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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samiImai (今井麻美) 看板: IA
標題: [觀點] 花亦芬：用轉型正義打造信任，德國的曲
時間: Wed Aug 3 21:40:29 2016
花亦芬：用轉型正義打造信任，德國的曲折路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3-opinion-yfhua-transitional-justice/
民主政治，是一種奠基於公民社會人群之間「願意彼此信任」的政治；也以公民社會穩定
的運作，讓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政治決策與民心向背的可預測性，願意寄予比較高的信任
感。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新政府日前透過「促轉條例」在擘畫的「轉型正義」工程，可
知道其是希望透過妥善處理過去的歷史創傷，為更良善、更穩定的未來鋪路。
目前台灣社會將「轉型正義」這個概念運用到許多領域，顯示出我們社會因長期被威權政
治壓抑，有太多歷史傷痕需要處理，現在的我們是站在一個時代轉捩點，需要好好重整社
會價值。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轉型正義」處理的內容並非包山包海，它的核心精神在
於：「體制」的翻轉，與公民社會「信任感」的重建。
誠如「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
）為自己工作設下的目標：「幫助轉型社會，處理過去大規模人權侵害的遺緒，建立國民
對政府機構作為人權捍衛者的信任感」。由此可見，轉型正義的目的是透過處理人權被踐
踏的歷史創傷，改造政治社會相關體制，以清除威權遺緒，建立公民社會對普世價值的認
知。轉型正義的基本精神在於：國家機器的運作應轉型以爭取國民信任；且公部門各種機
制的存在前提，是保障人權、深化對人性尊嚴價值的肯認。
德國的轉型正義：不只「司法清算」
聯邦德國在二戰之後針對納粹大屠殺、以及1990年後針對前東德共產政權迫害人權之行徑
，進行過兩次轉型正義。台灣對德國轉型正義之認識，不該只停留在「司法清算」這麼片
面簡化的概念上；而應更深切去看到，轉型正義更牽涉到社會價值觀的重建與教育文化內
涵的更新，與在此基礎上追求整個社會心靈的修復與和解，以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支持。
換句話說，轉型正義不只是在一定期程內的司法介入、不當黨產處理，寫完結案報告就了
事；而應是能鋪築道路、有長遠續航力的民主深化工程。
去年10月22日，以色列總理納坦尼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台譯內坦雅胡）宣稱，是
巴勒斯坦人煽動希特勒去迫害猶太人。德國總理默克爾（ Angela Dorothea Merkel，台
譯梅克爾）隨即公開反駁，重申「該為猶太大屠殺負責的是我們」。默克爾這種坦率面對
黑暗歷史的態度，不僅堅定地重申聯邦德國立國的根基，建立在民主與捍衛人性尊嚴價值
之上；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再次明確保證，德國不會再被過去的歷史錯誤攪擾糾纏（即便是
以色列總理拋出的示好之詞），錯了就是錯了。德國不去牽扯其他國家在二戰期間是否也
有涉入戰爭責任的問題，堅定地為自己做過的錯事認罪道歉，這是德國真正的重生之道。
能走到這麼堅定明朗的一步，並不容易。誠如電影《沈默的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台譯《謊言迷宮》）以及《跟弗利茨包爾對抗的國家》 （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 台譯《大審判家》）所勾勒的的歷史背景：二戰後的聯邦德國（西德
），在阿丹拿（Konrad Adenauer，台譯艾德諾）執政時期有十來年，對轉型正義工作冷
漠以對。戰後西德，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對納粹過往陷入社會的集體沈默。
然而，從耶路撒冷大審、法蘭克福大審以及六八學運以降，年輕世代積極追求轉型正義的
呼聲日高。1970年，溫和左派的社民黨（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在戰後西德首次執政，總理 Willy Brandt 在該年年底到波蘭華沙猶太區
，代表西德政府致意。當時他突然下跪道歉，表達自己內心深沉哀悼，出乎所有人意料之
外。此舉不僅成為轟動全球的大新聞，更奠定了聯邦德國自此以「認罪道歉」來面對納粹
過往的政策基調。
紀念的兩種姿態：前東德記憶工程的弔詭
西德政府跨出視自己為戰爭受害者的自悲自憐，勇敢面對歷史真相，的確讓他們在國際間
贏得越來越多的肯定與信任。這也讓他們清楚認知到：放棄為自我錯誤行為辯解，以積極
融入國際民主社會秩序，來取代過去保守勢力所堅持的「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才是讓德國贏得世人尊重與信任的不二法門。
相對之下，冷戰時期的東德也進行所謂「對抗法西斯勝利」的納粹戰犯審判，而且比西德
還早設立納粹集中營紀念園區與紀念碑。但是，東德在審判納粹戰犯時，順便把人權運動
者、人權律師、政治異議者一併抓來整肅。集中營紀念園區的設置，也是為了打造「反法
西斯/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鞏固共黨政權統治，而非為追求健全的民主體制。
這些被視為「反法西斯/反資本主義勝利」的歷史記憶，成為東德共產黨操控的官方記憶
，用於民族精神教育。弔詭的是，這些記憶其實大量沿襲納粹新聞宣傳部長戈培爾（
Joseph Goebbel，台譯戈貝爾）在戰爭末期，為刺激德國人浴血奮戰而佈下的錯誤國際新
聞宣傳。這是只想用歷史來服務統治政權的威權國家，會踏入的歷史陷阱；其更讓不少前
東德民眾，在不知不覺中受害甚深至今。
換言之，真正能被視為轉型政治的歷史工程，必須能導向建立理性討論運作的民主法治、
並保障重視個人生命尊嚴的思想文化內涵。
德國兩次轉型正義工程，都非常重視民眾「知」的權利。這是一個民智已開、媒體擁有高
度新聞自由的社會，應該掌握的基本原則。為了深化民主，他們勇敢正視那深不可見的黑
暗過往，不斷透過公共參與，讓轉型正義融入以「民主」與「人權」為基底的國民教育內
容、並成為政府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則。
伺機而動的威權遺緒
聯邦德國將他們的民主體制打造為「防禦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國家對
於具有極端思想（不論是極左或極右）的政黨可令其解散，也直接將與納粹相關的思想與
舉措列為禁忌。這種作法是因為深知，需要處理轉型正義的社會裡，往往有許多歷史沉痾
要面對，也潛藏著不少會讓威權再起的因素。實際上，有些人（或團體）確實是伺機而動
。
因此，需要轉型正義的國家，更應從社會價值重建與教育內容上，積極打造國民對普世價
值的認知，避免威權思想轉變樣貌，以各種煽動人的方式重現──就像近年來波蘭或匈牙
利的政局，在某些程度上有些令人擔心。
這樣的問題聯邦德國並不是沒有經歷過。
兩德民主統一後，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以選舉產生的第一位校長
Heinrich Fink （1935- ）。他雖然順利通過「除垢法」（lustration law，旨在清除昔
日威權體制的殘存勢力）規範的相關檢查，但1991年11月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證實，有更
多事證顯示他曾為東德秘密警察線民，並獲頒金牌獎勵。Fink 在1992年初被洪堡大學無
限期解聘；心有不甘的Fink 遂加入東德共產黨在兩德統一後轉型成立的民主社會黨（
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積極鼓動德東民眾跟聯邦德國政府對
抗，且號召大學生對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施壓。
轉型正義不是按照某些特定作法照表操課，就可以將威權遺緖畢其功於一役清理殆盡。反
之，這是個需要集眾人智慧與良善意願一起推動的社會體質改造工程。這個工程除了希望
給予過去的受難者及家屬應有的正義與撫慰，同時也是為了讓明天的我們，可以生活得更
安全、生命尊嚴有更多保障。
台灣的轉型正義
社會文化體質的改造是我們應該好好努力推動的事，不應讓威權文化幽靈，在社會生活裡
繼續盤旋縈繞。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台灣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在台北街頭，不
時可見有年輕人穿納粹軍服，出現在遊行隊伍或暑期青少年營隊裡，以吸引眾人目光；台
北的百貨公司裡，甚至有以納粹黨衛軍圖騰為標籤的潮牌流行服飾。這是民主時代令人匪
夷所思的現象，但確確實實在台灣發生了。民主不是失去價值，多元不是可以罔顧人命。
過去台灣處理二二八的最大缺憾是：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德國作為加害者國家的轉
型正義經驗卻清楚告訴我們：如果加害者及其後代只想避談過去、粉飾太平、甚或扭曲歷
史真相，最後結果是自己陷於受害的情境中。
不管對受害者或加害者而言，受傷的心走不遠。當世代之間，有著無法坦言、不容許進一
步探問的雷區時，親歷創傷的上個世代，可能會苦於「創傷後症候群」，其精神狀況也可
能在家庭裡，造成跨世代間的傷害傳承。別過頭去不想（或不敢）去面對，最後留給自己
與後代的，不會是時間自然療癒一切，而是大家任由各種沒有被檢證的歷史記憶，互相糾
纏打結出一個互信基礎薄弱的社會。
一個互信基礎薄弱的社會，內部撕裂必然深重，也無法有足夠強壯公民凝聚力，可以抵抗
專制獨裁。就以希特勒統治時期的德國來看，當時不乏起來呼籲德國人要覺醒、甚或勇敢
起來反抗暴政的人；但是當時德國社會苦於各種極端意識形態的叫囂對陣，互信基礎薄弱
，讓這些前仆後繼挺身抵抗納粹的人，也難得到足夠的社會支撐與回應，接連孤單無助地
犧牲殞落。最後，也讓六百多萬人無辜犧牲生命。
近年來台灣的社會運動與學運頻繁，公民社會過日趨成熟。但是我們還是要知道，沒有深
入檢視過去錯誤的行為，並從這些歷史檢視裡汲取教訓，並不足以預防台灣再度重蹈威權
覆轍。只是徒有和好的意願，仍難打造足夠有力的公民互信基礎，深化台灣的民主政治。
公民社會「信任」（trust）的關係，不是傳統黨國恩庇政治拉幫結派的「依存/ 依賴」
（reliance）關係。「依賴」在本質上是工具性的，就像我們依賴鬧鐘喚醒、依賴捷運通
勤。「信任」關係則建立在信守承諾、同時也具有兌現承諾的實際能力。
二次大戰結束七十年，重新回首德國走過的路，兩次轉型正義，讓德國不僅看到國家發展
穩健精實，而且深得國際社會信任支持。這樣的歷史經驗，值得才剛要正式踏上轉型正義
之路的台灣參考。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