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有人要求重新翻譯，但我覺得原波翻的意思其實跟原文沒差很多
我來試試順個稿，希望原波不要介意
嗨，各位好。
我叔叔在幾年前過世了。
在喪禮過後，我在他位於克拉珀姆(Clapham)的公寓發現這張手記。
手記被塞在抽屜的底部，我不確定該如何是好。
我媽認為上面寫的是真的，因為叔叔完全不是個想像力豐富的人。
他的妻子也過世了，所以沒辦法確認。
筆跡已經有一點暈開，我好不容易才看懂，並盡我所能地把內容打出來。
對於這件事，我是不是應該聯繫誰呢？
我光想著這件事，晚上都睡不好覺。
如下所述：
1995年，我和妻子住進愛爾蘭西岸的一個海邊小旅館。
我們到樓下的壁爐旁喝酒時，認識了一個正在盯著火焰、棕色長髮及肩的女子。
她是一個在倫敦念醫學院三年級的學生。
我的妻子則是一位護士，所以我們有一些共通點。
我們三個一起喝了一些威士忌，好讓我們在嚴寒的天氣中能暖和些。
在她結束旅程前，我們聊了好幾個小時，還一起吃了晚餐。
這位棕髮女子最後淚眼汪汪。
她講了一個故事，讓我的背脊感到一陣哆嗦，
往後的15年間，這故事一直刻印在我的記憶中：
幾年前，她被倫敦橋旁的蓋伊醫學院錄取。
身為一個倫敦東區的女孩，她得打工來支付學費。
每天上完課，她會換好衣服，
結束累人的「倒酒」輪班工作後才去圖書館。
每天晚上在圖書館待到很晚，一定會引起一些管理人員的注意。
她因此得到了深夜服務台的工作機會。
雖然僅提供最低薪資，但能讓她讀書之餘賺點外快。
老舊的圖書館在夜晚時總是非常安靜，只有她呼吸的聲音在走廊迴盪，
通常她會在念書時偷閒一下，去探索那些通道和石階。
在某天晚上，她穿過醫學院的病理學博物館去圖書館。
她注意到通常都是大門深鎖的博物館，此時的門居然是虛掩著。
她經過一處狹窄的走道，遇到了一名坐在桌子前的中年男子。
他正在看一台掌上型電視。
她發現那名男子有唇顎裂，那是一種在出生時的臉部畸形。
他要求她離開，但在看到她的證件後，
嚴厲的態度不僅和緩下來，還為她導覽起博物館來。
那些裝在罐中的標本通常會嚇到大眾，
但她毫不畏縮，即使面前是泡在福馬林中保存的胎兒。
那名男子解釋，他的父親是醫學院裡備受尊敬的教授。
而他已經在晚上看守病理學博物館很多年了。
夜班就這樣持續了幾個月，當她偶爾覺得寂寞時，
她會回去病理學博物館的展架間逛逛。
那名男子始終都待在角落，看著他的掌上型電視。
她很欣慰自己不是孤單的。
他們很少聊天。為了打破沉默，她告訴那名男子
她即將和朋友去康沃爾(Cornwell)旅行。
他關掉電視什麼也沒說，看著對面的展架，
說了一句讓她感到不安的話：
「永遠離開了，只有這些罐子依舊在這兒。」
在她獨自開車去康沃爾時，她下定決心，
從那裡回來後，一定要遠離那個男人。
沿著狹窄鄉間小路的車程要五小時。
她得不斷重新裝滿漏水的散熱器，以防車子過熱。
離家的時光是愉快的，但在海邊待了許多天後，她也同樣高興能回家。
深夜出發、回倫敦的歸途讓人疲累。
她的眼皮沉重，且引擎就像平常一樣過熱了。
出發一小時後，她把車停泊在狹窄的鄉間小路路肩上。
樹梢的葉子成了遮蔽月光的天然棚子。
她決定要小睡一下，同時讓引擎自行冷卻下來。
她在車窗留了一個小縫，讓夜晚的涼爽空氣能吹進車裡。
不消一會兒，她就睡著了。
大雨的聲音吵醒了她。一個從黑暗中出現人輕拍車窗玻璃。
她忍住尖叫，並擦拭起霧的車窗，想看清楚誰在外面。
是那名在博物館的男人，她立刻認出他的臉還有口齒不清的聲音。
「只有我在這，我在附近拜訪祖母，然後注意到妳的車。」
她準備降下她的車窗。
「不、不，車窗保持上鎖。我可能是任何人。
我希望妳安全沒事。我會幫妳叫修車工來。妳待在這裡休息一下。
他們應該不會離這裡太遠。」
她放下狂跳個不停的心，看著他走回那片黑暗中。
一小時後，她試著睡回籠覺。
她把車窗多打開了幾吋，因為她的沉重的呼吸讓玻璃都起了霧。
大雨終究停歇，一切又陷入寂靜。
突然一隻手伸進窗戶抓住她的頭髮，是那個在博物館的男人。
她使盡全力尖叫、狂抓他的手然後試圖把車窗關上。
在一陣慌亂的掙扎後，他把手放開，然後把臉貼上玻璃。
她不斷按喇叭，求他走開。
他發現遠處有其它車的燈光，沒說任何話就跑進黑暗中。
她決定回倫敦後再打電話報警，
因為那晚稍早她喝了幾杯紅酒，她害怕酒測可能會稍微超標。
於是馬不停蹄的開回去。
南華克(Southwark)的警察局拒絕受理報案。
提到院長的名字後，她的安全受到潛在的威脅。
她意識到，就算是跟警察說也不安全。
她回到工作崗位後，聯繫了學院院長。
電話被忽略了好幾個星期，最後才轉接到他的研究室。
她告訴他所發生的事，一開始對方沉默以對。
然後才開口問她，她是否重視她在大學的學業。
她強忍著委屈，希望這件事有進一步的處置，
卻沒有得到任何確切的答覆。
隨著作業開始堆積如山，她把重心放回學業上。
她在臨床視察被分配到一個精神病患。
兩人獨處做簡短評估時，那個女病患用力地抓住她的手，直直地望著她的雙眼。
「妳知道的，妳應該放下這件和院長兒子有關的事情。
不然有一天妳也會和我們一樣待在這裡。」
她當天就害怕地離開倫敦，飛到愛爾蘭那間旅館。
我們剛認識那時，我對這女孩說的話半信半疑。
我猜想她現在已經畢業了。
在我們假期結束的兩年後，我們去倫敦拜訪我妻子的朋友。
她在蓋伊醫院當護士。她同意進一步調查這件事。
就在我快忘了有這回事的時候，在某個星期二深夜，我接到妻子朋友的來電。
她約我在我們公寓轉角的喬治酒館碰面。
我們聊的那女孩已經死了，時間僅距離那次愛爾蘭相遇的五個月後。
在精神衛生法之下，她已經被解剖了。
不過事與願違，女孩被保存在她曾經就學的同一間精神科病房。
她是自殺的，遺書上寫著她已經「屈服於念書的壓力」。
我的朋友在當周就辭了職。
沒有任何紀錄證明，院長曾經有個兒子或有人在病理學博物館值夜班。
自從那時，我再也沒有回去過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