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chungrew (work hard, play hard)》之銘言：
: 但把台灣跟英國相提並論
: 有一點並不正確 那就是整個核心思維或說思考邏輯不同
: 台灣雖然是海島 可是思維一直都是大陸思維
: 並沒有海洋思維 更不注重海權或海洋立國
: 我們並沒有馬漢的海權論的思想來引領大家行為
: 甚至做出國家戰略形勢的判斷，也很少從海洋的角度出發
: 英國之所以成為日不落帝國 那是因為英國真正以海立國
: 以海制陸、先海後陸，因此從1588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
: 英國逐漸從海上崛起 而後在光榮革命後勢力迅速提升
: 更注重海上力量的維繫與運用
: 最後在19世紀國勢達到顛峰
: 台灣則不同 陸權思想一直都佔據主流
: 荷蘭跟明鄭是有當作貿易據點經營，但也沒有進一步或成體系的海洋戰略
: 荷蘭是盯著利潤看，當覺得跟鄭成功硬拼不划算，那乾脆就放棄台灣
: 明鄭也是一直想著反攻大陸，跟中華民國在台灣有點像，眼光放在陸地上
: 清朝大多數時間都消極治台 晚清的積極經營也以防範侵略為主
: 日本時代是『農業台灣，工業日本』，台灣的價值體現在供應足夠的農產品
: 而非海洋上的重要意義
: 中華民國在台灣，那就更是以反攻大陸，殺朱拔毛為志業。
: 海岸線明明很長 但大多數台灣人很陌生 因為活動跟進出都有管制
: 直到最近幾年才有變化 眼光開始朝向世界 放眼全球
: 地理面積有疆界 但人的思維沒有邊界
: 一直到最近10多年，台灣才開始強調海洋的重要性，
: 真正建置海洋委員會，專責推動海洋相關業務，
: 是在去年 (2018年)，這真的是非常晚近的
我覺得這的確是主要問題，但我想整個命題最大的爭點並不是在台灣面積大小的差距，而是地理環境上可耕地太少。
高山水急加上亞熱帶氣候無法形成天然的適居環境，在明代人口大量增長爆發大量外移以前，這座島嶼始終無法擁有足夠的人口形成政治實體。而明代後才產生的拓荒移民潮也勢必會因此沿用來自中國的族群制度和技術，注定無法和中國本土的政治實體獨立出來。
每個漢人家族從來台祖至今大約頂多只能上溯六七代，直到國民政府來台以前，大多數的台灣人仍是各依籍貫分居而住，這種狀況下要形成有別於中國籍貫的共同台灣人意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天然適居地太少，拓荒團必須以團體為單位，團體依靠強調出身以加強彼此聯繫，我們絕大多數的祖先對於自己泉漳潮汕等原居地認同勝過於台灣人身份認同。
例如台北開發，船運從淡水河一路到大稻埕，但漢人地界直到日治時期前仍只到達今天景美而已，一路上新店溪兩岸分住泉漳兩地人。就算是嘉南平原在日治時代以前，從海岸線到達漢人領域的疆界，路程也絕不，需要超過一天。日本進軍台灣，基隆到台北這麼短的一段路經過明清百年的發展仍是無法進行軍隊運補，可見台灣適居地開發之困難。這樣情況下拓荒先民不可能產生獨立民族意識，更遑論島國為了抵禦外族所誕生的海權意識。
但適居環境的問題不是單純靠擴大島嶼面積所可能改善，就算不提板塊運動所造成的高山問題，光是亞熱帶氣候造成的叢林基本上就已經注定拓荒的困難。廣州香港早在數萬年前就有原住民存在，也建立過獨立的漢人政權，但在開拓過程中也逐漸被北方中原的士人南渡移民入侵而完全消失文化足跡。相反在歐洲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等民族國家，即使是和強勢文化陸路相連比鄰而居千年，仍是保持獨立的民族性。
獨立民族意識必須建立在多元的文化入侵，同時要有足夠的時間空間打破文化藩籬才有機會形成新的民族意識。台灣客觀來說到日治時代結束都還沒有打破這樣的隔閡，因為日本仍是採取居地隔離的殖民地農業生產政策。反而是國民政府來台帶來兩百萬人口，擠壓大量居地空間，大量難民導致必須從殖民地農業轉型工商業社會的都市化現象才真正打破文化藩籬。
不說其他的，有多少台灣人的族譜除了因為避禍而改名換姓講閩南語的福佬客以外，在日治時代已經閩客通婚的？甚至是有原住民血統的。台灣意識完全是近年來的人為產物，沒有兩蔣的土地改革所造成都市化現象打破文化藩籬根本不會有台灣人這種選項認同。就算是當年台灣議會那群人，他們的身份認同也頂多是日本治下的殖民地所要爭取日本公民身份，事實上他們政治意圖是想被“開化”為日本人，而非建立台灣人認同。在成為日本人以前，他們是閩南人，並不是台灣人。
綜上所述，想要改變文化認同首先要改變的地理條件是氣候和板塊活動。適居地必須要讓不同開拓團體生存空間交錯時免於過度競爭而無法建立民族認同。其實正確來說必須讓文化交會時已經擺脫農業生產而進入手工業和商業型態，才能進行文化交換建立認同。例如說荷蘭，攔沙築城而擺脫封建生產模式，英國崛起而地理位置優秀商業發達，因此在英法德三個強勢國家中間仍可以建立民族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