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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7 期（民國99 年3 月），149-184
c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新疆現代史研究述評*
吳啟訥**
摘 要
本文回顧並討論 1950 年代以來的新疆現代史研究。處在民族主義立
場兩端的中共官方與維吾爾民族主義者，都依賴歷史書寫，為各自的政
治訴求尋找合理化或合法化的依據；198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以漢語文
進行的相關研究有令人矚目的進步，但仍未擺脫政治框架的約束。台灣
研究者的相關研究，正逐漸擺脫傳統的反共情結，但又面臨能否抗拒簡
單模仿西方視角及方法、保留有價值的中文思維傳統的新問題。英文學
界對民國新疆史和中共治理新疆時期的研究，既發掘了認同和衝突的政
治層面，也廣及文化層面的問題，成績斐然，但也一直存在東方主義傾
向與對抗論述的角力。而且，在各方對新疆現代史的研究中，仍存在某
種以政權更替為分期標準，切斷歷史連續性的狀況。無論如何，一甲子
以來的新疆現代史研究，經歷了由青澀步向成形的過程。
關鍵詞：新疆現代史、民族史、歷史書寫、認同、文化衝突
*
本文承編輯委員會及匿名審查人提供極有價值的意見與建議，謹致衷心謝意。
收稿日期：2009 年 3 月 16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 年 2 月 3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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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現代史的研究始於 1950 年代。中共在北京建立新政權，取得對包括
新疆在內中國大陸的全面控制後，開始以勝利者、統治者的立場書寫歷史。另
一方面，曾經經歷 1920 年代以來新疆風雲變幻，尤其是 1944-1949 年間東突
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獨立、半獨立風暴，於 1949 年末隨國民政府撤退到
台灣的各方人士，懷著五味雜陳的心情，也開始回顧剛剛落幕的歷史大戲。西
方學者以往可以自由出入中國邊疆省分，並以邊疆做為研究中國與世界關係的
切入點，但遭到竹幕隔絕之後，則以反省的態度，初步歸納自己對二十世紀前
半期包括新疆在內中國邊疆地區歷史的觀察。1970 年代末，隨著毛澤東時代
的終結，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統治下的邊疆地區與外界資訊隔絕的狀況逐漸改
善，西方中國研究界、流亡在中亞和土耳其的維吾爾知識分子圈以及中共學
者，不約而同地展開對 1950 年代以來中共統治新疆時期的研究，到二十一世
紀初為止，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與此同時，在現代社會或政治現實的影響
下，各方對新疆古代史的書寫，也出現了一些令人矚目的趨向，並與新疆現代
史研究發生了密切的互動。
一、中共史學與維吾爾民族主義史學書寫下的
新疆古代史
中共官方和維吾爾民族主義者治史，一開始便帶有完全對立的政治目的。
中共黨國依賴歷史書寫，為其對新疆的政治和軍事控制、漢人移民等尋找合理
化或合法化的依據。相對地，當代維吾爾民族主義者則透過歷史書寫，誇張維
吾爾民族身分和民族認同，淡化伊斯蘭教對維吾爾人生活的核心影響，試圖為
維吾爾人反抗中國統治提供佐證。正由於雙方的目標和方法都是基於民族主義
考量，因而使用了幾乎完全一致的歷史思考方法和論述模式。
清末民初，漢人政治勢力繼承滿洲人留下的帝國遺產，「中華民族主義」
史學家創立了新的歷史論述，主張中國是由「中原」和「西域」等「邊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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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而此一構成型態在歷史上從未中斷。1
中共建政後，繼承了這一論述，
並從中發展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尊重漢人以外其他民族法律上的平等
地位，但同時也在政治上與文化上確認了中原文化—中華民族中心論述。2
此
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國史」，也適用於「地方史」和「少數民族史」。在此一
框架下，新疆的歷史被描述為構成現代中國特定一部份的地方史；論斷塔里木
盆地、準噶爾盆地與古代中國王朝間關係的標準，被限定在「統一」與「分裂」
的命題上。新疆近現代史的研究，更凸顯了「帝國主義煽惑」背景下「民族分
裂」與「國家統一」的衝突。官方史學將新疆百年來的歷史描述為：「各民族
勞動人民在共同抵禦外國侵略者和反抗國內反動統治者的鬥爭中，加強了共同
的歷史命運和共同鬥爭的歷史傳統。」3
1949 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官方史學同時也受到「馬列主義」詮釋架構的
約束。中共所奉行的「馬列主義」，乃是由馬克思的部份理念與之後的蘇聯詮
釋者之引伸和注解的混合物。4
官方史學使用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史學說，將 1949
年之前的漢人社會，定位為處在較高的文明和社會發展階段，而維吾爾等諸多
1
1930 年代涉及新疆古代史研究的經典著作是曾問吾的《中國經營西域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不過，與曾問吾同期，以漢語文寫作的史學家中，仍有不同於「中華民族主義」史觀
的「漢民族主義」，甚或穆斯林民族主義史觀存在，前者如：李新，〈評《中國經營西域史》〉，
《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期 78（1936 年 12 月 10 日），無頁碼；後者如時任中華民國外交
部參事，漢語穆斯林王曾善的論著：王曾善，〈東土耳其斯坦古庫車一帶之文明〉，《新亞細
亞》，卷 4 期 6 (1932)，無頁碼；〈新疆與土耳其〉，《阿爾泰月刊》，創刊號（1944 年 1 月
15 日），無頁碼。在 1949-1980 年期間，中共當局完全禁止任何不同於「中華民族」論述的公
開討論。時在土耳其的維吾爾學者，基本上延續其 1930 年代以來的主張；在蘇聯的維吾爾學者，
也還享有相對自由的學術（僅限於學術，並止於近代史）空間；在新疆的維吾爾學者，只能在
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觀點與沉默之間選擇其一。
2
配合「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的歷史書寫，首先表現在繼承古代中國史學的華夏中心想像，擴
大解釋遠古神話和典籍，也表現在考古發掘的解釋之上。對新疆境內考古發掘的解釋，可以參
見王時祥，〈喀什市歷史文化發展概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喀什市文史資料研究委
員會編印，《喀什市文史資料》（內部印行，1988），第 3 輯，頁 1-38。 3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 年-1966 年 4 月）》（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卷 1，頁 210-211。 4
Walker Conner, The National Questions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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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漢民族尚未進入此一階段。5
官方史學傾向將 1949 年之前不同語言、宗教群
體間的衝突，描述為「階級」─而非「民族」─的衝突，同時聲稱中國共
產黨是站在各民族受壓迫人民這一邊，反對各民族剝削階級和壓迫者的政黨。
依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代表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在中共的詮釋裡，中國歷史和「地方史」的「必然趨勢」或曰「歷史潮流」、
「主流」，是「統一」；而「分裂」則是「逆流」、「支流」。6
因此，圖謀
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將新疆從中國分離出去，不僅不具道德正當性，並且注
定了失敗的命運。官方歷史學者在自認了解歷史「必然趨勢」後，將中國疆土
的擴大描述為「統一」，而非「征服」或「吞併」；當然，官方歷史敘述在採
認前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的前提下，也將北亞遊牧集團數度征服「中國」
北部甚至整個「中國」的過程，定義為「中華民族內的各個兄弟民族對於中國
統一的貢獻」。
除了引用馬克思學說之外，中共官方史學另從列寧那裡吸收了「帝國主義
是資本主義的最後和最高階段」的理論。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向列強割地賠款的
歷史，使中國成為帝國主義的受害者，逐漸淡化了歷史上中華帝國的擴張行
徑。7
然而，在尊奉孫中山、毛澤東等革命領袖主張的中國史學家描述下，
1840-1949 年的中國乃淪為「半殖民地」，同時為由所有前清朝臣民及其後裔
5
官方史學對此的具體描述是：「就全國而言，漢族地區經過幾千年封建農業經濟的發展，社會
生產力水平相對較高，明清以後特別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工商業也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在少
數民族與漢族交錯雜居地區，一些少數民族的部份成員在與漢族的長期交往中，逐步吸收和採
用了漢族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在生產力發展程度上接近或達到當地漢族的水平。對於
地處邊遠、民族聚居的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社會制度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卻大大落後於漢族地
區。……除部份地區處於封建地主經濟統治之下外，封建農奴制、奴隸制和濃厚的原始公社制
殘餘仍主宰著眾多少數民族人民的命運。」見郝時遠，《中國的民族與民族問題—論中國共
產黨解決民族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102。 6
如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魏良弢稱：「不論維吾爾族在歷史上政治實體是獨立的，還是不獨立的，
它們都是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或汗國。」見魏良弢，〈關於維吾爾族歷史編纂學的若干問題〉，
《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 3 期，頁 28-34。 7
Peter Perdue, “Comparing Empires: Manchu Colonialism,”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20:2 (June
1998), pp. 25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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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成的「中華民族」，取得了以「國族」身分追求自決的權力。8
官方史學
還利用史達林有關「民族識別」的學說，為其在新疆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尋求正當性。在官方民族學家的定義下，新疆各地使用突厥語族語言的人，並
不屬於同一「民族」（泛突厥主義者則相反，認定這些人都屬於「突厥民族」），
而是五個不同民族。
總之，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唯物主義社會發展史觀、列寧的殖民
地人民反帝論述，以及史達林式的民族學說所構成的框架下，新疆歷史被界定
為由時間軸上的「古代西域史」和「近代新疆地方史」，以及空間面上的「維
吾爾族史」、「哈薩克族史」、「克爾克孜族史」、「烏孜別克族史」和「塔
塔爾族史」等「少數民族史」組成。9
官方有關新疆和維吾爾歷史研究的作品，基本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形塑，每
次小心翼翼的修訂，都是為了與共產黨的政治需求保持一致。101980 年代出版
的多卷本《新疆簡史》11和多卷本《維吾爾族歷史》12，到目前為止仍被認定
為最正確的新疆歷史版本。官方歷史書寫聲稱「新疆自古以來就是祖國不可分
離的一部份」，13目的在於消除維吾爾人爭取獨立的念頭；而他們在撰寫新疆
8
如：1956 年《初級中學中國歷史教學大綱》指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我國歷
史是各民族的共同歷史。我國各民族在經濟文化的發展上都有重大的貢獻，各民族在對共同敵
人的鬥爭裡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形成了各民族友愛團結的大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
部編訂，《初級中學中國歷史教學大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頁 1-2。 9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著名的歷史學家馮家昇參與主編的上、下兩卷本《維吾爾族史料簡編》，於 1956 年「內部發行」。
原因應是這一類書籍的主題與資料都帶有敏感性；當局也可能擔憂這類出版品對社會的影響。
1958 年，該書上卷修訂出版；1981 年，全書再度增訂出版，見馮家昇、程溯洛、穆廣文等，《維
吾爾族史料簡編》（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該書出版過程的內幕，見劉格，〈《維吾爾
族史料簡編》新舊兩個版本的比較〉，《新疆圖書館學會會刊》，1984 年第 1 期，頁 79。至於
此書之修改，此不詳述。
1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新疆簡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冊 1-3。 12 劉志霄，《維吾爾族歷史（上編）》（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維吾爾族歷史（中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維吾爾族歷史（下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9）。
13 包爾漢院長在新疆學院的副手張東月發表於 1959 年的文章，開宗明義即有此宣示，見張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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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史時，更希望消除仍然存在於一定比例維吾爾人之中，有關 1930 和 1940
年代兩次真實存在過的民族獨立的歷史記憶；因為這種記憶，可能為現實當中
維吾爾人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統治的政治行動提供道德正當性。
二十世紀以來，亞洲傳統國家紛紛轉變為西歐式的民族國家，許多在原本
傳統國家勢力範圍之內的民族團體，試圖拒絕與這類新的民族國家整合，例如
外蒙古和西藏即不願被新興的中華民國吸納。為了向此類抵抗行動提供合法依
據，這些民族團體也試圖創造主流或傳統歷史書寫之外的另類歷史。為了反駁
民族國家對其境內主體民族團體和被統治民族團體歷史的獨斷描述，以便讓自
己的民族團體取得與統治民族團體以及他們的民族國家完全相等的地位，拒絕
接受統治的民族團體，便模仿統治者官方史學的書寫架構與敘述方式，建立一
個觀點相反的對照詮釋系統，製造對立的結論。
流亡海外的維吾爾學者，以及在中共統治之下，某些堅持維吾爾民族主義
理念的維吾爾知識分子，在歷史書寫中建立了「維吾爾中心主義」。維吾爾人
的故鄉中亞，成為歷史敘述的中心，中國則被置於外緣。相對於中國將現代新
疆當作中國歷史記述中「西域」的一部份，維吾爾民族主義者則使用「中亞」
或「東突厥斯坦」的概念。他們試圖透過歷史書寫，證明維吾爾人自古以來便
是獨特而具有連續歷史的民族，他們到達新疆的時間遠早於漢人，並且在那裡
建立了一系列古代國家，所以該民族是新疆的土著，新疆是該民族的固有家
園。因此，維吾爾人擁有主張新疆地區主權的合法權力。14
與中共的官方史學類似，維吾爾民族主義史學同樣依賴一套混合的詮釋框
架，只是此一架構是由維吾爾民族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組成，將大多數歷史上的
〈關於新疆歷史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1959 年第 6 期，頁 16-21。此一公式（中共術
語為「提法」），自此便成為新疆一切有關歷史的出版品所必須服膺的標準。
14 例如 Turghun Almas（吐爾渾‧阿勒馬斯）, Uyghurlar（《維吾爾人》）(Urumqi: ?injang ya?larosmula
na?riyati, 1989)；Alken Bai Alp Tekin（艾爾肯‧阿爾普特勤）著，米娜娃‧阿布都熱依木譯（自
流亡團體刊物《東突厥斯坦之聲》1985 年第 5 期），〈東突厥斯坦是中國領土嗎？〉，收入新
疆社會科學院「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在新疆的傳播及對策研究」課題組編，《雙泛研究
譯叢》（烏魯木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內部印行，1993），第 3 輯，頁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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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政權追認為維吾爾人的政權。著名的吐爾渾‧阿勒瑪斯在《維吾爾人》一
書中即宣稱，烏古斯(Oghuz)、匈奴大單于國(Hun Tengriqut)、歐洲匈奴(Huns)、
白匈奴（White Hun ?噠）、藍突厥(Kok Turk)、鄂爾渾回紇(Orkhon)、亦都護
(Idiqut)、喀喇汗國 (Karahanid)、伽色尼王朝 (Ghaznavid)、塞爾柱蘇丹國
(Seljuk)、花喇子模(Khwarazm)、葉爾羌汗國（薩伊德王朝，Yarkand Khanates）
都是維吾爾人的祖先與血親。15
維吾爾民族主義史學家也模仿中國史學家，從 1930 年代以來「北京人」
與「山頂洞人」等古人類學發現以後所建立的詮釋學，吐爾渾‧阿勒瑪斯將樓
蘭出土的一具數千年前的木乃伊，直斷為維吾爾人的祖先。他的推斷依據的是
一個似是而非的三段論：由於維吾爾人的祖先信仰薩滿教(shamanism)，而樓
蘭木乃伊的埋葬方式明確顯示了薩滿的特性，因此該木乃伊就是維吾爾人。與
阿勒瑪斯氏相似，維吾爾考古學、語言學、文獻學家庫爾班‧瓦里(Qurban Wali)
致力於從數千年前的粟特文(Sogdian)和佉盧文(Kharosti)書面文獻中，尋找「維
吾爾語」字彙（完全不顧維吾爾語係從粟特語中吸收字彙的事實），以證明維
吾爾人和他們的語言在數千年前已出現在新疆。16
東突厥斯坦獨立論者也模仿中國歷史學者的方法，在他們的歷史論述中，
有意無意地模糊西域突厥化以前的歷史，將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部落描寫成塔
里木盆地的原住世居民族。早在 1940 年代，主持「和闐伊斯蘭國」國政的穆
罕默德‧伊敏‧布格拉(Muhemmed Imim Bughra)即從突厥中心主義的角度寫
作，並出版了《東突厥斯坦歷史》一書，17成為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歷史研究
之濫觴。師承伊敏、艾沙（詳後文）主張的當代東突厥斯坦獨立論者艾爾肯‧
阿爾普特勤(Alken Alp Bai Tekin)則宣稱：「東突厥斯坦使用最早的主要語言
是突厥語，西方語言學家習慣上稱之為東突厥斯坦語。這種語言在東突厥斯坦
15 Turghun Almas（吐爾溫‧阿勒馬斯）, Uyhurlar（《維吾爾人》）, p. 4.
16 Qurban Wali, Bizning tarikhiy Teziqlirmiz（《我們歷史上的文字》）(Urumqi: ?injang ya?larosmula
na?riyati, 1988).
17 Muhemmed Imin Bughra, Sherqi Turkistan Tarixi (Kabul: N.p., 1940; Ankara: N.p.,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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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中使用普遍而且範圍很廣，它是從突厥語的不同方言中衍生出的一種語
言。」「東突厥斯坦的居民過著一種與他們突厥血統同胞相反的定居生活，突
厥人過去習慣於逐水草而遷徙的遊牧生活。這是因為東突厥斯坦人民從二世紀
起便已掌握了改良土地的知識。在七世紀，他們便開始採用各種先進的農業耕
作方法了。」「在東突厥斯坦，突厥人民最初的文學作品是翻譯佛教、摩尼教
中的宗教典籍。」18
從這個角度而言，維吾爾民族主義史學與凱末爾主義論述的差異在於，維
吾爾人從自己的老鄰居漢人那裡，學到了誇耀祖先的「阿 Q 主義」。所有的
人群都希冀藉由誇耀其祖先而凝聚共同意志。「中國人」擁有足資炫耀的古老
光榮，習慣「引經據典」，書寫光榮歷史。維吾爾知識分子為了與之對抗，也
仿效此一模式，將自己的文化與大可汗們的榮光牽連到一起，將「突厥人」虛
構為「最文明的民族」。
或許正是由於中共史學壟斷了現代中國境內所有民族歷史的詮釋權（例如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全體中華民族反帝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革
命），反而迫使維吾爾人否定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或將這種關係簡化為單向的
侵略與反侵略關係。
二、中共官方框架下的新疆現代史研究
從 1980 年代開始，中共官方允許甚至鼓勵對中國近、現代史，包括同期
的「地方史」、「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但較古代史的寫作更為嚴苛的是，這
段歷史直接涉及中國共產革命和建政、執政的合法性問題，一切研究和論述不
僅要遵循馬克思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原則，也必須符合黨中央在數次有關歷
史問題的「決議」中對「重大歷史事件」所做的「政治結論」的評價和規範。
1980 年代後半期，官方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開始推動新疆近代史、現代
18 Alken Alp Bai Tekin（艾爾肯‧阿爾普特勤），白川譯（自 1990 年阿拉伯文本），〈在中國共
產黨統治下的東突厥斯坦〉，收入《雙泛研究譯叢》，第 3 輯，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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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當代史」的研究。在中共的定義中，從 1840 年鴉片戰爭至 1919 年「五
四運動」間的歷史被稱為「近代史」；從 1919-1949 年中共建政間的歷史被稱
為「現代史」；其中從 1912-1949 年的歷史又被視為「中華民國史」；1949
年中共建政以後的歷史被稱作「當代史」。由白振聲、鯉淵信一主編的《新疆
現代政治社會史略》是成書最早的作品。19該書以 1912-1949 年為範圍，並依
照中共官方的論述，將 1912-1943 年間的新疆歷史描述為「比北洋軍閥和國民
黨更黑暗」的地方軍閥獨裁統治，將 1944-1949 年間的新疆歷史描述為「三區
民族民主革命力量與國民黨反動統治間的殊死鬥爭」，以及「三區革命匯入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和「國民黨新疆軍政當局起義歸向
人民民主陣營」的過程。
稍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慧生、陳超完成
了《民國新疆史》。20相較於白振聲等人編寫的史著，該書對歷史事件和人物
的評價並無差異。事實上，它本身亦不打算突破官方所劃定的框架。所幸，該
書的學術性有所增強。不過，書中僅利用各級「政協」編輯出版的《文史資料》
的內容，彌補了部份史實，限於政治禁忌，未曾利用當地豐富的歷史檔案，不
免仍有缺憾。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蔡錦松，則利用了南京中
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部份相關檔案，寫作了《盛世才在新疆》，21由於他發掘
出一些新史料，對盛世才治新時期的歷史有了某些新的發現，可惜仍未超出前
述官方論述的框架。
事實上，從 1980 年代末開始，中共即制頒了《檔案法》，官方開始允許
研究機構或經過篩選的個人接觸與利用開放的檔案。同樣來自新疆社科院，法
學研究所的研究員閻殿卿，利用 1944-1949 年間伊寧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
19 白振聲、鯉淵信一主編，《新疆現代政治社會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20 陳慧生、陳超，《民國新疆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21 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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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的檔案，研究伊寧政權的司法制度，撰寫了《新疆三區革命法制史》。22
閻氏同事、民族研究所研究員陳延琪，則利用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的
檔案，研究伊寧政權的財政經濟史。23另一方面，官方也於 1990 年代中期，
成立由徐玉圻等學者實際主持的「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利用伊寧政
權的檔案，編寫《新疆三區革命史》。24徐玉圻的團隊依照官方對伊寧事變評
價的「辯證化」新公式—即仍舊承認三區革命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
份，但曾經在民族主義者的主導下犯有分離主義錯誤—對於伊寧政權的政治
活動做了切割，對於蘇聯在事件中的角色與介入程度，也做了前所未有的描述。
同期，沈志華以民間學者身分，研究 1940 年代後半期的中蘇關係及新疆
問題。他利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檔案館的相關檔案，並直接訪問曾參與或目睹
重要歷史事件決策的當事人，撰寫出〈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
(1944-1950)〉一文。25該文是中國大陸背景的學者在伊寧事變與蘇聯的關係這
個問題上，首度突破中共官方於 1990 年代之前所劃設、並仍由徐玉圻團隊謹
慎遵循的政治界限，而與台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界獲致近似的見解。當然，出
現這樣的變化，除了官方對學術的監控有所放鬆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官方自身
開始降低其意識形態中的馬克思主義色彩，代之以民族主義；因而趨近於「反
共抗俄」時期台灣學界的民族主義傾向。儘管如此，沈氏此文將 1940 年代後
期新疆政治的變化歸諸蘇聯干涉，多少仍忽略了維吾爾民族主義本身複雜演變
對歷史所產生的影響。
從事冷戰初期中蘇外交關係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薛銜天，也試圖從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所藏前蘇聯外交檔案以及蘇聯學者的
相關研究，尋找影響蘇聯與中華民國政府、中共、伊寧政權等政治勢力間關係
22 閻殿卿，《新疆三區革命法制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23 成果如：陳延琪，〈淺議 1945 年至 1948 年伊塔阿三區的物價與供給〉，《新疆地方志》，1995
年第 4 期，頁 51–55。 24 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新疆三區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25 沈志華，〈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北京），1999
年第 3 期，頁 21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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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因素，並完成了《中蘇關係史(1945-1949)》一書。26該書揭示蘇聯從 1930
年代開始，制定對新疆政策的內幕，並暗示蘇聯將國家利益置於意識形態之
上，並非始自中蘇共反目前後，而是史達林時代蘇聯的國策。
黃建華師從蘇北海治新疆古代史，於 1990 年代後半期轉向有關國民黨與
新疆關係的研究，《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一書集結了他在這方面的成
果。27該書首次利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收藏的吳忠信〈主新日記〉，
描繪出國民政府勢力從進入新疆初期，到與伊寧事變當局軍事對峙階段決策過
程的輪廓。
從 1990 年代後半期開始，與中共官方撰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和共
產黨各級組織史同步，官方也開始撰修 1949 年中共建政之後的新疆「當代
史」。共產黨系統下的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以中共新疆
黨政機構的檔案為基礎，編撰了完全官方化的《中共新疆地方史》。28該書不
能說是符合學術體例的著作，全未註明資料出處；但在略去帶有政治意味的判
斷和評論後，其中很多首次面世的資料無疑具有重要價值。與此類似，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的研究人員方英楷，也在掌握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撰寫了兩卷本《新
疆兵團屯墾戍邊史》。29該書的價值與缺失，與《中共新疆地方史》十分相似。
主持《中共新疆地方史》撰修工作的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校黨史教研室主
任朱培民，將他在撰修此書前後，依據資料寫成的 25 篇論文（其中 14 篇討論
1949 年以後「當代史」的內容），編成《20 世紀新疆史研究》一書。30相較
於官方版本，朱氏的著作較符合學術體例，但他也避免註明檔案的出處，且討
26 薛銜天，《中蘇關係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7 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28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 年-1966 年 4 月）》（烏
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卷 1。 29 方英楷，《新疆兵團屯墾戍邊史》（烏魯木齊：新疆科技衛生出版社，1997），上、下卷。該
書運用的史料，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史志編輯委員會督導編纂的生產建設兵團各「師」的「師
志」，以及該編委會從北京的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軍委檔案館和烏魯木齊的新疆生產建設兵
團檔案館保存的相關檔案中篩選部份史料，所編成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史料選輯》（烏魯木
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2001），第 1-11 輯等。
30 朱培民，《20 世紀新疆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期
-160-
論歷史問題的觀點與官方並無差異。另有王拴乾、厲聲、馬大正等人，分別從
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和國家整合的角度，在各自編著的《走向 21 世紀的
新疆》、《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等著作中，披露
並討論了部份新疆「當代史」中的問題。31這三本著作對歷史的討論，大致仍
遵循前述官方版《中共新疆地方史》的論點；儘管它們發現並運用了很多有價
值的新史料，史料的運用依然帶有選擇性，歷史書寫的記憶與遺忘仍不掩現實
的政治意圖。
例外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丹慧，從前述沈志
華的研究中，延續了蘇聯如何利用蘇籍僑民，擴大蘇聯利益，干涉中國內政的
課題。李丹慧更充分地利用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檔案館的相關檔案，以及對相
關歷史事件當事人的訪談，集中探討蘇聯在中蘇共蜜月期間，仍然利用僑民問
題維護並延伸其在新疆的利益，並在 1960 年代初期，利用此一籌碼，導演了
1962 年數萬新疆哈薩克邊民越境逃往蘇聯的「伊塔事件」的歷史過程。32李丹
慧的研究具有原創性，但對史料的詮釋，受到自中蘇共反目以來北京官方強調
國家自主權與國家利益論述的約束，有意無意地淡化了中共在內政方面的失敗
與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
整體而言，1990 年代之前的中共史學界基本上仿效蘇聯史學，以意識形
態和政治需求主導歷史書寫，在「階級鬥爭」的框架下，將中國內地和維吾爾
雙方都簡化為「反動的」和「進步的」兩種勢力，將維吾爾人的反抗歸結為「中
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份」，掩蓋了這一段歷史中以民族主義衝突為核心的真
實背景，從而背離了歷史求真的基本要求。
31 王拴乾主編，《走向 21 世紀的新疆（政治卷）》、《走向 21 世紀的新疆（經濟卷）》、《走
向 21 世紀的新疆（文化卷）》（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厲聲主編，《中國新疆：
歷史與現狀》（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馬大正，《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烏魯
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32 李丹慧，〈對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歷史考察〉，收入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
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480-509；李丹慧，〈對蘇聯僑民間題
的歷史考察(1945-1965)〉，收入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
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 16-66。
新疆現代史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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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以降，由於資料利用的限制漸減，學術圈的自由空間較以往擴
大，中共官方和大陸學界對於 1912-1949 年間新疆現代史的研究有長足的進
步。不過，官方史觀和史學方法，不僅繼續左右古代史的論述和研究，也依然
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現代史的研究。上述研究在針對伊寧事變、伊寧政權、蘇聯
與國民政府的評價上，固然有所鬆動，甚至有相當大幅度的調整，但其極限，
只是將共產黨意識形態調整為中國主權的立場。換言之，控制學術的政治約束
並未消失，只是略顯寬鬆。因此，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站在中國國家利益的角
度，以中華民族主義的標準譴責蘇聯干涉中國事務、侵害中國主權；強調伊寧
事變受到外來勢力操縱，責怪伊寧政權分離主義傾向損害中國領土完整；由此
部份肯定國民政府對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貢獻。這些研究的共同點在於「以史
代論」：即堆砌史料，迴避應有的分析討論，或以上述簡化的政治公式加以搪
塞。因此，它們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盲點。首先，它們承認蘇聯利用伊寧政權並
向國民政府詐取中國利益，但迴避討論中共在蘇聯牌局中比伊寧更重要的角
色。其次，淡化、簡化新疆突厥穆斯林中民族主義運動的背景、過程及影響，
以「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作為一切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運動的代
罪羔羊；更淡化或迴避討論阿合買提江等左翼民族主義者在伊寧政權中，與那
些堅持主張新國家獨立、主權的伊斯蘭人民共和國政府高層領袖間的密切合
作；同時也迴避討論左翼民族主義者主持下的伊寧政權，較此前的宗教高層更
有效地將其突厥穆斯林的民族主義訴求全面落實到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層
面，更有效地抗拒中華民國政府的整合措施等關鍵史實。再次，它們更迴避討
論中共在對待伊寧政權與國民黨新疆軍政當局間態度的微妙差異，代之以「三
區革命政權批判革命初期的狹隘民族主義錯誤，自覺匯入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
洪流」；「國民黨新疆軍政當局將保國安邊置於對蔣介石政權的效忠之上」的
官方政治結論。
中共官方和大陸學界在 1949 年以來新疆「當代史」的研究上，受到較「現
代史」更多的限制。可以想見，在可預期的未來，只要中共不放棄其意識形態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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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則籠罩在中共建政以後歷史研究上的「鳥籠」，很難有進一步擴大的
空間。李丹慧與沈志華等學者的研究固然較有創意，然而，他們研究的結論，
似乎傾向於將新疆在中共統治下發生「地方民族主義」和「民族分裂」現象的
原因，歸咎於蘇聯的操縱，有意或無意之間，忽略了上述問題有一部份是中共
製造的：例如，從 1957 年開始的政治與經濟激進政策，無疑是 1962 年事件的
內因與近因。李丹慧的結論暗示，中共因應 1962 年事件而發起的「反對地方
民族主義」，開展宣導「一個黨、一個祖國、一條道路」的宣傳攻勢，是新疆
最終整合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體系中的關鍵因素。這一推論似乎誇大了中共
的宣傳工作對歷史的影響，未能正視真正改變新疆歷史演進方向的因素，乃是
造成新疆族群人口構成比例與經濟結構根本變化的生產建設兵團。33
總之，中共統治之下長期形成的「潛規則」，對於多數以漢語文進行的新
疆現代史的研究，仍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三、維吾爾民族主義主導下的新疆現代史研究
流亡到土耳其和前蘇聯中亞地區的維吾爾團體中的歷史研究者，和少數在
新疆以非正統方式寫作的研究者，也以自身的經驗、記憶為主，撰寫有關新疆
現代史的研究文章。例如，曾於 1946-1949 年任新疆聯合省政府委員的右翼民
族主義者艾沙(Isa Yusuf Alp Tekin)，便在安卡拉的流亡團體刊物《東突厥斯坦
之聲》上，發表批判中共統治新疆政策和討論新疆突厥穆斯林在中共統治下現
狀的〈被支配的穆斯林突厥人〉、〈以慈悲的安拉的名義〉等論文。艾沙之子
艾爾肯‧阿爾普特勤(Alken Alp Bai Tekin)踵繼乃父的民族主義志業，成為維
33 有關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中共向新疆「政策性移民」的研究，參見本文註 29、註 44 及註 66 的
相關內容。此外，已有人針對北京以生產建設兵團為平台，推動漢人更大規模移民新疆等相關
事務（如女性移民，知識青年移民等），開始從事史料蒐集。例如，張呂、朱秋德編著，《西
部女人情事─赴新疆女兵人生命運故事口述實錄》（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盧
一萍，《八千湘女上天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洪堡，〈難忘新疆知青歲月〉，
http://blog.sina.com.cn/hongbao2007 (2009/7/1)。
新疆現代史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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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爾海外流亡團體的中堅分子。他撰寫了較具學術氣息的〈在中國共產黨統治
下的東突厥斯坦〉、〈中國受支配民族與中國新憲法〉等論文。身為喀什東突
厥斯坦共和國赴蘇求援代表團副團長阿合買提‧帕赫塔(Ahmed Pahta)之子，
曾接受歷史學訓練的古拉穆丁‧帕赫塔(Gulamuddin Pahta)，則從本地民族自
身的視角出發，運用難得的第一手資料，研究中蘇雙方在喀什東突厥斯坦共和
國短暫的國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喀什政權對 1940 年代以後新疆突厥穆斯林
民族主義運動產生的影響，以俄文撰就了〈中蘇在東突厥斯坦的合作：1933
年起義〉的專題論文。穆罕默德‧安拉拜爾迪(Mohammed Alabard)和拉赫麥吐
拉‧阿赫麥德‧拉赫麥提(Rahmatullah Ahmet Lahmet)二人，分別以〈突厥斯
坦還是新疆？〉和〈東突厥斯坦自治了嗎？——中國消滅伊斯蘭教存在的政策〉
為題，批判中共當局在新疆推行的漢化與去伊斯蘭化政策。34此外，烏玆別克
裔德國學者海特‧巴米爾查(Hadi Bamirza)的《俄國與中國之間的突厥斯坦》，
從中亞突厥穆斯林的角度，將中亞突厥斯坦統一國家的歷史追溯到帖木爾時
代，並以繼之而來的東、西突厥斯坦的「分裂」、兩個突厥斯坦到 1950 年代
後期為止各自反抗外來強權的歷史、以及兩者間長期的相互往來為主題，寫成
一部「突厥穆斯林中心」的歷史著作。35
與中共官方和大陸學者對新疆現代史的研究類似，維吾爾民族主義史學也
34 例如 Alken Alp Bai Tekin（艾爾肯‧阿爾普特勤）著，白川譯（自 1990 年阿拉伯文本），〈在
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東突厥斯坦〉；穆罕默德‧安拉拜爾迪著，米娜娃‧阿布都熱依木譯（自
《東突厥斯坦之聲》，1985 年第 5 期），〈突厥斯坦還是新疆？〉；古拉穆丁‧帕赫塔著，米
娜娃‧阿布都熱依木譯（自莫斯科《穆斯林少數民族研究》學刊，1990 年第 2 期），〈中蘇在
東突厥斯坦的合作：1933 年起義〉；Isa Yusuf Alp Tekin（艾沙‧阿爾普特勤）著，米娜娃‧阿
布都熱依木譯（自《東突厥斯坦之聲》，1987 年第 13 期），〈被支配的穆斯林突厥人〉；Alken
Alp Bai Tekin（艾爾肯‧阿爾普特勤）著，米娜娃‧阿布都熱依木譯（自《東突厥斯坦之聲》，
1985 年第 7-8 期合刊），〈中國受支配民族與中國新憲法〉；拉赫麥吐拉‧阿赫麥德‧拉赫麥
提著，米娜娃‧阿布都熱依木譯（自《東突厥斯坦之聲》1987 年第 13 期），〈東突厥斯坦自
治了嗎？——中國消滅伊斯蘭教存在的政策〉；Isa Yusuf Alp Tekin 著，米娜娃‧阿布都熱依木
譯（自《東突厥斯坦之聲》，1985 年第 16 期），〈以慈悲的安拉的名義〉。分別收入《雙泛
研究譯叢》，第 3 輯，頁 1-24、28-34、53-59、103-104、105-112、113-116、124-126。 35 〔德〕海特‧巴米爾查著，李琪、周金玲譯（自阿姆斯特丹，1971 年德文版），《俄國與中國
之間的突厥斯坦》，收入《雙泛研究譯叢》，第 3 輯，頁 60-102。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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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政治理念的強烈影響。他們研究新疆現代歷史的基本立場是，近現代中國
歷屆政府在新疆的統治，完全是以「廢除東突厥斯坦傳統的國家機構與地方行
政機構」為目標的殖民侵略行為，而 1863 年阿古柏伯克率領突厥人民驅逐了
侵略者，恢復了國家獨立。1872 年以後的中國統治，再度恢復了十八世紀以
來的殖民與屠殺政策。無論中國政權如何更替，他們都未曾改變上述政策方
向。在此一認知下，流亡維吾爾學者譴責共產黨接管政權後的高壓統治，造成
大量東突厥斯坦人民的死亡，或被迫流亡，以及更不幸的，有數十萬人被遣送
到設置在東突厥斯坦的勞改營當中。他們也指責中共違反國際法，試圖將數以
億計的漢人輸送到東突厥斯坦領土，並推動該地區在經濟開發上接近或達到漢
人地區的程度。而兩種做法的目標，皆在於同化非漢民族：東突厥斯坦的經濟
雖然有所成長，但中國政府剝奪了此間的礦物與農業資源，剝奪了突厥人民的
信仰、文化與傳統，目的在於讓突厥人民永遠依附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體系之
中。為了支持上述論點，流亡維吾爾學者在質疑中共官方統計資料的同時，又
以某種想像中的公式，對這些資料中的數字予以加、乘或減、除，再以經過加
工過的（倍數化的）資料，去證實中國殖民統治的非法與不正當。
新疆當地的維吾爾學者，通常將研究範圍侷限在古代史，涉及近現代的研
究，也僅限於人口、文化、社會學統計等政治敏感度較低的層面，避免觸及近
現代的民族、政治與社會史。例外的情形出現在文學創作之中。2000 年，維
吾爾文學家祖爾敦‧沙比爾(Zordun Sabir)以 1944-1949 年的伊寧東突厥斯坦伊
斯蘭人民共和國為主題，出版了一部名為《祖國》的三卷本歷史小說。36在毛
澤東有關「三區革命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份」定義的保護傘之下，小說
盡情呈現了突厥穆斯林的反漢情緒，並有意凸顯伊寧政權曾經是完整而有效運
作的獨立國家的史實。很多維吾爾讀者表示受到小說的啟示。中共當局及時查
禁了該部小說，但反而幫助了它的盜版在黑市流傳。
總之，在土耳其等地和前蘇聯中亞加盟共和國境內活動的維吾爾民族主義
36 Zordun Sabir, Ana Yurt（《祖國》）(Urumqi: ?injang ya?larosmula na?riyati, 2000).
新疆現代史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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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以及個別在中國境內的維吾爾族史學家，傾向引用近代西方民族國家
理論，建構一種「突厥國家」的國家歷史人格，藉以確立中國作為外來侵略者
的性質，同時將參與中共體制運作的維吾爾人士界定為民族叛徒。37這類論點
一方面借用了西方史學界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借用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史學的
思考方式，對古代和現代民族關係的差異，有所忽略，在某種程度上又製造了
一種歷史「神話」。
四、台灣史學界的新疆現代史研究
在此簡略回顧一下另一個使用漢語文作為研究語言的台灣史學界，面對以
民族互動為焦點的新疆現代史的研究趨向。
1949 年，時在駐新國軍迪化警備司令部司令羅恕人少將麾下任職的張大
軍（達鈞）上校，歷盡艱險曲折，將新疆省政府的部份檔案運抵台灣。畢業於
國立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張大軍，經過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以新疆現代史為研究
範圍，先後完成了多卷本的《四十年動亂新疆》與其延伸修訂版《新疆風暴七
十年》。38他的開創性工作，成為後人研究近現代新疆的出發點。
近二十年來，在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等研究型教學機構的培育和鼓勵下，
出現了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碩士論文。其中有些論文經過修改後，以專書或研
究文章的形式出版。例如由李信成的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楊增新在新疆
(1912-1928)》，39以及由高素蘭的碩士論文《盛世才與國民政府關係之研究》
發展而成的四篇研究文章，40都對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了較為系統的整理。
37 例如艾爾肯‧阿爾普特勤（Alkin Alp Tekin）著，白川譯，〈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東突厥欺坦〉，
原刊於安卡拉：《東突厥斯坦之聲月刊》；中譯收入《雙泛研究譯叢》，第 3 輯，頁 1-24。 38 張大軍，《四十年動亂新疆》（香港：亞洲出版社，1956）；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台
北：蘭溪出版社，1980）；張大軍主編，《盛世才上莫斯科史達林報告書》（台中：中亞出版
社，1997）。
39 李信成，《楊增新在新疆(1912-1928)》（台北：國史館，1993）。
40 高素蘭，〈盛世才入新疆主政經緯（民國 19 年-23 年）〉，《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22（1997
年 6 月），頁 135-154；〈盛世才歸順中央（民國 31 年-33 年）〉，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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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針對「伊寧事變」的研究仍大致傾向於將該事件定位為蘇聯實現
其吞併新疆野心的第一步。這種觀點顯然建立在 1940 年代後半期中華民國政
府作為全中國主權的代表，以及國民黨反共抗俄的意識形態這兩個認知基礎
上。對待後來變節的張治中，台灣研究者傾向於指責他在面對伊寧政權時，無
原則地妥協退讓，背叛、出賣黨國利益。41對於新疆陷共後，流亡土耳其的右
翼民族主義者堅持突厥民族獨立立場，論者亦站在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加以
反駁。421990 年代以降的大陸史學界和部份海外華裔歷史學家，將長期隱藏在
內心的中華民族主義傾向公開化，顯示出向台灣史學界的傳統論點靠攏的傾
向。例如強調蘇聯在新疆問題上的主導作用，淡化由民族關係所構成的新疆問
題的背景色彩，將民族問題化約為國際關係問題，以「民族平等」口號代替新
疆本地民族的主觀感受等，多多少少有為國民政府「三民主義」治新政策辯護
的色彩。43
受到資料來源的限制，到 1990 年代中期為止，台灣對於中共建政之後新
疆歷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對檯面上公開的「匪情」或中共政治制度（就新疆而
言，集中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中蘇共關係的政治學分析上。1990
年代中期，伴隨資料來源的改善與不同背景研究者的加入，台灣學界從歷史視
角切入，針對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新疆現代史領域的研究，已逐步展開。44
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第二冊》（新店：國史館，2000），
頁 1745-1773；〈盛世才與中共（民國 26 年-31 年）〉，《國史館學術集刊》，期 1（2001 年
12 月），頁 55-75；〈戰時國民政府勢力進入新疆始末(1942-1944)〉，《國史館學術集刊》，
期 17（2008 年 9 月），頁 129-165。 41 例如許秀蓉，〈張治中與戰後新疆政局之演變（民國 34 年-38 年）〉，《國史館館刊》，復刊
期 22（1997 年 6 月），頁 155-174。 42 朱家驊，〈論所謂新疆問題：致穆罕默德伊敏先生一封公開信〉；〈再論所謂新疆問題：覆穆罕默
德伊敏先生函〉，收入氏著，《世界文化的前途》（台北：雲天出版社，1970），頁 84-94、95-112。 43 例如沈志華，〈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北京），
1999 年第 3 期，頁 213-242；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4 例如，吳啟訥運用檔案等一手資料撰寫的〈民族認同，國際競爭與中國革命，1944-1962〉（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及吳啟訥，〈從「國中之國」到「省中之省」—
1949-1955 年伊寧與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問題上角力的背景、過程與結果〉，《兩岸發展史研究》，
新疆現代史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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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文學界的民國新疆史研究
中亞、內亞史研究的先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是西方史學界在研
究實踐中最早挑戰「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者。他在 1950 年代便針對此前西方
學術界在描述亞洲古代史時挪用西方經驗的缺失提出質疑。當時的西方漢學與
阿爾泰學界，傾向於以田園牧歌式的方式美化草原遊牧與綠洲農耕生活，指陳
古代中國王朝和近代中國是帝國主義傳統的延續者；他們往往忽略突厥、回鶻
等遊牧集團本身同樣是從草原帝國外來的入侵者，也忽略伊斯蘭教向塔里木盆
地的傳播和擴張，利用了武力攻滅信仰佛教的綠洲城邦的史實。拉鐵摩爾指
出，美國西部開發與歐亞大陸邊疆開發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涉及到在此前完
全無關的兩種社會間（歐洲與「印第安」）之接觸，後者則始終涉及到人類群
體間長期的接觸與流動。45
拉鐵摩爾的警示在一段時間內並未產生廣泛影響。前述「土著居民對抗中
國內部殖民擴張」的論述模式，又被沿用到近代與現代新疆史的敘述之上。46
期 4（2007 年 12 月），頁 217-275。其中，〈民族認同，國際競爭與中國革命，1944-1962〉一
文，探討了涉及民族關係、國際關係和中國革命等方面，若干重要的政治史問題，包括：（一）
中共接收國民政府遺留在新疆的外交、政治、軍事遺產，降低蘇聯的實質影響，壓制分離主義
傾向的過程；（二）中共利用全國性的或針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社會運動，從中拔擢
忠於中共的本地民族幹部，清洗具有民族主義色彩和親蘇的本地民族菁英，鞏固政治權力架構
的過程；（三）中共模仿史達林的民族分類法，防止突厥語穆斯林形成一體感；借鑒古代王朝
「眾建以分其勢」手法，推行中共版的「民族區域自治」，實現國家權力整合的過程。（四）
中共利用由前國民政府軍和人民解放軍就地轉業而成的「生產建設兵團」，監控新疆本地民族、
大規模接納漢族移民，從而改變該地區民族人口構成和文化傳統，同時建設現代農、工、商業
與現代交通，尤其是不惜工本修築蘭新鐵路，將該地區經濟整合到中國經濟體系之中，建立中
國在該地區永久統治基礎的過程；（五）中共控制新疆的政策所遭遇到的困境，以及本地民族
的反彈、本地民眾民族主義傾向加強的過程。
45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35-136.
拉鐵摩爾的相關研究還包括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H. Fertig, 1934);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0);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print).
46 例如 Lillian Craig Harris, “Xinjiang, Central As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Policy in the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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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討論近代與現代新疆政治史的論文或著作中，清朝和後來的共和中國被
簡化為俄、英與阿古柏伯克在中亞的競逐者；研究者並強調中國政府殖民政策
的非正義性，譴責中國殖民者的貪婪。此一論述常常規避檢驗與答覆十九世紀
中期以來新疆突厥穆斯林同樣抗拒俄、英和阿古柏的問題，也從未有西方學者
對由漢人、通古斯人和東干人士兵與平民所組成的「殖民者」─與追逐黃金
夢的歐洲、俄羅斯人不同─本身便是中國統治者政策之下的受害者這個問題
表達任何關懷。
拉鐵摩爾於 1950 年代受到麥卡錫主義氣氛的壓制，未能在美國繼續其研
究工作。1950 年代中期，美國學者惠廷(Allen Whiting)來到東京和台北，利用
兩地的檔案，訪問曾參與新疆事務的美國、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官員，並與
國民政府勢力入新前的新疆軍政首腦盛世才合作，以盛氏主持新疆政務期間的
經歷為範圍，勾描出 1933-1949 年這一段新疆現代政治史上重要時期的輪廓，
寫成《新疆：是主體還是棋子？》一書。47該書上下兩部份，分別由惠廷和盛
世才獨立完成。盛世才未能影響惠廷對人物的評價，但也從他個人的角度提供
了有參考價值的史料。英國學者安德魯‧福布斯(Andrew Forbes)從 1970 年代
末期開始，利用英國外交部、英國英印事務部、英國國家檔案館、印度外交與
政治事務部等檔案材料，對中華民國建立後在中國大陸三十八年期間新疆的地
方政治與民族問題，作了全面的研究，撰就《民國新疆政治史》一書。48該書
不僅比惠廷、盛世才的合著涵蓋較長時段，也為討論近現代新疆突厥穆斯林民
族主義運動提供了更多的背景資料，並且對 1933 年的喀什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的內幕和英國在新疆的活動著墨甚多，有特殊獨到的價值。
Islamic World,” The China Quarterly 133 (March 1993), pp. 111-129; Gaye Chistoffersen, “Xinjiang
and the Great Islamic Circle: The Impact of Transhational Forces on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The China Quarterly 133 (March 1993), pp. 130-151.
47 Allen S. Whiting, Shih-ts’ai Sheng,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48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新疆現代史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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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奧克蘭大學(Oakland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楊邊琳(Linda Benson)從
1980 年代開始，專研「伊寧事變」和新疆哈薩克人。她於 1990 年出版的《伊
犁起義》，是學界研究「伊寧事變」的第一部專書。49該書的副標題作「穆斯
林對新疆中國當局的挑戰」，顯示作者將此事變定位為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對
中國統治當局的反抗。楊邊琳認為，新疆地方民族的反抗運動受到泛突厥主
義、泛伊斯蘭民族主義和近代土耳其及中亞蘇聯加盟共和國代議民主制度的影
響；而中國統治當局則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貪殘暴虐，濫肆壓迫。楊邊
琳大致傾向於否認蘇聯對該事件的深刻介入和影響，而將矛頭直指中國政府
「虛偽」或錯誤的民族政策。
前述幾本著作，在資料蒐集和分析上，都超過中文研究界，但他們在討論
包括新疆問題在內與中國有關的民族問題時，或不假思索、或深思熟慮地將原
因歸結為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中華思想」，質言之，即漢人的民族歧視思
想。這樣的結論，非常接近對近現代西方帝國主義在亞、非殖民地形成的民族
關係結構所作的觀察與批判。在此，研究者直接套用了「殖民帝國侵略∕殖民
地人民反抗，爭取民族自決」的批評模式，認定新疆問題是突厥穆斯林民族和
外來的中國侵略者之間的衝突。這類結論的缺失在於，省略了由東亞和中亞長
期複雜的歷史文化關係所構成的特殊背景，因而既低估了「中國」在西域的影
響，也低估了俄、蘇在新疆的角色與影響，從而掩蓋了新疆居民在歷史上長期
處於附屬地位、在地緣政治中一直扮演次要角色的事實。從自由主義角度出
發，批判強權和殖民主義，同情「少數」、「弱勢」的悲天憫人的論點，固然
令人欽佩，然而，將「多數」、「少數」和「強勢」、「弱勢」簡化為「邪惡」、
「善良」，多少顯得有些粗率。
生長於新疆，曾任教於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的華裔學
者王大剛(David D. Wang)，於 1990 年代中期，利用其經歷、背景之長，蒐集掌
49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M. E. Sharpe, 1990).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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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一些第一手資料，包括對在世的事件當事人及相關人士的直接接觸與訪談
紀錄，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前蘇聯和俄羅斯檔案
館、台北國史館、中華民國總統府、外交部、內政部、調查局、史政局、國民
黨黨史會以及張大軍先生個人所藏相關檔案，在廣泛的史料基礎上，撰寫了《在
蘇維埃的陰影下：伊寧事變》。50該書標題即顯示作者並不贊同楊邊琳「伊犁
起義」論點，反而強調該事件背後外來因素的決定性影響，亦即蘇聯在事變中
的角色。該書也回應了楊邊琳前述研究中的某些問題。其主要論點為：首先，
毛澤東將伊寧政權界定為「三區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部份」的目的，在於
清除蘇聯對伊寧方面的影響，其所以為蘇聯官方所接受，是因為要掩飾蘇聯干
涉外國內政的事實，而其所以為伊寧政權所接受，則是因為後期領袖阿合買提
江等人有意爭取在未來中共體制下的有利地位。其次，「伊寧事變」絕非單純
的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運動，也非單純的中國內部事務，而是許多國際、族際
複雜因素交叉互動的結果。第三，關於國民政府處理伊寧事變的態度，事實上，
張治中忠實貫徹了蔣介石的意圖。在蔣、張共同確信事變的關鍵在於蘇聯方面
這一基礎上，張維持與蘇方和伊寧政權和平共處的狀態，進而在法律上維護了
中國主權的完整，使蔣得以全力應付東北和中國本部的中共問題。第四，作者
指出，史達林對新疆政策的目標和結果，不是單獨存在的，必須放在蘇聯的亞
洲政策中來考慮。蘇聯當局在與亞洲各國接壤的邊境地區，利用本國和鄰國的
跨界民族及地方當局，擴散其影響力，攫取政治和經濟利益，並排拒英、日、
美等國的影響；而新疆漢族統治當局與地方民族長期的歷史衝突正好為其提供
了絕佳的機會，只不過國際政治現實不允許同時製造兩個「外蒙古」。在新疆
製造「國中之國」反而更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而中共後來之所以可以不發一
彈而「和平解放」新疆，也是因為他們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照顧到蘇
聯在新疆的特殊利益所致。
50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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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剛試圖證明伊寧事變的實質，最初是蘇聯操縱下用以訛詐中國政府的
籌碼，繼而成為親蘇地方民族人士與宗教民族主義者、親蘇穆斯林與親西方穆
斯林之間的權力鬥爭，而非單純的民族主義運動。就史料證據之堅強而言，可
說鐵案如山。但作者似乎站到楊邊琳對面的另一極端，即低估了新疆突厥穆斯
林民族主義和宗教的力量。
六、英文學界對中共統治下新疆的研究
有關中國和中亞研究的英文著作，對於中共建政後統治新疆，以及新疆本
地民族與中共當局間互動關係的研究，始於 1960 年代末期。畢業於重慶中央
大學，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曾任台北《公論報》編輯的李福祥(Fu-hsiang Lee)，
利用中共報刊上公開的資料，於 1973 年在紐澤西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
政治學系完成了題為〈新疆的突厥穆斯林問題：中共民族政策個案研究〉的博
士論文。51該文以歷史上新疆的民族問題為背景，再以中共在新疆的施政狀況
為對象，討論中共標舉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區域自治」新政策的成敗。儘
管資料來源有限，但大致描摹出中共建政後新疆政策的輪廓。李福祥的研究在
某種程度上為此後的英文寫作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基礎。
1970 年代末，澳洲學者唐納‧麥米倫(Donald McMillen)以中共建政後在
新疆實行的政治、農、牧、工業、民族與軍事等各項政策為探討對象，撰寫了
《中共在新疆的權力與政策》。52該書是迄今為止，在中共官方和大陸以外的
學界中，研究中共統治下的新疆歷史最全面、完整的一部著作。與前述李福祥
的論文不同的是，該書作者蒐集了多方面的資料，建立了一個完整的論述模
51 Fu-hsiang Lee, “The Turkic-Moslem Problem in Sinkiang: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Nationality Policy,” (Ph. D. dissertation, Piscataway: Rutgers University, 1973).
52 Donald H. McMillen, Chinese Communist Power and Policy in Xinjiang, 1949-1977 (Boulder:
Westview, 1979). 作者此後將其中部份內容發展成為 “Xinjiang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A Han Organization in a Non-Han Reg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6 (1981), pp. 65-96, 以及“Xinjiang and Wang Enmao: New Directions in Power, Policy, and
Integ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99 (September 1984), pp. 569-593 兩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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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它的架構更接近政治、社會史的寫作方式。不過，由於該書引用的資料和
統計數字，幾乎都來自中國大陸的報刊，尤其是中共中央和新疆黨政負責人的
講話，在缺乏可供對照、判別的原始資料的情形下，該書的論述模型出現了缺
陷。例如，它受到後毛時代初期，中共基於政治需求，掀起批判「文革」與毛
派過失風潮的影響，認定長期主持新疆黨政工作的王恩茂奉行了一條與毛主義
不同的務實路線；在充分考量到新疆特殊條件的前提下，王的路線較毛主義的
主張更有效地推進了該地區與中國的整合。但較新的研究卻顯示，與中共其他
地方領導幹部相似，王恩茂依然只是一個順從的政策執行者，他與毛的主張並
無重大差異，而毛本人也並不如想像中的那樣熱中於意識形態爭議。53
隨著中共的「開放」政策，愈來愈多的西方學者得以直接前往新疆，突破以
往依賴中共官方資料的窘境。身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中亞—高加索研究所、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全球華人事務研究
所教授的盧德森(Justin Rudelson)，是第一位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到新疆從事田野
調查的西方學者，《綠洲認同：中國絲路沿線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一書，即是
他的成果。54盧德森以人類學的蒐證方法，從直接訪談、文學作品、日常生活
細節中，分析了吐魯番等地維吾爾穆斯林的多重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及認同
的變遷。作者發現，維吾爾人的多重認同現象包括若干層次，底層是「綠洲人」，
即自認為「吐魯番人」、「喀什人」、「阿圖什人」、「阿克蘇人」等，這種
認同超過他們作為「維吾爾人」的認同；中層是某種漢文化與中亞、西亞與斯
拉夫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更高的層次是「穆斯林」。但與維吾爾農民強烈
的宗教意識相較，維吾爾知識分子則呈現出世俗化傾向。盧德森還發現，很多
維吾爾人對希特勒具有特殊好感，但這與反猶無關，而是基於「敵人的敵人便
是朋友」的邏輯，抒發反漢情緒的一種方式。該書引發一些抱有民族主義情緒
53 例如吳啟訥，〈民族認同，國際競爭與中國革命，1944-1962〉（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