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余英時教授，因為他從未對中共抱有一絲幻想。「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我最喜
歡他總是這樣子說。
近日讀到「余英時回憶錄」書摘，講到中國人之所以擁抱共產主義，跟傳統的「公、私」
概念有關係，只要聽起來是「公，均」就是好，只要聽起來是「私」就是不好。
但其實大家是分不清楚什麼是公什麼是私，沒有先劃清什麼是「私」的範圍，就會公器私
用，或是公權力介入私人領域。
余英時講到清末中國知識人誤讀了來自西方的現代學說，分不清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二者
之間的界限，如梁漱溟在回憶錄中說，他早年一聽見資本主義是維護私有財產的，便馬上
大起反感，所以寧可選擇重平等、輕自由的社會主義。
他們完全鄙夷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關於私有財產是文明基礎和個人自由的保障
之類的說法，根本不想了解「資本主義」先進的一面，只因有「公」和「私」兩個價值在
心中，一聽見「私」便義憤填膺，只承認「公」是正面價值。
余英時感覺最痛心的是：中國為這一選擇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但在發現這是大錯之後，
竟不得不走回頭路。市場制度、私有財產、階級分化等都回來了，但卻出於不正當、不文
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敗貪污竟成為這一畸形社會的內在特色。
我讀過早期中共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活動記錄，這些大人物如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
小平、陳獨秀、李大釗、董必武、任弼時、葉挺、聶榮臻、陳毅、劉伯承、葉劍英等等，
他們留法，專事組織鬥爭，其實絕大部分時間沒在讀書，他們選擇共產主義作為「救亡」
的藥方時，主要是出於一種正義魔人的恨，對這套理論是否合乎中國的病情，他們壓根兒
不曾深入研究過。
他們不懂美國的《獨立宣言》，不懂什麼樣的自由會妨礙別人？不懂什麼樣的自由不會妨
礙別人？不懂什麼樣的平等會妨礙自由？不懂什麼樣的不平等會妨礙自由？不懂什麼樣的
基本人權會擾亂秩序？只是滿腔憤怒要搞「平等」，搞到現在，不但權力極不對等，貧富
懸殊也比資本主義國家還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