至今尚未有人與之奮戰的問題──或
許除了Ottinger自己正與之奮戰，但她也僅透過學術寫作和偶爾提供運動者團體建議。
「所以我們應該這麼做，我們應該來談妳的故事。」Zurer聽完Ottinger解釋她如何得出
希望藉由她們的文章傳達的結論後說道。
Zurer的建議是個基進的建議：政策學者書寫他們的觀察和分析，而不是關於他們自己的
學習過程。記者也不會讓自己成為自己故事中的角色。然而，在他們嘗試設想了所有情境
後，Ottinger壓抑著她的不安，並以這句話作為文章的開頭：「我剛搬進我的新辦公室時
可說超級狼狽。當時我赤足，墊著腳尖站在我的桌子上，往書架擺放我的書；同一時間，
我在華盛頓大學的一位同事Bothell進來向我做自我介紹。」
故事終於浮現出來。在前兩段中，未具名的同事提供了敘事所需的衝突，他提出了一個棘
手的問題，就是煉油廠的排放是否真的使得周界地區的社區居民生病。Ottinger盡力回答
這個「問題」，帶領讀者從加州奧克蘭的實習過程和路易斯安那州諾科的田野調查，到
Zurer與加州貝尼西亞的運動者Marilyn Bardet會面，再回到Ottinger的辦公室。最後，
透過想像來自貝尼西亞這樣的社區中廣泛的新空氣監測計劃所能提供的解答，她腦中構想
出一個更廣泛的環境健康監測規劃，讓更好的環境空氣標準以此為基礎──
我在教職員假日派對閒晃時，發想了一個新的白日夢：國家環境衛生科學研究院將徵求
建立空氣監測與環境衛生監測相關性的研究計畫；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將環境空氣毒素標準設定為新的優先事項，要
求周界社區的數據成為這一過程的基石；而Marilyn Bardet將抓住新的機會，讓她的社區
參與這個問題創造更好的解答。
把政策建議與Ottinger對問題答案的探索互相交織在一起，得到了Finneran和Gutkind的
認可；Ottinger和Zurer的文章繼而成為《科學與技術議題》期刊中以敘事形式向讀者介
紹科學政策系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