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西方政治制度的兩次危機
《中國社會科學報》
http://whis.cssn.cn/sjs/sjs_sjxds/201903/t20190301_4840999.shtml
張瀟爽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文指出，2000年至2015年，西式民主在27個國家失靈，包括英美
在內的成熟民主國家亦屢現"功能失調"。近年來，英國脫歐，法國乃至歐洲連番發生恐怖
襲擊及難民危機，美國出現種族衝突和政治特朗普現象。種種跡象表明，西方以民主為旗
幟的政治制度在全球範圍內失掉了舊有榮光。這種衰退可歸因於2008年金融風暴及其後長
期的經濟低迷，以及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貧富分化、福利制度造就債務國家和黨爭導致
選舉政治深陷僵局等因素，可謂一次深刻的制度危機。而回溯至1970年代的冷戰對峙時期
，西方各國也曾遭遇類似的危機：同樣的經濟停滯和民粹政治，同樣的城市暴力與極端主
義崛起，以致被亨廷頓稱為"民主統治能力危機"。
1970年代的民主"統治能力"危機
西方戰後第一次政治制度危機發生於1970年代，誘因是1974年阿拉伯和以色列兩國戰爭致
使世界範圍內石油短缺、油價攀升，加劇了此前已經開始的通貨膨脹，西方各國的戰後經
濟繁榮突然陷入停滯，因而往往被稱為石油危機。事實上，這場危機真正肇始於1960年代
末，究其實質，則是平等主義浪潮下的過度參與，危及民主"統治能力"的制度危機。
二戰後，世界政治旋即進入冷戰對峙階段，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展開政治制度優劣的意
識形態之爭。西方陣營在反思兩次世界大戰與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壓力下，以自由主義民
主、競爭性選舉和公民權利重述民主政治，以凱恩斯主義修正使自由市場凌駕於社會之上
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增強政府對市場的管制，通過保護性勞動法律、限制性金融規則和
惠及更多人的福利體系來為大眾提供保障，開啟"國家干預資本主義"時期。凱恩斯信條下
的國家干預資本主義和美國的馬歇爾計畫為西方社會帶來了25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到了
1960年代中期，當二戰後的"嬰兒潮"成長為反叛的青年一代，大眾從對社會和種族不平等
的心安理得中驚醒，激進化的大眾政治運動愈演愈烈。最大和最早的政治示威發生在美國
，導火索是非洲裔美國人爭取公民權利的鬥爭。隨著美國捲入越南戰爭使之升溫，最終促
使平權法案通過並結束了越戰。當時的法國則是風暴中心。到了1960年代末，意大利的極
左翼分子組建"紅色旅"暴力對抗資產階級，並號稱要"讓權力機構殘廢"。加拿大、墨西哥
、西德和西班牙亦捲入造反浪潮之中。
在激進的平等主義導向之下，利益集團以幾何級數增長，社會分裂加劇。公眾對政治制度
的信心和對政府的信賴進一步滑落。如1958年，76.3%的美國人認為政府為所有人謀利，
1972年則降至37.7%；而認為政府是為少數大型利益集團服務的看法，則從1958年的17.6%
上升至1972年的53.3%；而公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比例，1966年是41%，1973年則為19%。
隨著政府活動的膨脹，預算赤字激增，通貨膨脹嚴重，為爭取高薪而開展的罷工此起彼伏
；隨著政府權威的下降，政府控制工資和價格的努力，又在強大的利益集團面前節節敗退
。到了1974年，石油危機引發經濟停滯，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相結合，又給政府帶來更嚴
重的危機。西方政府最終放棄凱恩斯主義而轉向放鬆管制，著手削弱勞工的力量並轉向資
本的邏輯。
正如1970年代出版的《民主危機》一書所指出，1960年代，西方的民主制度遭到來自外部
環境、時代趨勢和內部危機的三重挑戰，當時東方陣營意識形態的影響、知識分子與青年
的狂熱以及政府面對多元利益集團的協調不力，使得"民主力量給民主的統治能力製造了
一個問題"。亨廷頓呼籲"節制民主"，而哈貝馬斯則在《合法性危機》中認為，危機已從
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社會、行政和文化領域。1970年代西方的危機是一場典型的政治危
機。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及其逆轉
實際上，二戰後大眾政治興起，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的相互作用塑造著現代西方世界：資
本主義借助市場分配資源，遵從資本的追逐利潤的邏輯；民主通過投票等分配權力，回應
大眾平等主義的訴求。由此，資本運行邏輯與大眾民主訴求之間此消彼長、衝突不斷，如
此構成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難以消弭的結構性危機。
1970年代的民主危機，一方面是長達數年的平等主義浪潮和過度的大眾抗爭消耗了民主政
治秩序，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底層政治訴求佔據上風，直接衝擊了資本權力而造成經濟喪失
活力。危機之際，資本亦發起其對大眾民主政治的反抗。1970年代起，哈耶克所保守的古
典自由主義重新受到追捧，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異軍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