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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主辦 中國古代史第二講
主題：北朝的漢胡融和 日期：2015 年 4 月 29 日
主講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楊永安博士
1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政策
── 以北魏孝文帝為中心
五胡來源簡介──以匈奴為例
漢初對河西的開拓，在西漢後期已漸見成績，東漢亂世多事，文人避地河西，
文教得以崛興，經學亦因不少大儒相繼抵達的原故，敦煌等地反而逐漸成為西北
儒學的重鎮。魏晉時期，中原板蕩，五胡政權紛立之際，河西(涼州)竟然成為讀
書人的安樂窩。
羌人遷入關中當在東漢之初，但氐族則要到魏、蜀兩國爭奪陝西、甘肅、四
川一帶時，方被招攬移置到該帶地區，從而得以蕃衍。自東漢靈帝中平元年(184)
曹操破黃巾開始，至公元 240 年(曹魏明帝正始元年)三國對峙之際，以曹魏為首
的政權不斷將氐人內徙來補充因戰亂而導至大量人口流失的關中，逐漸出現了羌
胡人口倍增，足可以與漢人分庭抗禮的情況出現。 東漢末年，軍閥相互攻伐之
際，不少豪帥就曾招攬這些內附的羌、氐，增強了他們不少的軍勢。著名如董卓
率涼州諸羌亂京，正是這些域外民族勢力顯示的明證。馬超在未歸順劉備成為五
虎大將之前，也是依仗涼州諸羌胡的勢力與曹操的軍隊抗衡。
匈奴祖先可上追堯舜時的夏后氏(《史記‧匈奴列傳》)，他們與羌人相類，
在西漢內附後，東漢光武帝時又再移徙并州一帶，兩漢四百二十多年來，匈奴雖
長期與漢人雜處，沾染了不少漢人風習，,但仍然以部落形式分治，草原文化未在
入附中原以後立即消失，其強悍勇武的作風仍得以保留。魏晉時期，曹操將他們
安置在太原、雁門一帶(并州) ，至劉淵崛起，南匈奴仍然是以部落形式管治轄下
百姓，而劉淵能繼承父親劉豹統領五部的實力，最後創建了劉漢的政權。《晉書‧
北狄傳》中道出入附匈奴共十九支，他們各有部落組織，分開界線聚居，絕不錯
雜，都在某方面上道出匈奴草原民族性格的保存。
五胡的漢文化水平──以匈奴為例
話雖如此，讀者在回顧正史記述五胡的文化水平時，或因傳統封建狹隘主義
而稱域外政權為 “戎” 為 “狄” ，但卻不得不承認部份領袖深具漢化水平。以匈
奴劉淵為例，本是冒頓單于的後裔，因漢以宗室女妻冒頓，並相約結為兄弟，於
是以此緣故，匈奴內附的子孫多冒稱姓劉，而後來劉淵所建立的漢政權，正是企
2
圖以繼承漢家正統自居。
大家翻閱史冊，便不難發現到劉淵自幼已熟讀 《毛詩》、《周易》、《尚書》，
尤其鍾情於《春秋》和《孫吳兵法》，可謂縱橫《史》、《漢》，於諸子百家無一不
曉。且自幼時已隨大儒崔游習經，至其成長後， “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
里，亦皆遊焉。”(《晉書‧劉元海載記》) 足證絕非浪得虛名之輩。 而諸子或愚
或智，都善《毛詩》、《春秋》、《孫吳兵法》，他的第四子劉聰更工於書法，於草
隸尤精，與劉淵一樣，同樣亦臂力驚人，能挽弓三百斤，可謂文武並重。
從劉淵即皇帝位的詔文中，他自追漢高祖劉邦為祖先，盛讚武帝開拓疆土之
功，痛罵王莽的篡漢自立，稱揚東漢光武帝恢復漢家基業，繼而非議董卓、曹操
不臣的行為，對劉備建立蜀漢政權，企圖繼承漢家江山的宏願表示欣賞，並慨嘆
他後繼無人。所以：
“孤今猥為群公所推,紹修三祖(劉邦、劉秀、劉備)之業。”
或代表匈奴劉淵漢化心態的一斑。
西晉末年形勢和江統《徙戎論》所散發的內夏外夷觀念
與此同時，因漢代外交民族政策推行下，少數民族逐步內附，形成華戎共處
的事實。內附少數民族人數經過兩漢以來的聚居及生育，漸與當地的漢人人數相
若，西晉著名世族江統的《徙戎論》，除指出夷夏地域有別，言語不通外，“華夷
異處，戎夏區別”，也頗以文化相異的角度蔑視近鄰，他首要針對的戎狄，主要
是後來五胡的羌、氐及一部份身份種族未明的胡人：
“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為叛。”
認為歷史上戎夷多詐，每每入犯疆塞，若以夷狄守邊，毋異引狼入室；他稱頌秦
始皇北卻匈奴為畢世奇功，然而自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徙諸羌入關中以填空馮翊、
河東，騎都尉王弘、鄧騭先後征伐相繼失敗，西戎乃入掠四川，山西一帶，雙方
“餘燼不盡”，死亡枕籍，問題未能解決之際，又因曹操引西戎入秦川以增強征討
蜀漢的軍力，造成禍延西晉的惡果。江統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
不與華同”，而戎狄“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窺伺富饒的關中本是必然的事實，
而他們既被安置在四野並無屏障的河谷平原，一旦為亂，後果不堪想像。
江統建議把在中國核心地區的少數民族，如在扶風、始平、京兆的氐族，給
3
與糧食，還遷隴右；所謂：
“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
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
至於五部匈奴，威脅尤甚於羌族，但因內徙諸羌氐多在關中地帶，他把匈奴列為
第二號威脅者。是時，匈奴人口戶至數萬，過於西戎，且天性驍勇，騎射倍於氐
羌，若有異心，則聚族而居的并州一帶首當其衝。但江統獻計不被晉獻帝接受，
上策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起。永嘉 3 年(309) 底，氐族李雄自稱“成都王”(成漢)；
次年，匈奴劉淵興兵於離石，國號漢（後改趙[前趙]）。永嘉 5 年(311)，劉聰部將
石勒誅滅晉軍十多萬人，並俘殺太尉王衍。劉聰部將呼延晏大敗晉軍，陷洛陽，
俘晉懷帝，屠殺太子、宗室、官吏及百姓三萬餘人，史稱“永嘉之亂”。
五胡的漢文化水平──以氐族為例
過去，我們或因漢人修史的影響，對五胡亂華的痛恨而誤導了自己的客觀思
維，以為胡人多粗獷無禮，不知法度，西晉末年江統或對匈奴、氐、羌認識不深，
或因他們的威脅而刻意低貶他們文化水平，以示夷夏有別；或者，這種形容對低
下層的胡人來說還頗為貼當，但對於部份五胡君主而言，不少既不自覺地漢化，
也因必須自強關係，他們的漢化程度，實也使後世的讀史者驚異。其中尤著者，
當推曾經一度叱吒北方，震動天下的氐人苻堅。
苻堅的祖先可追溯夏朝末年因反對夏啟暴政，結果被擊敗與放逐的有扈氏，
某程度上，苻氐與華夏血統也有點相連的關係。綜觀五胡歷史，其間有為之君多
禮賢下士，用漢人謀臣，善漢學漢文的君主固然與殿臣賦詩為樂，縱使不識漢字
如羯人石勒，亦常令漢人文臣講述歷史故事，希望對過往成功的君主加以學習，
對暴君的失敗則引為鑑戒。
苻堅頗集諸胡君之大成，手下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都先後拜為僕
射、侍中,掌中樞機密，於是知識份子都樂意為其效力，奠下他日統一北方的霸業。
《晉書‧苻堅載記》說他：
“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
說明苻堅是五胡中最具有一統天下實力的君主；他對漢人謀事之信任，堅決地表
現於保守氐族元老詆譭漢族王猛時開始，而苻堅立斬樊世於西廄的行動，更堅定
了漢人謀臣對服務於這異族王朝的信心，後來王猛亦一力鏟除這些反漢的勢力，
為奠定霸業舖下了康莊大路。苻堅進一步向自己的兒子表示王猛是自己的姜尚
4
(太公)明顯地他就以昔日討伐商紂的周武王自居，這種寓意也表明他向世人宣示
了東晉為暴政王朝，自己則是義旗高舉的正義之師。由王猛獻策攻滅前燕後，苻
堅親祭孔子，並令太子、王公、大夫全部參與這傳統儀式，均顯示他接受漢文化
的一面。
在一定程度上，域外民族在漢化過程中，不獨接受儒家正統文化，在另一方
面，也受到漢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感染。由苻堅祖父苻洪開始，苻氐領袖都篤信天
象，並視之為出軍前後的吉凶兆徵。淝水之戰前，天象示警表示不吉，眾部將都
勸阻不宜出戰；於《載記》中，讀史者可以看到苻堅反覆與謀臣猛將商議的猶豫，
一反他過往氣吞山河，一勇往直前的霸氣，顯現他對命運主宰勝負的猜疑，撇除
草原薩滿迷信的原素，這固然是漢化的表徵，不過更致命的，是因受漢文化的影
響下，大一統思想與自視為正統的觀念一直也牽動著他平克東晉的情意結，最後
的兵敗，他還將原因回歸於天意之上，重申了他的矛盾，歸根結底還是來自文化
的無意誤導之中。
五胡中以南匈奴內附最久，由東漢建武 26 年(50)至晉惠帝永興元年(304)，
移徙達二百餘年後，匈奴劉淵以文化層面較高從而建立漢政權是一點也不令人詫
異的事。至於氐族入附雖然稍遲，但早已習農耕事業，對吸收農業文明奠下了良
好基礎。羌人雖然與匈奴一樣，在魏晉期間不少貴族被漢人政府封爵，但文化層
面遠不及南匈奴及氐人漢化之深。羯人則長期依附南匈奴，族源甚至與華夏沾不
上關係，文化水平與中原漢人有差距。鮮卑漢化程度與羯相若，在魏晉以還，不
少鮮卑部落事實上仍是過著氏族社會的生活，尚未正式進化至階級社會的形態。
正因這緣故，氐人自視文化水平遠超羌、羯和鮮卑諸族。在苻堅執政下，他放手
給漢臣王猛推行農業文明，《晉書‧苻堅載記》中所謂：
“外修兵革，內崇儒家。勸課農桑，教以廉恥。”
全然一派漢人賢君的氣象。在揮軍攻打前燕鮮卑慕容暐時，王猛便口口聲聲指
“殘胡不足平也”，其弟苻融更以 “東胡” 不足信為理由，請誅慕容燕。事實上，
在苻堅前秦政權下，因文化層面而輕視其他胡族，如稱羌人“羌虜” ；稱鮮卑“白
虜”的例子頗為不少。苻堅臣下呂光出鎮涼州,苻堅送別之際,還千叮萬囑的說：
“西戎荒俗, ,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
之法……”(《晉書‧苻堅載記下》)
正是以禮義自居，以中國自居，彰顯前秦王化，而視敦煌四郡為化外之地，河西
之民為化外之民。這雖與講義開始時，描述涼州早沾物化之說相違，但卻正好表
現不同角度、不同立場的人對文化層面的不同觀點。或者，更有意思的，是苻堅
5
兵敗淝水後，各族胡兵為自保實力各懷鬼胎，陰謀脫離前秦的控制時，羌人姚萇
在五將山找到機會，脅迫苻堅交出傳國玉璽，這其實也說明了苻堅與姚萇漢化的
例證。符堅在臨死前更進一步顯示他漢化之深，從而鄙視羌人的文化水平：
“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以依
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晉書‧苻堅載記》)
姚萇求玉璽不得，又希望效法上古聖人禪讓故事。苻堅又斥罵說：
“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
凡此種種，均可視為苻堅漢化的明證。
有關問題的思考：
1. 五胡內徙二百多年，早已吸收了不少漢文化，漢人知識份子在前秦的氐族貴
介面前毫不忌諱而斥其他異族政權為 “胡” 為 “虜”，都足見不少生存於少數
民族管轄下的漢人，對五胡的接受程度，或他們對效力的胡人政權認可的程
度。
2. 讀者們或也不可忽略的是，祗要翻開史冊，便不難發現五胡中不少世系均可
上溯初民時的祖先。《史記》、《漢書》的〈匈奴傳〉都先後提及匈奴是堯、舜
期間夏后氏的苗裔，劉淵以此繼承漢家政權自居，固然不足為怪；前秦苻堅
祖先為夏啟期間的有扈氏；另一支後涼氐族，在五胡史上累積惡名，被指為
殺人如麻的呂光，其祖先更是在漢文帝時避難移徙至敦煌，從此落地生根的
漢人呂文和。此外，在五將山縊殺苻堅自立，建立後秦政權的姚萇，祖先可
上追黃帝時的有虞氏，禹曾封舜最幼的兒子于西戎，從此世代成為羌人的領
袖。大夏的立國者，是匈奴人赫連勃勃，自稱為大禹的後裔，世代居於幽朔
(《晉書‧赫連勃勃載記》) 。如果大家從主客兩方觀察的話，在血緣上來說，
五胡君主多與華夏集團的祖先有關係，這或是他們最終能夠與漢族混和的原
因，最低限度他們自己不拒絕承認與漢族有遠久的血統關係，也進一步證明
了他們不存在著種族的仇恨。而從漢族的角度來看，他們或都是夷狄，但確
實與炎、黃子孫有著不可磨滅的關係，因而也對他們的文化及進一步的漢化，
抱有兼容的態度。故《晉書‧劉元海載記》就指出：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
代表漢族對於種族觀念的其中一種看法。而後來北朝時代，北朝的胡漢分
6
裂政權如北魏鮮卑拓跋氏、北齊胡化漢人高歡、北周鮮卑宇文泰的祖先在遙遠
的血緣上都與華夏集團有關。
3. 我們且看血緣上完全與華夏無關的羯人，如前趙的石勒，受到漢化的影響下，
石勒總在攻滅其他政權時，力斥其亡國之臣破壞民生，荼毒四海的罪名。像
永嘉五年破西晉大軍，擒拿太尉王衍時就以其破壞天下的罪名，予以處死；
擒獲東中郎將、冀州刺史王浚時，則指責他手握重兵，卻坐看天子被困而不
肯出兵勤王，反而企圖割地稱王的罪證。這些都表現出石勒雖謙稱 “小胡” ，
但實際上往往詞嚴義正地替晉室斥責叛臣，大有執史筆以誅逆賊的意味。匈
奴劉淵與鮮卑慕容廆都曾先後道出 “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東夷”的說法
(見《晉書‧劉元海載》、《晉書‧慕容廆載記附高瞻傳》)，正道出往昔華夏濛
初時代的統治者也來自不同集團與地域，而現今又何必介懷華夷之別，胡漢
之分？這都說明了在很大程度上，五胡對自身的評價，已有點以漢人自居的
味道。或者，我們也不能忘記建立前燕、後燕、西燕、南燕的鮮卑慕容氏，
都是有熊氏的子孫，與華夏集團同樣有著切肉不離皮的血緣紐帶關係。
然而，正當大家在五胡君主多在心理上承認自己是漢人之際，卻同時需反覆自問
這是否只是五胡君主為名正言順接收中原政權時，順應北方漢人群眾對西晉政權
的怨懟而作出“順應人心” 的聲討？又或者這種漢化心理，僅是在個別胡人君主
中出現，而並非所有胡君的共同反應？ 關於第二個問題，似乎較易處理；如果
正如我們的臆度，五胡君主都存在以漢人正統的心理來接收政權的話，對於漢人
百姓應以較寬容優禮的態度來管治，而不應以異族君臨者般的血腥鎮壓來管治北
中國。而史實還告訴讀者，自五胡進入中國以來，他們不獨未嘗脫離部落形式的
生活，縱使飲食文化，還不能被漢人所接受。
有關五胡“漢化”的背後
五胡政權先後成立，當中便存在著不少屠殺漢人百姓的記載，就以我們曾
稱讚的南匈奴劉漢(前趙)政權為例，於晉懷帝永嘉 5 年攻陷洛陽，屠殺三萬餘
人，乃歷史上著名的 “永嘉之亂”。羯人(後趙)石勒，固以聲討晉室，大者替天
行道的姿態，但除坑殺戰敗的數萬西晉降卒外，在交鋒的道線上，更坑殺無千
無萬的漢人百姓；他的繼承者石虎更殘暴不仁，導致公元 349 年梁犢及他的漢
人養孫冉閔先後發動民族流血大衝突，篡滅後趙而建立冉魏政權。前趙、後趙
兩個胡人政權，乃五胡中比較開明的政權之一，他們在處理民族關係的手法尚
且如此，那末生活於大夏的匈奴赫連勃勃、南涼鮮卑的禿髮?檀、北涼盧水胡
的沮渠蒙遜及後涼氐人呂光治下的漢人生涯自是可知。言已至此，這正是一個
最合適時機來列舉五胡亂華之際，大批北方士庶流徙江東，逃避暴政，形成東
晉人口的激增，從而有力與來自北方強大軍事力量對抗的例子，用此作為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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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虐漢人最合理的解釋。至於居住在地處西北，受制於地理環境未有能力逃難
的漢人，有的參與各大小規模的起事，其他的就只有屈膝於強權下聽天由命，
這些都可窺看到當時民族與民族間關係的另一面。
縱使在五胡歷史上備受推崇的前秦政權，苻堅是否唯王猛之言是用，倒還
是一個不易解答的問題。王猛臨終前，曾勸告苻堅鏟除鮮卑慕容垂，但苻堅卻
一直唯唯諾諾，這是他在用漢人謀臣之餘，堅持軍事力量始終應歸於五胡掌握
的心態。苻堅年幼時，其父夢到天神派遣使者傳令拜堅為龍驤將軍，苻堅亦據
此將位號令諸氐，平克羌、羯、鮮卑而稱帝。在征東晉前夕，他卻將龍驤之銜
授予羌人姚萇，也可看到他始終很實際地依仗其他胡族的軍事力量，卻非漢人
謀臣的一管儒筆。既而，讀者也不難從苻堅的委任中，看到前秦州牧和刺史的
職位，漢人只佔百份之二十以下，強兵豪帥，若非氐族皇室成員，即為其他胡
人領袖，較之前趙的劉淵及後趙的石勒幕下，漢官人數在百份之五、六十間可
謂遠有不如。再者，苻堅自幼雖仰慕漢文化而請求延聘儒師教學，但他祖父苻
洪即提醒他：
“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
在商討征伐東晉議案中，其弟就曾以：
“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
為理由，道出漢人主流社會不會以正統歸於前秦。至於我們在上文徵引苻堅於五
將山拒絕姚萇禪讓要求時，還力分 “五胡次序,無汝羌名” ， 不啻亦代表了自認
為胡的證據。
基於胡人君主入主中原，既不能不沾染漢文化，但又不願過份委政於漢人；
既不能不推行漢化以強化階級架構的政策，卻又深恐漢化後會被漢人瓜代政權，
於是類似一國兩制胡漢分治的形式宣告出現，而且幾乎在個別五胡統治與整個北
朝胡人政權下都存在不變。
大家翻開《晉書》、《北史》等便很容易發覺不少胡人自立為帝後，還保持著
單于之名，這不獨證見了他們在農業文明的領地建立政權下，仍然維持著部落的
生活形態，還可從其中的發展看到胡漢分治的模式。
以南匈奴劉淵為例，他是以大單于身份而稱帝的第一個少數民族首領，他自
兼兩重身份多年，才將單于位置讓給承繼人。這種方法即由帝主兼任單于或由皇
太子、皇弟任大單于的方法，在整個十六國期間都先後出現，代表皇帝治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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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繼承人則管治自己本族及其他諸色胡人的象徵。江統在《徙戎論》中道出
內徙 “戎狄居半”的實況，可見大單于的權力也不容忽視，不然的話，羯人石虎也
不會因石勒不授他單于之位而耿耿於懷。
從以上可見五胡入徙已久，生活或已受到漢化的沾染，但漢化程度和態度則
有待商榷。他們各自有部落，既不與漢人雜處，也不易與其他胡人聚居，就是同
族各部間往往也是 “不相雜錯”(《晉書.北狄匈奴傳》)。因而每當其中一個胡族起
兵時，呼朋結黨，便可迅速沿部聯族，瞬間召集數萬人，這正是一個最佳的證明。
既而，各族人民各依部落居住，很自然就以自己本族語言交談。石勒本身就常以
胡語(羯/匈奴語)與族人交談，事實也證明了後趙羯人不一定懂得漢語。石勒稱帝
後，還強調要執行胡人報嫂、居喪嫁娶及死後火葬的風俗，這都是胡俗仍然持續
的證據，也是胡人君主堅持族人保留胡俗而不致被全盤漢化的例子。在這種心態
下，當胡化漢人冉閔推翻後趙政權稱帝後，也以自己的兒子冉胤為大單于，管理
人口佔半的胡人，並繼續保持他們的風俗習慣。
不過，話得說回頭。分族而治的策略雖然存在，胡人地位也相較漢人為高，
就以石勒為例，他就以胡人為國人，並禁漢人亂稱 “胡”名，如“號胡為國人”、“諱
胡尤峻” 正是一例。但總的來說，石勒深明漢族文官可利用之處，所以在他大開
殺戒坑殺無辜漢人百姓的同時，又招攬士族加以保護。但如果我們只是斷章取義，
看到《晉書‧石勒載記》提及以漢人為管理胡人出入的官員，嚴禁胡人不得侮易
衣冠華族，就指石勒的後趙是一個漢化政權時，那似乎便與史實有點落差了。
基於上述因素，在較強大的五胡政權中，後趙、前秦、後燕都先後下令恢復
士族制度，對保護知識份子方面確實下過一定的功夫。但於胡人政權下，士族未
能一如魏晉之世般把持朝政，較能握權的漢人知識份子多來自寒門，其中像石勒
的張賓；前燕慕容氏的陽騖、皇甫真；苻堅的王猛等都是一例。總括而言，五胡
治下的北中國，胡人地位一般都高於漢人，但漢人也不致於淪為奴隸，也不一定
像元朝的明文規定民分四等般有強烈的尊卑之別；漢人在統治集團中的出路，往
往是庶族掌握謀臣之職，軍政大權基本上仍然操在諸色胡人的手中。
以上的現象只能說明了五胡亂華期間，胡人對漢化心態的反映。石勒或其他
胡人君主的大力推崇佛教，皆因 “佛是戎神” (《晉書‧佛圖澄傳》) ，而石勒自
稱 “朕出自邊戎” 而管治諸夏，推介佛祖不啻就是自我肯定的訊息，這對於以武
力雄霸北方，但卻又感到文化有所不及的胡人君主而言，漢人禮拜他們的“戎神”，
變相就是對“祂”委派於塵世代言人身份的認可，換句話說，與接受胡人政權的合
法和正統地位便相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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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氐族敗亡至鮮卑崛起
在述及五胡時期，提到胡人君主不一定衷心熱愛漢文化，只因格禁於形勢而
推行某種程度上的漢化，但他們因經歷百多年與漢人共處的長路，逐漸由部落聚
居而進一步習染漢俗，經過通婚的階段終至於同化，最後不免達到民族融和的目
的。
苻堅一統北方至淝水戰敗後，北方再陷於四分五裂的局面，淝水之戰的意義，
不僅代表中國軍事史上以寡勝眾的例子，不僅代表漢人政權還可在江東據守下去，
更重要的，是前秦揮軍直指東晉時，北方各族人民還未真正達至同化與融和的階
段， 鮮卑、羌、匈奴等仍各懷鬼胎，不甘心聽令於氐族，並等待苻堅用兵失誤
而再度復起與復國。苻堅死後的亂局， 45 年後由拓跋燾再度一統北方，民族關
係至此又出現了新的變化。
五胡的漢文化水平──以拓跋鮮卑為例
五胡曾在北中國先後建立政權，其中慕容鮮卑的發展較早，頗沾漢化的前燕
（337-370）滅亡後，因淝水之戰（383）前秦苻氐失敗再導致北中國分裂，後燕
（384-407）、西燕（384-394）、南燕（398-410）、北燕（407-420）等趁此機會立
國，其統治者血統或淵源都與慕容鮮卑有關。出身東北黑龍江上游大興安嶺山林
的拓跋什翼犍鮮卑政權在公元 338 建國號代，此時，他們文化遠較慕容鮮卑為低，
且臣屬於前秦，至淝水之戰後，道武帝拓跋珪於 386 年建立北魏，開展了五胡中
文化制度相對落伍的一族加速現代化的步伐，迎頭趕上諸胡，形成後來與裂江而
東的漢人南朝政權對歭的局面。
三國至曹魏初期（220-250），拓跋鮮卑尚處於部落生活形態，且未有文字，
符號紀事始自魏初，一切大事均以部落民的誠信與承諾為準。風俗披髮索頭，與
匈奴相似，又因原居地天氣赤寒，以獸皮為衣，在這些背景因素下，他們生產技
術只停留在遊牧、漁獵階段，至建立代政權後才因前秦物沾，漸有改善空間。
公元 439 年，北魏滅北涼，完成一統北方大業， 而拓跋鮮卑為五胡中文化
層面較低的一支，也正因他們文化較低而騎射更為強悍的緣故，因而在短期間
內便征服了其他漢化的胡人政權，而在他們統治北中國的初期，與其他胡人君
主一樣，正面對漢化的取捨而大傷腦筋。
拓跋魏自稱出於黃帝少子昌意之後，《魏書‧序紀》說：
“昔?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
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號。其後世?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
10
野。畜牧遷徙，射獵?業，淳樸?俗，簡易?化，不?文字，刻木紀契
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帝以土德王，北俗謂
土?托，謂后?跋，故以?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
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田祖。爰曆三代，以及秦漢，獯鬻、獫
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
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聰明武略，遠近所
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不管其記載真偽，其族類與中原王朝斷絕音訊，且同時代的其他少數民族尚稱
拓跋為“白虜” 、“黃頭鮮卑” ，拓跋一族源於南西伯利亞之說也曾甚囂塵上；
概括而言，《魏書》的記載僅代表他們與其他胡人政權一樣，企圖以血源關係來
減低漢人的反抗情緒及增加自己統治的認授性和合法性。事實上，在他們一統
北方的三、四代前，拓跋鮮卑還處於草原放牧的生活，在進化方面，也只是游
離於氏族社會的末期，直至前秦攻滅拓拔鮮卑所建立的代國，俘虜代王什(涉)翼
犍，苻堅迫令其入太學習知禮樂，因此當什翼犍在處理本族的政務時，也偶爾
禮聘漢士如燕鳳來參議政事(《晉書‧苻堅載記上》、《北史‧燕鳳傳》) ，這才
算是他們與漢文化沾邊的時刻。雖然早在曹魏之際，鮮卑已與魏政權通婚，但
從苻堅與什翼犍的交談對話中觀察，他們在和親過程中所受到的漢化恐怕是微
乎其微的。概括而言，公元 389 年前，拓拔鮮卑的文化還只是停留在逐水而居
的遊牧及狩獵生活。
由 389 年至 439 年的 50 年間，拓跋鮮卑由一支出身於黑龍江上游的遊牧民
族，不斷延聘漢人知識份子為其策劃典章制度，同時又秣馬勵兵強化軍事實
力，奠下一統北方的基礎。其中如 436 年滅後燕，招攬崔玄伯、李先；417 年
滅後秦，招攬刁雍、趙逸、胡方回；439 年滅北涼又招宋繇，這些人才都在強
化及漢化拓拔鮮卑的過程中盡過一番的貢獻。
有關北魏漢化的基礎
在大家回顧拓跋氏大量的招攬漢人儒士之際，自然察覺游牧文化的漸次消
減，代之而起的便是中原農業文化的特色：
1. 386 年拓跋珪稱帝，正式接受崔宏的建議，改代為魏。
2. 398 年遷都平城(即山西大同) ，逐漸有出現城廓文明，與昔日遊牧生涯有
明顯的距離。因一切都城的建置、裝飾、文物、制度都需要漢人士、工來
負責，因而漢人得以被任用。同時，又數度將大量胡漢百姓遷至平城，以
實京師，於是大量來自草原老家的鮮卑人都被迫脫離放牧的舊業，轉而走
向農業生產的路上去。
3. 拓跋珪以後，拓跋燾大力獎勵農耕，後繼者亦落實執行這不二的路線，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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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表明了當城廓觀念出現後，拓拔鮮卑的領土意識開始強化的一斑。
4. 其他有關漢文化的表現，例如建立官制、修律法、訂禮樂典章、重視地方
吏治等，都是完全模仿漢代制度而建置。
5. 對於文物教化方面，拓跋鮮卑也顯得特別重視。拓跋珪時代開始，已置太
學，設國子博士、助教等教授學生；歷代魏主俱緣此制，大選儒生。此
外，北魏孝文帝即位前的幾位君主除好佛教外，也兼好道家、黃老之術。
道武帝(珪)、明元帝(嗣)、獻文帝(弘)等都能與漢族朝臣談論歷史，甚至天
象占卜之法，可見在北魏統治者心目中漢文化的重要性。
6. 由上述問題的進一步引申，北魏諸帝對儒士的尊敬程度，自然不比匈奴或
氐族為低，來自各方的儒士都往往得到適當的安排，如授國子博士、祭
酒、並引入太學講授經學，又命有賢德者為諸皇子教授，這些都顯示北魏
君主重視儒者的程度。在另一方面，統治者亦招聘大量的儒士去整理典籍
及收集在北中國戰亂期間散失的圖書，這都突顯胡君重視漢文化。
7. 在草原年代，拓拔鮮卑只是處於在結繩紀事的階段，至道武帝拓跋珪時始
見文字，漢儒江式等把鮮卑古今文字結錄成二十卷，這些也是重視文化的
例證。
8. 至於編修歷史，更是北魏重視的文化大事之一。早於建國初年，道武帝拓
拔珪已詔令修史，至太武帝拓跋燾時又召崔浩修史，從而掀起北魏所謂重
視漢文化的背景與真相。
若我們綜觀以上事例，或會墮於過往不少讚揚北魏漢化之說的五里迷霧之中，
從此就以為崔浩之死皆因在修史期間對君主的大不敬，甚至認為他有意投奔南
朝的企圖而招致滅族之舉。然而這場文字獄，只是以修史罹禍作為導火線，最
重要的是北魏立國後長期蘊釀的胡漢文化間的矛盾，至修史時全然暴露無遺。
北魏胡、漢文化衝突───以崔浩之獄為例
崔浩之父崔宏，早在拓跋珪時已投附北魏，且官高極品，為開國重臣之一。
清河崔氏為山東大姓，士族地位顯赫，而這正是北魏統治者需要借助的地方。崔
浩本人更是太武帝一力倚重的漢人謀臣，在平定諸胡人政權的歷程中，崔浩都參
與策劃，運籌帷幄，厥功至偉。不過，正因崔浩依仗著自已的權勢及與諸士族大
姓如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結為姻親的龐大影響力，企圖 “以夏變夷” ，
回復兩晉期間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
只要讀史者回首過去，便應瞭解自北魏立國以來，君主表面崇儒與學習漢
化都只是一個假象，他們真正的內心世界卻是對漢人知識份子的戒心和對漢化
的若即若離。如果我們說道武帝拓跋珪禮賢下士，招攬大量其他胡人政權下的
漢族謀臣投效，便認為他仰慕漢文化的話，那真是一種不可饒恕而且過份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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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過往由洋人出任華民政務司時，他們何嘗不是跟隨各鄉村居民燒香拜
神、斬燒豬、分燒肉，又或者替本土各盛會的龍、獅點睛？每個人都知道這只
是為了工作上的酬酢與方便，與傾心漢人文化、華民文化、鄉土文化全然無
關。《北史‧賀狄干傳》提及代北胡人賀狄干習知書史，通《論語》、《尚書》，
“有似儒者”，而拓跋珪 “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
殺之” ；賀狄干只是長期在羌人姚萇政權下進行外交任務，受到某種程度上漢
化的濡染，拓跋珪對此已不能接受，又遑論乎漢人朝臣呢？！
再者，後燕朝臣封懿歸附北魏以後，拓跋珪就以他談及後燕舊事，應對疏
慢而將他罷免。至於李栗祖、鄧淵等漢人文士更遭猜忌見殺；最特出的例子是
拓跋珪詢問崔逞何能集糧征戰時，崔逞竟以：
“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 (《魏書‧崔逞傳》)
幾有暗諷北魏鮮卑政權胡語未去，正在改習中原正音之際的牙牙學語的意味，拓
跋珪最終就以崔逞修國書時，尊稱南朝國君為 “貴主”而將他賜死。凡此種種，其
實都已揭露了北朝胡人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態度。
往昔崔逞之稱劉宋君主為“貴主”，或可代表了北朝士族對鮮卑文化層面的輕
視，並嚮往南朝注重衣冠文化的一斑。我們從崔浩的反對佛教，一力主張重道排
佛，向太武帝推薦大道士寇謙之從而展開打擊佛教的活動；在另一方面，他對鮮
卑保守貴族的夷視，極力反對鮮卑同僚所推行的內政外交，固然造成他後來備受
圍攻的悲劇；但我們除可將此當作為崔氏個人的爭權行為外，未嘗不可視之為整
個北朝士族企圖在鮮卑貴族身上奪取權力的舉動。崔浩被誅的其中一條罪名是
“訕鄙國俗”，這恐怕亦不是誣陷之詞；他的弟弟與南方士族聯婚，崔浩就曾盛讚
這侄婿為“貴種” ；這在胡人君主心中，與當年崔逞尊稱南朝君主為 “貴主” (《魏
書‧王慧龍傳》)般同樣都產生出一種苦澀與難堪的滋味。
孝文帝即位前拓跋鮮卑政權內的文化衝突
拓跋鮮卑在管理北中國的初期，仍採取羌、胡、漢人相聚處的方法(《魏書‧
吐谷渾傳》、《宋書‧索虜傳》)，因而漢人胡化進一步加劇。
拓跋燾一統北方，達至“混一戎華”的民族政策(《魏書‧世祖紀》)，雖謂
用人方面傾向鮮卑，卻不表示置漢人出路於不顧，因而不少世代胡化的漢人武將
逐漸得到提升的機會，隨著不自覺與主動討好胡人君主的心理下，這些鮮卑政權
座下的漢人，採用胡服胡語實在自然不過。《南齊書‧魏虜列傳》中便指北魏“胡
風國俗，雜相揉亂”；南宋葉適《習學紀言序目‧魏書‧帝紀》或語帶偏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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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在拓跋鮮卑以前，五胡風俗因漢化關係，和漢人於文化間沒有兩極的差距，
而北魏則：
“純用胡法控勒諸夏，故最為長久。”
還看北魏前期胡君統治和與漢士磨擦的裂縫，這立論還是站得住腳的。
（A）道武帝時期
北魏國君深知以少數民族入治主流社會，不得不洞悉漢人民俗、文化與典章
制度，既不可以胡俗強加漢人頭上，亦不可能在撇除漢士情?下企圖以漢法治國，
因此自代北南遷，漢人知識份子漸次見用，鄧淵、董謐、王德、晁崇與崔玄伯等
頗受鮮卑貴人重視，統治者亦以為兩相濡沫，即可使中外兩班放下民族成見，協
力合心，一舉而有中國。
然而，讀史者應清楚知道對帝主來說，“重用”與“信任”往往是兩回事。
北魏國君的所謂尊重漢士、抑慕漢文化的假象早在道武帝時期已能在若干事件上
表露無遺，如後燕儒臣封懿歸附北魏，因應對傲慢罪名遭罷免，李栗祖、鄧淵等
漢士相繼被猜疑見殺。來自山東清河高門的崔逞，道武帝思集糧遠圖之舉，徵詢
崔逞可行之法，他竟以“飛鴞食椹而改音”表面答非所問，背後卻是譏諷胡人無
德乏化，何以竟敢輕挑南犯之釁；這種態度對百世之後的讀史者來說或許是不知
其所以然；但需注意的，過去的五胡國君能與漢人謀士上下相得，原因不外有三：
1. 往昔漢士多寒庶，能得分裂政權胡君賞識，多竭誠以報。
2. 過去不少胡君如前趙劉淵、前秦苻堅漢化程度頗深，對漢士亦每多體諒。
3. 過去分裂政權國祚甚短，並常處於征戰狀態，內部胡漢衝突相對減少。
至拓跋鮮卑崛興甚速，中間漢化過程亦短，胡君企圖擢用士族為政，卻又未能對
來自高門的知識份子予以信任；相對而言，這些自恃為輿論共推的士族則以輕蔑
的態度蔑視胡人與帝主，甚至景仰劉宋政權盡委政於南朝士族，企圖於排眾自高
之餘，謀奪更大的政治利益。崔逞最終被道武帝賜死，他在修國書給南朝國君時
竟稱對方為“貴主”即為主因，同時正是這心態的絕佳反映。
（B）太武帝時期
太武帝拓跋燾曾因信任崔浩而受其推薦的道士寇謙之慫恿至有滅佛之舉。崔
氏為山東清河大姓，亦是魏晉士族統治以來，天下輿論共推的首位高門；其父崔
宏（玄伯）於後燕敗亡後投奔北魏，得到道武帝禮遇及重用，於兼併各胡人政權
戰役中，崔宏運籌帷幄，?勝千里，為主要開國功臣之一。崔浩承此餘蔭，與其
他世家大姓如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連姻，甚至企圖“以夏變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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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家族勢力背景，在典章、禮樂、風俗以至宗教，再進而政治上改變拓跋
鮮卑的治權。然而，崔浩亦與道武帝時的崔逞無異，既輕蔑胡人文化，亦羨視南
朝士族得以大用，他修書予南朝的新侄婿王慧龍時稱對方“貴種”即見一斑。崔
浩最終因“訕鄙國俗”等罪被族誅，修史致死只是導火線，文化衝突，尤其他企
圖消滅胡君形而上的治權才是主要的不赦死罪。有關北魏時期士族與胡俗間的衝
突較複雜，本身亦存在著不少社會因素與東西文化背景，孝文帝即位前後的困境
與企圖解?方法。
（C）釋氏東來與胡漢文化
歷代統治者都利用“王權天授”蠱惑黎庶，而五胡帝主多佞佛，目的不在於
“佛”，而在於少數民族於佔領地中不能以主流社會的神為形而上的主宰；而只
要主流社會認同胡君在天的神權地位，那末在“王權天授”的公式下，蟻民也自
然接受他在世的治權。而北魏自太武帝以來，歷代帝主都崇信佛法，太武帝或出
一時迷信，或本意忽興安撫漢人奇想，他於一統北方後即順應道士寇謙之的慫恿，
登壇以弟子禮接受道教符籙，並開始了中國教難中三武滅佛的先河。太武帝經短
暫時間滅佛後即覺悟其非，文成帝時重開佛教，還於諸州、縣大興佛寺，又允平
民自由出家，因平城特殊地貌，始於其地鑿石開龕，即今雲岡石窟的由來。孝文
帝遷都後仍崇佛，但信任佛陀扇多，為建嵩山少林。宣武帝更在洛陽鑿壁雕像，
亦今龍門石窟，胡僧來華者千人以上。孝明帝末於京師建永寧寺，菩提達摩至洛
陽宏法。凡此可見漢化前後的北魏胡君未嘗一日忘懷推廣這外來的宗教；當然，
這亦解釋了為何自東漢胡僧來華弘法後，釋教能於五胡十六國至南北朝時於中土
茁壯生根的主因。
北魏政權的內窺與剖析
自道武帝拓跋珪接受漢士崔宏建議改代為魏，並在皇始 3 年（398）自代北
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宗廟、社稷，拓跋鮮卑居所才漸有城廓規模，都城
建置至及禮樂法度均急需漢士、漢工來籌劃構建，漢人於此漸見任用，道武帝還
置太學，設國子博士等教授諸生；同一時期，逾 10 萬山東民眾因燕政權的敗亡
被徙充代北，而又有不少代北胡漢平民被遷至平城，開始農業生產。太武帝拓跋
燾是北魏初年大力推動耕作技術及墾荒開拓的帝主，意味這第二代明君確立領土
與落地生根的意識，漢人文物、科學，甚至法治、吏治都在此刻引進，並因北方
各胡族政權漸衰，在南征形勢相持不下之際，太武帝於太平真君元年（440）一
統北中國。太武帝後尚有文成帝與?文帝，他們雖有鮮卑血統，但在儒學在統治
者推動下，賢德儒者向諸皇子講授經義幾成孝文帝即位前既定的貴族教育政策。
孝文帝（拓跋宏，467-499，471-499 在位）即位時的國內形勢大抵是，北魏
由代北遷都平城約 73 年，在軍事上，它於遷都後不足 42 年便迅速敉平北方諸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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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方上擁私兵自重的塢堡豪強；南方長期與之抗衡的劉宋王朝，太武帝時曾數
番親征仍不有寸進，劉宋企圖資助由北魏?封的氐、胡諸王自酒泉、仇池等地圍
堵，又藉匈奴部落柔然在更北的邊塞牽制、滋擾拓跋魏，令北朝大軍不易南下，
同時通好高麗，結為東北後援。期間雙方曾因各內外不利因素而遣使報聘，但?
文帝時藉劉宋內亂舉兵攻宋，雙方互有攻守。孝文帝在祖先建立基礎上，充份理
解統一中國是在開拓版圖之餘，更重要的是取得漢人認同，特別是史家正統地位
的認可，《春秋公羊傳》所謂的“故君子大居正”（隱公 3 年），或隱公元年載：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
正如上文所指，“正名”一直掀動著五胡中志圖鯨吞六合者內心深處。然而，直
接觸及治亂根源的，是孝文帝在北方必須處理這 70 餘年間累積下來的民族問題，
否則三軍未動，胡漢朝臣間已因心病內鬥，固本成疑，更何談勞師南征？
北魏孝文帝的內政
（A）整頓中央、地方管治
孝文帝即位之初僅 4 歲，太皇太后（以下簡稱太后）馮氏臨朝，予其說拓跋
宏因孝恭而不參與政事，倒不如說他不能涉足其中，只能由太后專政。但有些記
載屬於非?策性的吏治問題，至他 12 至 15 歲時還是可以一展抱負的。北朝以來
官吏貪暴成風，這與鮮卑儼然以征服者自居的心態治國外，缺乏完善的薪俸制度
也有關係，在外官僚尤多以敲詐手段搾取士商課?為俸祿。太和 3 年（479）秦
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王目辰、定州刺史王長樂等貪?不仁被孝文帝處死、賜
死，後者早曾被百姓闕上鳴?揭發，說明地方上早已蘊釀不平的怨言。太和 7 年
（483）孝文帝察覺事態嚴重，即下詔撫民，《魏書‧高祖紀上》：
“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寬政，而明不燭遠，實有缺焉。故
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求之
意。宜案以大辟（死刑），明罔上必誅。……”
整治地方的鐵腕手段還擴及中央，襄城王韓頹與頓丘王李鐘葵也因侵奪民田，以
公濟私，先後被削爵徙邊或賜死。太和 8 年（484）更頒佈俸祿制度，並下令貪
?滿一匹（絹）者為死罪，又命大臣元琛、陸叡為東、西道大使，調查民隱，賞
善?惡；只這兩年間，孝文帝兩度大赦天下，兩度於十餘州鎮開倉賬飢，三度於
披災的定州、冀州施粥窮困，存活者百餘萬，而終其 28 年在位期間，共賬災荒
30 次，較前朝多達 5 至 6 倍，除表示他體恤百姓外，或亦說明北魏雖一統北中
國，但地方上仍有大量問題，孝文帝在這兩年間還廣開言路，徵求百姓上書力陳
弊政，檢舉不法官吏，太和間的吏治漸上軌道，與孝文帝推動改革頗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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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經濟改革
北魏立國後無法解?北方自五胡十六國以來人口流失的問題，導致這困境原
因不外鮮卑舊俗不為漢人接受，部份難忍壓搾苛捐的平民避走南朝，有些則因被
掠奪或出於自願，徙至蠕蠕（匈奴的一支）等塞外地區，最後更多數的選擇，是
雖留居北中國，卻棄地逃亡，成為無?籍的流民，故縱使政府漠視遊徙的流民，
但不能不顧及地廣人稀，農田荒廢，稅收暴減的燃眉急困。
i. 推行均田制
早在延興（471-475）初年，孝文沖齡在位，馮太后專政時，已著力勸課農桑，
誘民歸業，強?兼牛?作出借牛之法。太和（477-499）初的政令往往針對務盡地
力、男耕女織，促進農業生產的議題上著眼；與此同時頒佈的〈督課田農詔〉已
有規定丁男、中男限耕田畝的內容，本意上即企圖解?兼併之家侵奪農地，土田
分配失衡的社會問題。太和 9 年（485）馮太后接受均田制建議，令頒行天下，
《魏書‧高祖紀上》道出拓跋宏即位 15 年間：
“……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
或爭畝畔以亡身，或因飢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
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為斷，勸課農桑，
興富民之本。”
至於《魏書‧食貨志》內列舉均田之法，大抵一床夫婦計，丁男得露田 40 畝，
婦人 20 畝，地方政府分配耕牛，丁男耕牛一頭?田 30 畝，一家限四牛。北魏立
例期間因人丁稀少，不斷鼓吹生養，成親丁男 15 歲已開始授田，女姓適齡而嫁
者往往只有 9-10 歲，15 歲仍待字閨中的仍可得田而耕。露田是需在丁男 70 退役
或死後歸還政府，除不得轉讓外，亦不能擅種非指定的植物。15 歲丁男初授田時
亦另得 20 畝桑田（永業田），雖為世代所有，但規定種植蔬菜、桑、棗、榆等與
農業副產品有關的植株。在某種程度上，北魏推行均田雖受到保守份子與利益既
得者的反對，但總體來說馮太后認同李安世的釋辯，其中更重要的是：
1. 政府既著力敕令百姓改土歸流，然而返回故里的農民卻發現土地被佔領，乃
有“爭畝亡身”的糾紛。於這困境上，一般都承認新耕者的權益，並在原地
附近設法撥地分配回鄉舊人。
2. 因地狹人眾的鄉間實行誘迫政策，即不願徙往寬鄉的原居民，就令不遷，卻
在其永業田中分地作露田與成丁男子。至於願徙者，除既定土地政策外，地
方政府還借地給予開拓種植蔬菜，至日後人口漸眾才劃地均田。
ii. 實行三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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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書》把三長制置於〈食貨志〉內，說明這制度的實行與經濟有直接關
係。事實上，太和 9 年推行的均田制若要徹底執行，必需依仗地方上較誠實的鄉
人，而非本身已有利益衝突的地主豪強。蓋《魏書》曾直指：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
這種百姓因國家土地政策的缺失、小農經濟破壞等因由或被兼併或避逃土豪劣紳
家中為佃農、奴婢的事例固列朝俱有，政府必須立即在地區上進行人口普查和處
理監察勞動力重新分配的工作。
孝文帝即位之初，北魏管治階層已注意相關問題，延興 3 年（473）遣使四
出偵察民隱，實際是括?對口，當時已糾察地方上有以 30 或 50 ?為一?上報的
情?。太和 9 年後，李沖上奏效古法立（5 家）?長、（五?）里長、（五里）黨
長，並以強謹者出任。三長的作用主要調查、檢查、上報鄉黨的人口，凡有國家
或地方上有關征戰、徵稅、歉收、災荒等均由三長負責將上情下達，並切實執行，
又或轉述民隱，希望中央體恤民困。經過太和 10 年（486）設三長後，三數年間
民間安靖，國庫大增，《魏書‧食貨志》中還指出百姓免被豪右欺詐，“計省昔
十有餘倍”，是以均田及三長制是孝文帝親政前後推行的經濟改革，並取得滿意
的成果，然而因馮太后專政而孝文遜稱謙讓，故史家往往把上述改革視為馮太后
時期的德政。
（C）遷都
太和 10 年，拓跋宏正式服皇帝冠冕上朝接見外使，因均田、三長的推行，
往後漸上軌道，開倉賑飢次數大幅減少。太和 14 年（490）馮太后死，孝文堅持
依守喪 3 年，至 17 年（493）藉大舉南伐，孝文帝仍有遷都洛陽之舉。
關東洛陽自西周以來已為陪都，洛邑後來更成東周國都，然而因傳統上關中
長安在歷史、地理環境都被視為建都理想地點，洛陽多在分裂王朝才會被選為首
都。然而正因關中為兵家必爭之地，在分崩之際的兵燹殘破毋庸致疑，加上祖先
來自東北，曾以平城為都的鮮卑帝主不大可能選擇僻處西陲的長安作尚未一統的
帝國之都，至於平城霜凍苦寒，土地乾旱貧脊，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前後，平
城一帶更因連歲失收而百姓飢餒遮道，北魏在孝文帝前，國都一切幾有賴各方補
給，可是山河阻絕，而漕運不至，陸路僅憑幽州（今北京外）、并州（今山西太
原）東來，費時失事。退一步來說，自禹貢九州及定鼎中原的傳說以來，撇除龍
興西部，秦中稱霸的感情、地域因素外，“重德居中”之說也一直與建都關內的
觀點相抗衡，自視為王者的領袖也隆重於定鼎洛邑。東漢班固〈東都賦〉即指出：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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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
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
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
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
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
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而過去的帝主往往傾重西部背河阻山之天險，而忽略中原足可睨視四塞的地利：
“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
萬方輻湊？……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
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這正是《北史‧成淹傳》記載孝文帝南下攻宋時，因察覺洛陽四達通衢，又有漕
河之便，竟日欶令移都之計：
“帝敕淹曰：‘朕以恆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洛，欲
通運四方……’”
當然，孝文帝深沾華風，自視為有德之主，移都中州是“君子大居正”正名之始，
征服南朝是并有天下，“王者大一統”完美的成就；故臨時才興移都之想屬假，
但洛陽在地理上遠勝平城為真，鮮卑既無西部的情意結，且以興師南討的方向來
說，由洛陽遣兵而下自然較為合理；然而，車馬驟至黃河便因水流湍急為借口遷
都，未免令人產生疑竇，反覺成淹早與孝文有移徙的默契，惟於這重要的國事當
中卻迴轉著不少有關鮮卑保守派與孝文帝及其支持者間的暗湧，後來還演變成白
熱化的鬥爭，間接導至北魏的分裂與覆亡。
（D）重視儒家思想的體現
縱使北中國地區在五胡以來受到廣義上胡風的沾染，畢竟拓跋宏的生母李
氏與馮太后本身還是漢人，馮太后在私德上雖胡化頗深，但處理政事的手法與漢
主無大差異，她也以漢人儒臣教導年幼的拓跋宏，因而在稚齡的胡君中，孝文帝
可說是罕有的受到傳統儒學教育培養，並因登基後無需理政，故在太和 10 年親
政前還在接受漢人倫理道德的教誨，是在成長過程中受儒家思想影?至深的帝主。
在孝文一生行誼中，有些事件足可回顧。其一是馮太后於太和 14 年去世後，
孝文帝表現極度哀慟，葬永固陵後，不理百官勸諫，堅決“終三年之制”，孝文
衣衰服、白練，公卿依次節降。在遷都前，拓跋宏每年均至永固陵，3 年間謁陵
8 次，於太后死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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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於陵左，絕膳二日，哭不輟聲。”
這些“禮節”與《禮記‧喪服》中要求孝子賢孫為祖先守孝的條件幾乎全同。其
二，在撇除孝文帝在位最後兩年的身體狀況因素後，有趣的可顯現於他南伐過程
之中。太和 18 年（494）南齊蕭鸞殺其主鬱林王蕭昭業，擅立昭業弟昭文（海陵
王），不久又弒之自立，史稱齊明帝。孝文帝曾斥責蕭鸞弒主的逆行，卻在兩方
交兵的太和 22 年（498），因蕭鸞暴卒而以“禮不伐喪”為由而退兵。從以上兩
宗喪事中，我們大抵可窺探孝文帝在受儒家思想影?之餘，還很著意告訴他人自
己的漢化程度。
孝文帝行幸太學，親選孝秀與禮敬孔子也是眾所週知尊儒行為的表現，他曾
於太和 19 年行幸山東，親祠孔廟，詔拜孔子氏 4 人、顏淵後代 2 人為官，封諸
孔宗子一人為崇聖侯。同年在兗州為孔子起園植柏，修飾孔墳，建碑銘，旨要在
“褒揚聖德”。 此外，在孝文多番巡行之際，都仿傚古籍記載中的先王，省問
風俗，垂詢民隱，還不斷頒下照顧鰥、寡、孤、獨的詔令，其中太和 17 年率領
百萬大軍南征時，還似是當下政客“落區親民”式的造勢。《魏書‧高祖紀下》：
“民年七十已上，賜爵一級。路見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終身。……
詔以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詔洛、懷、并、肆所過四
州之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
以上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
有時令人懷疑究?他是在用兵南朝或是在顯示自己乃仁德之主的模範！
（E）推行徹底漢化政策
拓跋宏重視儒學並不是鮮卑漢化的具體表現，原因有三：
1. 上文述及的僅是孝文帝個人受儒家思想影?而實踐於行動的史實，未能視為
國策一種；
2. 反映於管理的意念上，縱使鼓勵王公大臣子弟或族人學習儒學只是使他們進
一步了解漢人知識份子的治國理想，並使他們對漢人倫理道德觀有更深刻的
體會，目的為避免引起衝突或歧視，甚至進而方便管理主流社會的被統治者，
這些行動早於五胡十六國時代不少分裂王朝也曾先後實踐，卻與漢化不有直
接關係；
3. 足可反質者的是，若指崇重儒學即代表漢化的話，那末漢武帝也推行儒學，
莫非又與漢化有關？既而，孝文帝在太和 14 年開始，隨著自己漸可取代太后
主政地位後，逐步實踐他擺脫鮮卑舊俗的計謀，藉南征遷都明顯是其中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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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擊。
換句話說，他不單要在精神文明上進行改革，還需要在物質文明、社會階級上混
同胡漢，令主流群體接受少數民族的地位。
i. 易華服
自道武帝至太武帝時代，北魏自立國以至強盛，朝服都未有定制，南朝蕭子
顯的《南齊書‧魏虜傳》中還譏笑拓跋鮮卑服色胡漢參差；事實上從該書管窺當
時北魏還是以?褶為朝服，大為自視保存漢人冠冕的南朝上下所不齒。至孝文即
位後開展了正服色的改革，自他 19 歲親政時，服皇帝冠冕接見外國使節即為一
例，兩年後他更賜文武百僚朝服朝冠，明顯是受漢文化影?所致。自遷都後，孝
文帝一方面為加速漢化步伐，一方面亦不欲在南朝使節前寖失禮節，為顯示他漢
文化的程度，太和 18 年（494）頒下禁止士庶胡服的詔令。
ii. 以漢語為法定語言
由拓跋什翼犍至拓跋珪時代以鮮卑語治國，當時拓跋氏正於草創之際，漢化
程度極淺，於鏖兵交戰時均以鮮卑語下達緊急軍令，而漢人謀士多通鮮卑語，拓
跋氏也著意培訓語言人才作為北朝民間與南朝政府的通譯官；正如上一講提及道
武、太武等諸帝企圖與漢人文化保持一段距離，這也本是國策之一，故在孝文帝
太和 10 年親政前，情?沒有太大改變。 此外，北中國自十六國相繼勃興及逐鹿
中原以來，五胡均各有本族語言，但統治階級與貴族出於管治緣故多粗通漢語，
這背景因素亦宜留意。
太和 17 年藉南征而忽意興遷都之議實在是脅迫於保守份子抗拒南下而作的
跳牆之計，原因容後再述。馮太后死是對孝文心理陰影的洗滌，但一舉移都後，
孝文帝即完全脫離拓跋舊族的制肘，並在代北勢力以外地區推行自己的理想。太
和 19 年（495），南遷已成定局，孝文毅然下詔朝中百官仿中原正音，禁用鮮卑
語，犯者貶官，30 歲以下適應、學習能力?的，如未能說漢語的降爵，甚至免官。
拓跋宏的用意在於切斷原來的文化紐帶，強迫由代北南下的貴族學習漢人文化、
文字，否則不兩代以後，披髮左?的胡俗又寖染洛陽，破壞他盤算的全盤漢化計
劃。
iii. 劃分姓氏，提高鮮卑地位
塞外少數民族一般都以部落之名為姓氏，這幾乎是原始社會風習的遺存，在
邁向封建制時，因部落人口隨著社會體制的改變而出現實質上的增加、分散，姓
氏從而必須增加，並在中國歷代經驗的累積中，多漸融入主流社會，取較近漢姓
的姓氏為本姓，拓跋鮮卑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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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北鮮卑初入中原之際，主要政治中 7 個大姓，如紇骨氏（後改姓胡氏）、
普氏（後改周氏）、達奚氏（後改奚氏）、俟亥氏（改亥氏）、丘敦氏（後改丘氏）、
伊婁氏（後改伊氏）及拓拔氏（後為長孫氏）共掌，後來除國姓拓跋氏外，尚有
乙旃氏（後改叔孫氏）及車焜氏（後改車氏）加入統治核心，而這十姓因多為同
一血源的兄弟族，故早在國初雖分其姓氏，但已約定百世不通婚。這些異姓同宗
的部族在行政架構各有職守，今試觀《魏書‧官氏志》載道武帝時猶存飛禽為名
的官職，說明當時部落圖騰的色彩尚未減褪。此外，尚在東北嘎仙洞時代徐步南
下平城的 99 姓中，於不同時代逐步改變姓氏，全部改姓則在太和 19 年推行漢語
標準化的年頭，以下只選取漢人大姓為例：
原鮮卑姓氏 改漢族姓氏
步六孤氏 陸
獨孤氏 劉
拔列蘭氏 梁
叱羅氏 羅
吐伏盧氏 盧
賀拔氏 何
是樓氏 何
丘林氏 林
紇豆陵氏 竇
破多羅 潘
侯莫陳氏 陳
阿單氏 單
渴單氏 單
太和 19 年詔令中，孝文帝指出鮮卑入中原已久，必須亟分本族中貴賤之別，除
入關前已為部落大人的貴介外，其他均論祖先三世功勳才可列入鮮卑姓族的行列。
孝文帝介定鮮卑本族族人的姓氏高下，並把過去魏晉以來的漢人士族門第之
爭定位，把易姓後鮮卑，如姓劉、陸、穆（丘穆陵氏）、賀（賀蘭氏、賀賴氏）、
樓（賀樓氏）、于（勿忸于氏）、嵇（紇奚氏）、尉（尉遲氏）與欽定的范陽盧氏、
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隴西李氏及趙郡李氏漢人頭等姓族並列，希望
藉通婚之利混融胡漢，目的在突顯國姓及有功諸族在社會上的地位，能被北方士
族階級與南朝君臣所接受。孝文帝企圖借助鮮卑帝主的強勢統治指令四海定姓族
地位，無非向外宣揚胡君漢化的修養，隨著 20 年（496）改國姓拓跋為元氏，這
種完全與山林漁獵，草原奔馳感情的割裂遂宣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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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漢化改革的影響
（A）胡漢通婚
因出於大漢主義作崇，歷史上對孝文帝的漢化一般評價頗高，隋末大儒文中
子王通甚至有歸正統於元魏之說。在讀史者的回眸中，早於北魏立國頭兩位帝主
執政時期開始，由遼東、山東、長安、涼州、西河、清州等地，除本族外，還不
斷移徙漢、匈奴、諸夷蠻等外族以實代京，總數超過百萬口。這大批移民與拓跋
氏及原住民在代北互為結姻親，民族融和令早已自十六國以來胡漢通婚的情?更
趨普遍。在漫長的北魏政權下逐漸強化了胡人的習性，其中如杜超之妹嫁與明元
帝；馮氏家族與孝文帝交親；胡國珍之女嫁宣武帝等等，這些與鮮卑君主聯親的
外戚，都是胡化後再進一步胡化的人物，他們的家族也因此世代胡化。至於鎮守
邊鎮的豪帥，除鮮卑外，更是世代以來胡風見著的漢人，其中如太武帝時鎮薄骨
律(今寧夏靈武西南古黃河沙洲)的刁雍；鎮懷荒(今河北張北縣一帶)的司馬文思、
李順；鎮武川(今武川西土鎮)、朔州(今山西西北，大同盆地西南，桑乾河上游)的
楊樁，全是累世胡風的鎮將。
孝文帝即位後雖重視漢化問題，卻並非不有隔閡貴賤之別，他主張皇族與中
原高門聯婚，遂於太和初連下兩令禁止皇室中人以至士民之家與百工、技巧與卑
姓相婚配，他在太和 2 年（478）的詔令中還強調過去的皇族貴戚自降身價“不
惟氏族，下與非類婚偶”（《魏書‧高宗本紀》）；事實上，我們不獨可以崔浩權
傾一朝互結士族聯婚以增加政治本錢與牢固社會地位作例子，縱使在五胡“龍飛
朔野”時代，這種漢族士族高門的小圈子婚姻已是在族望與地望上清俗分流的最
佳處理分法。是時清河崔、太原王、滎陽鄭、范陽盧、隴西李被輿論目為第一流，
但其他高門仍互有高下，如博陵崔、廣平游、渤海高、河間邢等均是，這些高門
互為婚娶，亦互為競逐，但聯姻既久，宗枝繁衍，在政治上互為提?是統治者既
忌憚又希冀的勢力。鮮卑雖已管治整個北中國逾 40 年，但這些輿論及地位卻非
一夕可觸及的名譽，北魏諸胡君自然深明其理。拓跋宏即位前，十姓同宗的鮮卑
兄弟部落雖互不婚娶，但北魏帝主娶本族或其他胡族為正妻，並立為皇后的情?
仍頗普遍；至文成帝、?文帝時情?才有轉變。孝文帝於頒下禁婚令後，於太和
7 年（483）禁同姓為婚，這是針對鮮卑舊俗而發的詔令，希望加速拓跋皇公大臣
與漢族高門的政治婚姻，若我們說拓跋宏沖齡即位未能掌握權力並頒行新令的話，
由馮太后為首所推動的胡漢婚姻更可被視為北魏中葉的國策。這情?至南遷洛陽
後更甚，孝文帝藉安排眾弟與漢士族聯婚來提高皇族在社會的名望，當中隴西李、
代郡穆、范陽盧、滎陽鄭等均在這形勢下，於孝文帝徙都洛陽後成為皇親。事實
上，從拓跋宏為其太子娶妃時，本已向祖籍長樂的司徙馮誕長女下聘，但因馮女
仍未適齡婚嫁，惟向同屬高門的彭城劉長文與滎陽鄭懿的女兒著手，聘為左右孺
子，等待馮女過門；此外，他又嫌棄其弟咸陽王禧娶任城王隸?為正室，刻意為
拓跋禧迎娶隴西李輔女，並把原來元配貶為妾媵。凡此可見孝文帝急欲提高鮮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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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的地位，目的在減少中原大姓與政權的衝突與磨擦，使他們真正融入政治
核心。
拓跋宏定四海姓族，除以帝主之言平息門第高下之別外，也為帝系貴介聯婚
目標定位，互結盟誓既進漢化步伐，孝文帝亦因推進鮮卑的漢化速度，希望藉此
減低漢族高門對通好拓跋氏的抗拒。今天翻查文?記載，拓跋貴族的對象除早期
少部份與本族、吐谷渾聯婚外，近九成都與漢人士族、大姓結親，此情況至孝文
帝時幾成國策。而拓跋鮮卑貴族、百姓在與漢人高門、士庶通婚後，不少第二、
三代的鮮卑已深被漢文化沾染變得?文爾雅，甚至文采風流，在北魏末年，或分
裂後都於東、西魏、北周政權下?力，有些還是隋、唐兩代的名士或宰輔之臣，
如（北魏）元延明、元彧、元熙、元弼、元欽、元洪超、（北周）元偉、（隋）元
暉、元巖、元壽、元善、（唐）元稹、元行沖、元萬頃、元德秀等不過其中一些
例子，而也說明拓跋氏在孝文帝大力推動漢化、聯親等政策後，鮮卑族在三個世
代中迅速融入漢人文化體系，甚至在日後的政治、禮教、文學上為中國文化作為
偉大的貢?。在另一方面觀察，經過孝文帝定四海姓氏，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