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自己是覺得，台灣比較奇怪的是很容易某些人全盤接受某個理論。
: （也許是我對學界的接觸還不夠，這只是我目前看起來的感覺）
: 似乎對於自我反省的部份很缺乏？
: 所以很容易，某個時期的那些人都在倡導某個對現在我們來說已經過時的理論。
: 不同理論當然有其可取之處，但是否也該與時並進呢？
其實台灣全盤接受某些理論是有政治脈絡可循的。
所謂與時並進，不太可能也不需要發生是因為我們並非西方社會。
也就是說，西方人因為工業社會、一戰之後對生命感到苦惱而迷惘，
於是乎有卡夫卡、沙特那樣的存在主義。而我們台灣那時正在與日本殖民政府對抗，
文壇主流（與五四結合的白話文學運動）是書寫現實意識的寫實主義。
現代主義只有在少數東京、上海留學生、台北都市知識青年才能感受到的思潮。
後來現代主義經由夏志清教授介紹到台灣來，其實也是政治性的選擇。
並且那時候（五、六零年代）西方的現代主義已經走入了晚期，
將要轉入解構乃至戲耍的後現代多元了。
至於為什麼那些學院派的外文系教授要引介現代主義，或新批評？
除了美援、反共時代因素之外，還有就是現代主義脫離現實的性質。
在那種高壓的政治氣氛之下，關注於文本形式的新批評才能讓作家或學者有喘息的空間。
而近來又引介的「後殖民」與「女性」其實也並非過時的舶來品。
因為台灣是移民社會，又充滿了許多現代和傳統的過度色彩，
西方文學理論（縱使我們覺得厭煩），總是提供另外一種打破框架的新思維。
就像西方人總是厭棄馬克思，認為他是預言失準又造成災難的大魔頭，
是過時而且錯誤的思想。
但西方政治制度有太多地方是因為社會主義而修正的，例如社會福利、保障法案等等。
換方面說，如果我們只重視自由貿易，而沒有注意到第三世界被第一世界的傾銷，
馬克思就可以提供這方面的援助。
因此就算說我們台灣援引、抄襲、冒用西方理論，我覺得也不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的文學深深被政治牽引著，政治又不得不和西方掛鉤。
在我們還沒建立屬於自己的地域的學派以前，像西方取經也是難以避免的。
然後我們全盤冒用的問題總是出在（原ＰＯ說得好）：不能自省。
自覺自省原本就是西方人文精神很重要的一環：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而我們只是急功近利地吞近一堆文學理論，培養新的學舌鸚鵡。
卻沒看見西方傳統的懷疑精神，去批判任何已知的事物。
這也是台灣的學院體制不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