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西奇 | 秦漢大一統帝國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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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西奇教授並不以秦漢史研究為業，但他表示，《何草不黃：<漢書>斷章取義》是他迄今
所出諸書中自己最滿意的一本。長期就學於武漢大學，目前任教於廈門大學歷史系的魯教
授自覺地站在“南方立場”做研究，與“華南學派”打成一片，近些年他思考的一個問題
“中國歷史的南方脈絡”，在這個訪談裏就隱約有所體現。
采訪：澎湃新聞
答：魯西奇
澎湃新聞：我讀《何草不黃：〈漢書〉斷章解義》時，註意到您在講義中特別著意辨析史
料。在很多地方，您都在追問：這段記載是怎麽來的？為什麽要講這件事，而不是別的事
？史書為什麽會這樣寫（包括為什麽要用這樣的表達）？您在《後記》裏也說，這本書不
是要講述西漢歷史，而是想通過《漢書》的解讀，說明應當怎樣閱讀歷史文獻，並通過閱
讀去洞察歷史真相。這種自覺而執著地追問史料是如何成立的態度與方法，在您的其他論
著中也可以見到。您可以談談您的這種讀史與治學方法的源頭與主要內涵嗎？
魯西奇：這是從先師石泉先生那裏繼承來的。石先生治古代荊楚地理，最大的特色就是註
重對史料的鑒別。他對文獻在根本上有一種自覺的懷疑精神——任何文獻都是不可盡信的
，必須弄清其淵源來歷，認真加以鑒別、核實，才能引以為據。他在探討古代荊楚地理問
題時，主要依靠先秦文獻以及漢魏六朝（到齊梁時）人的註釋，而對於唐初以後的歷代學
者註釋及有關史料則較少引用，偶爾用之，亦必持慎重態度，以能與先秦記載及六朝古註
相印證為原則。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在研究探索中發現：有關古代荊楚地理的文獻，按
照其淵源線索，可以區分為作於先秦至齊梁與作於唐以後的兩大類；兩類文獻記載之間有
矛盾，而每類文獻內部卻可以找到一脈相承的關系，不同層次之間亦可大體相通。
這種態度與方法，對我影響很大。慢慢地，我在讀史書時，會自覺地去追問史書所記載的
內容，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由誰記錄書寫的，它是在怎樣的知識與文化系統中被表達出來
的，以及做這樣的表達究竟是為了什麽。簡單地說，就是誰寫的？為什麽寫這個？以及為
什麽這樣寫？前兩個問題其實平平無奇，一般的史學方法論都會講，只是在具體的研究中
，並不是每個學者都會註意。最後一個問題，是我這幾年著意琢磨的。
歷史記錄的書寫，歷史著述的成立，其實是非常覆雜的學問。我主要關註的，有三個東西
：一是文本的結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比如敘述的一個歷史事件，在時間關聯之中，就
隱含著因果關系，而這種因果關聯，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了敘述的方向與敘事
文本的結構。二是敘述所使用的概念，特別是其中的關鍵性用語。三是敘述者對事件主體
的表達方式，因為從中可以看出敘述者對於事件的價值判斷。我們經常說，要回到歷史現
場，還原歷史語境，那就要對歷史文獻中的相關敘述作分析，也就是解答上面幾個問題。
澎湃新聞：秦漢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集權國家。從先秦到秦漢，為什
麽最終會形成這樣一個國家？
魯西奇：秦漢帝國形成的歷程，前人已有很好的論述，幾乎沒有什麽鉆研的空間了。不過
所有這些分析，都是在已知既定事實的前提下展開的，也就是從秦漢帝國已經建立這個結
果出發的。而我更想追問的是，除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帝制國家這種形態，是不是唯一
的可能、必然的結果？先秦以來的歷史發展，以及秦漢時期的政治實踐，是否還有建立起
別的國家形態的可能？
我認為，在先秦時期的政治實踐與政治思想中，除了專制主義集權國家這種國家形態，還
存在過諸多可能性。
第一種是封建體制。我們知道，先秦時期國家形態的主流，是分封建國；超越封國之上的
政治聯合，是作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這是一種松散的封國聯合體的封建制國家。日
本學者松井嘉德曾經構建出一個王都、內服、外服三層的空間結構模型，顯示出周王朝作
為“天下共主”的政治構圖。這個政治構圖中雖然也存有層級和強制，但卻是相對松散的
。天下共主與封國自治，是西周分封制所建立的國家形態。這種國家形態的模式，在秦統
一全國的前後，以及西漢建立之後一段時間裏，都曾經是可供選擇的國家建設模式。
從政治思想層面來說，先秦儒家的主張，在根本上就是這樣的一種國家形態。孔子說：“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荀子也一樣，他們都是把周制作為一種典範
。所以，可以說，儒家的政治主張是建立像周王朝那樣的國家，即天下共主、諸國自治的
統一而松散的國家。秦和西漢時期郡縣制與封建制的爭論，背後就是采用哪一種國家形態
的問題。天下共主之下的封國自治（封建制），就是一種選擇。這種形態，因為有西周的
政治實踐，最有“歷史根據”。秦楚漢之際，項氏尊戴楚懷王為義帝，實際上就是“虛君
式”天下共主那一套。
第二種可能，是聯盟制。戰國縱橫家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種聯盟體制的國家形態。所
謂“春秋五霸”，就是這樣的形態，他們依靠盟會這種方式確立其霸主地位。東周時期，
各諸侯國紛紛擺脫周王室的控制，周王與諸侯君主的關系由“君臣”關系變成事實上的“
君君”關系，天下共主、諸邦自治的國家形態趨於解體，即所謂“王綱解紐”。周王雖在
名義上仍然是天下“共主”，但已經無法掌控天下，於是出現了諸侯爭霸和混戰等與國家
一統不相協調的局面。一些諸侯國為了某些共同利益而結為同盟，以盟會來穩定彼此的關
系，從而形成了形式與性質均不相同的聯盟。戰國時期的合縱與連橫，實際上也是不同形
式的聯盟，只是更為松散、不穩定而已。秦漢之際的張楚政權、西楚政權，都是“霸主”
政權，其性質屬於聯盟制的國家。
第三種可能，是城邦制。戰國時代，小國寡民的城邦國家實際上只留下一些遺存，但墨家
的政治主張，就是以這種政治藍圖為理想的。我們讀《墨子·尚同篇》，描述了一個非常
理想的政治狀態，實質上是一種民享政治論。墨子的政治理想，是民眾分享政治權力的有
限君主制。所以，墨子思想中，並不主張絕對專制，更不主張一統專制，其思想核心，是
以兼愛為本，非攻為術，列國分治，天子可存可不存，禮樂征伐皆為烏有。道家中的老子
一系，也是傾向於這種的。老子的無為之政，實際上也指向小國寡民，或者說是最低限制
的政府幹預，接近於無政府主義了。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政治思想或政治理想，卻很難成為
政治實踐。
除了上述三種可能，還有一種，就是君主專制的帝制國家。這是法家的政治主張。他們認
為，一個國家必須有統一的指揮，才能在列國競爭中生存下來；權力的多元化必將導致混
亂。所以這一派主張，君主不但要成為唯一的權力中心，而且是唯一的決策者；乾綱獨斷
是其令人敬畏的權力的真正來源。法家的政治原則，大約可概括為三方面：一是尊君，二
是制臣，三是抑民。這是法家政治思想的三個基本原則或出發點。從商鞅變法，至秦始皇
統一，秦國所走過的歷程，就是不斷貫徹此三方面的進程。
因此，我認為在春秋戰國到秦西漢時期，無論是在客觀的歷史過程中，還是在思想設計層
面上，都存在著四種潛在的國家形態的可能，即天下共主、封國自治的封建制國家（儒家
持之）、不穩定的聯盟制國家（縱橫家持之）、小國寡民的城邦國家（墨家、道家持之）
，以及君主專制的帝制國家（法家持之）。這四種潛在的可能，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前三
種均被放棄，而第四種成為現實。戰國以降，法家關於一切權力集中於君主的主張一步步
得到實現，並最終表現為秦統一中國，建立起專制主義集權的帝制國家。
因此，如果我們要進一步討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帝制國家的形成，可能需要同時去思考
，另外的三種歷史可能性，是如何被放棄的，或者說是如何未能成功的；然後，再去看法
家的政治思想，是如何得到實踐並成功的。也許，這樣去思考，有可能對前人的一些認識
，形成一點突破。
澎湃新聞：在反秦的戰爭中，楚人最勇猛最激烈，甚至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
。那麽，是什麽原因導致楚人成為反秦的先鋒和主力？
魯西奇：我想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首先明晰：反秦的楚人，究竟是些怎樣的楚人呢？
自太史公以來，論及陳勝、吳廣、項氏叔侄及陳嬰、劉邦之徒，多概稱為“楚人”。可是
，我們仔細考察秦末亂離中反秦的“楚人”，可以發現，他們大多出於楚“東國”故地，
而甚少來自春秋中晚期以來最為發達的楚國腹心地帶之鄢、郢地區。
秦末人們常說“天下苦秦久矣”。作為楚國曾經的核心區，鄢郢地區入秦最早，其“苦秦
”自比楚“東國”地區為“久”，其地楚俗與秦法的沖突當最為尖銳，為何甚少“反秦”
？而楚“東國”之地特別是淮北泗上之地（“下東國”、“新東國”）、淮南、“江東”
吳越故地，入楚甚晚。他們對作為征服者的“楚國”何以會形成強烈的認同感，並自居為
“楚人”，甚至誓言“覆楚”？進而言之，這些“楚人”，究竟是何種人？他們是如何認
定自己為“楚人”，或者是如何被當時人及後世史家界定為“楚人”的？
這是一個覆雜的問題。我試圖從鄉裏制度的實行這一角度，使用雲夢睡虎地秦簡、裏耶秦
簡、北大藏秦竹書水陸裏程簡冊以及岳麓秦簡的材料，來說明這個問題。我認為：自公元
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後，由於秦國在楚國故腹心地帶的鄢郢地區推行秦式鄉裏制度，楚國
腹心地區的土著人群，久居秦統治之下，“楚人”之政治認同已漸趨消失。所以，當秦末
亂離，所在蜂起，“楚人”扛起反秦的大旗，並成為反秦戰爭的主力，而故楚國腹心地區
的南郡、南陽、長沙（合洞庭、蒼梧二郡而來）三郡之地，卻並無大規模反叛之事發生，
大概就是因為他們已成為“新秦人”，而不再是“楚人”了。
白起拔郢之後，楚國重心東遷到淮水中遊，著力經營淮北泗上之地及淮南江東的吳越故土
，原先的“東國”成為政治、經濟與軍事、文化的重心地區。楚東遷後，更密彌諸夏，“
楚人”意識乃進一步強化。考烈王時春申君相楚，北伐滅魯，並將吳國故地納入楚國控制
之下，從而形成了楚國“覆強”的局面。其時春申君與齊孟嘗君、趙平原君、魏信陵君並
稱“四公子”，楚國聲威大振，成為山東諸國之首。這對於戰國晚期“楚人”的政治認同
與“國家意識”之成長，皆當有重要意義。換言之，楚人的國族意識，在東遷後得到全面
強化，並逐步突顯起來，成為凝聚楚東國故地之人的旗幟。
秦滅楚據有楚“東國”故地之後，也是全力推行秦式的鄉裏制度，以期全面控制新征服地
區的戶口，征納賦役。秦的行政效率相當高。在短短的十余年時間裏，很可能就基本建立
起秦式的戶籍控制與鄉裏制度。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將分散的民戶編排起來，組成鄉裏，征
發賦役，必然以嚴酷的法治作為前提，方有可能實現；而在推行秦制的過程中，必然打亂
各地原有的鄉裏組織與秩序，又兼以大規模的移民，必使天下騷然，黔首不安。對於普通
百姓來說，真正的不安與其說來自於楚國之滅亡（不過是換了秦國而已），不如說更來自
於舊有生活秩序的被打亂：在一個陌生的制度下生存，本身就沒有安全感，更遑論還要被
征發到遙遠的地方去運輸、勞作與戰鬥。陳蘇鎮先生說：“秦統一前，各國人民只在本國
輸租服役，距離不會太遠，成本也不會太高。而秦統一後，關東人民特別是楚地人民要到
關中及長城一線輸租服役。由於距離遙遠，他們的實際負擔便大大增加了。”所說是很有
道理的。對於生長在江淮流域的楚人來說，無論是屯戍北河、漁陽，還是千裏挽粟，負擔
均遠比燕、齊、韓、趙、魏五國之人更為沈重，且更不能適應。所以，如果說楚“東國”
故地的普通民眾“思楚”的話，也主要是因為在楚國統治下負擔相對較輕的緣故。
總之，激烈巨大的變革，沈重的負擔，使得楚“東國”故地的各種人群，在外來的壓迫面
前，強化了對已經滅亡的楚國的認同。換言之，楚“東國”廣大地區的居住人群，在楚國
滅亡之前，實際上並未形成整體性的人群，除了楚人外，應當還有宋人、魯人、吳人、越
人乃至陳人、蔡人等。正是在楚國滅亡的過程中，面對強秦，楚“東國”地區的各種人群
才漸漸團聚起來；楚亡之後，在秦強力推行秦式制度、“移風易俗”的過程中，楚地民眾
逐步強化了對已經滅亡的楚國的認同，在“反秦”的旗幟下，實現了“楚人”的“自我覺
醒”。
澎湃新聞：陳蘇鎮先生在《<春秋>與“漢道”》一書中用“區域文化的差異與沖突”來解
釋秦楚漢之際的歷史，強調的是秦法與楚俗之間的差異。他認為秦始皇完成了對六國的軍
事征服和政治統一，但未能實現對六國舊地特別是楚、齊、趙地的文化統一，這是秦朝二
世而亡的重要原因。在陳先生那裏，強調的是秦與六國的差別，也就是東西之間的差別。
您也強調秦、楚之間的差別，認為秦制的推行可能是導致楚東國故地的楚人反秦的重要原
因。您與陳先生的看法有怎樣的異同？
魯西奇：陳先生強調秦的法律令與關東諸國間的差異，並把楚歸入關東諸國的範疇，所論
沿用自來史家重視秦與六國對立的基本理路，自無問題。如果一定要說不同的話，可能由
於我一直在武漢大學學習的緣故吧，我更願意觀察楚（以及吳、越）在文化傳統和制度方
面與中原諸國（包括秦）的差異，亦即南北之別。
舉鄉裏制度為例。我們知道，自商鞅變法起，秦國就逐步建立起一種非常規整嚴格的鄉裏
控制體系：鄉村民眾被集中居住在有土垣圍繞的“裏”中，有嚴格的戶籍編排制度，民眾
且要相互監察，並承擔互保之責。若幹裏置有一鄉（大率十裏一鄉）；在鄉裏之外，又有
專司治安的亭。
秦式鄉裏制度是以法家學說為依據的。由此，我推測韓、魏鄉裏制度（可能還包括趙）與
秦式鄉裏制度相近。雲夢睡虎地所出秦簡《為吏之道》的末尾附有兩條魏國的律，其中第
一條是戶律，為我們了解魏國的戶籍制度提供了一些線索；而甘肅天水放馬灘所出秦簡《
墓主記》所見大梁人王裏、市，以及垣雍裏，則說明至遲到戰國中後期，魏國已建立起與
秦國很相近的裏制。
今本《管子》之《立政》、《乘馬》、《度地》諸篇所記，可能是戰國時代的齊國鄉裏制
度。在軌－遊－裏－州－鄉五級制中，裏是鄉村控制的基本單元與居民居住的基本單元，
每個裏（百家）都築有“障”（土垣），堵塞旁出的小路（匿），出入道路受到管制（一
道路、專出入）。裏有司稱為“裏尉”，應當是武職。裏中居民出入、衣服、日常生活均
受到伺察管制。
雖然受到材料的限制，我們不能詳知齊、魏諸國的戶籍賦役鄉裏制度，但從以上所舉齊、
魏二國的情形揣測，二國之制與秦制應當是比較相近的，而與楚制則可能有較大差別。楚
國地廣人稀，又以稻作生產為主要經濟生產方式，很難想象能夠設計出將民眾集中居住在
土垣圍繞的“裏”中的制度，可能也難於推行嚴格的戶籍編排制度。陳偉先生主要使用包
山所出楚簡材料，討論了楚國的邑、裏與州，認為簡書所見楚國的邑應當屬於一種居民組
織或者說行政區域，是基層或接近於基層的組織；它分布於鄉間野外，各有一定的地域範
圍；其土地（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可由國家分授和收回，邑中設有官吏；在邑之上，還
存在較多層級的組織機構，但在其下則未見有更低層次的劃分。裏可能是城邑中的地域組
織，與邑大致處於同一層級，可以共存於同一層級較高的單位之中，並無隸屬關系。州的
規模、地位與邑、裏相當，但主要分布在楚都附近地區，應當是一種特殊的地域組織。楚
國這種邑、裏、州並行的基層地域控制制度，顯然與秦國的鄉裏制度有很大不同。
我不能確定北方諸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體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是否可以區分
出秦、三晉與齊國等不同類型），但我更願意強調楚（以及後來為楚所吞並的江淮諸國，
包括越）相對於北方諸國的獨特性。這種觀察角度，是與我思考的“中國歷史的南方脈絡
”聯系在一起的，我現在還沒有能力提出系統的看法。
澎湃新聞：在《何草不黃》裏，您曾經討論西漢前期宮廷用樂多為楚聲，特別是說到宮廷
燕樂本諸周樂，至漢初改用楚聲而歌，也就是用楚聲唱周樂，音調旋律是舊樂，發音則用
楚地方言。新作之辭，更多用楚地詞匯，於是就變成了楚樂。您舉七言與三言相雜的新辭
為例，說是變化楚辭的七言而來（兩個三言句是省略了楚辭中常見的中間的“兮”字而成
）。這裏隱含著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即漢初楚文化的北漸。那麽，從總體上看，入漢以
後，楚文化的命運如何？
魯西奇：自春秋戰國以至於秦漢，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向是清楚的：首先是區域文化的高度
發展，然後是隨著統一帝國的形成與統一格局的穩定，區域文化逐步走向整合，而在整合
過程中，舊有的區域差異並沒有完全消失，同時，又出現了新的區域差異，並逐步形成了
新的文化地域格局。
通觀戰國晚期至漢初文化的區域發展，可以見出一種大的文化趨勢，即楚文化與秦文化的
擴張，以及齊魯文化的合流和獨立發展。李學勤先生曾說：楚文化的擴展，是東周時代的
一件大事。春秋時期，楚人北上問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戰國之世，楚文化先
是向南大大發展，隨後由於楚國政治中心的東移，又向東擴張，進入長江下遊以至今山東
省境。戰國晚期以及秦楚之際，特別是秦楚之際，乃至漢初，似乎是楚文化影響之地域範
圍最盛之時。
至於入漢以後楚文化的命運，必須與所謂“漢承秦制”聯系在一起才能討論。顯然，政治
制度基本上是秦化的，即“漢承秦制”；但在政治運作與政治思想上的黃老思想，則可能
來源於楚。而在一般文化層面上，楚風則可能更盛一些。漢初宮廷多用楚聲的看法，我不
知道最初是何人論述的，我是在魯迅先生《漢文學史綱要》中讀到的，後來蕭滌非先生沿
用其說，我不過是順手采擷過來而已。漢武帝的《秋風辭》，也是楚風。我們還可以舉出
更多的例證，比如楚巫在西漢宮廷及社會上的廣泛影響，以證明西漢時代楚文化的北漸。
但是，我們一定得承認，漢代政治制度與文化的基本架構，主要是來源於秦的，這就是以
法家思想為中心的文化。
我以為在西漢前中期，主要有三種自春秋戰國以來即得到長足發展並形成系統的文化在發
揮作用，並逐步融會，最後形成為漢武帝時代的大一統的文化格局。它們分別是秦文化、
楚文化與齊魯文化。漢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基本上是秦的，其背後是法家思想；對世界
的基本認知及其方法、情感的表達與寄托等方面，則大多受楚文化的影響，其背後則是黃
老的道家的思想。而齊魯文化的影響則主要表現為儒家文化與陰陽方術之學，二者又漸次
熔冶，形成以董子學為代表的漢代新儒家。這三種文化系統，一步步融匯發展，各自也都
有創新。當然，這是一種漫畫式的表述，其具體的歷史表現與過程要覆雜得多。
澎湃新聞：漢武帝時代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甚至有學者說發生了一場“文化大革命”。
在您看來，漢武帝時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魯西奇：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再往前追溯一下。漢代國家建立後，最初幾十年上上下下一
直都在反思、討論秦朝滅亡的問題：國家已經建立起來了，為什麽沒有一個堅實的基礎？
我們讀《史記·秦始皇本紀》，驚異地發現秦始皇沒有“天命”的授予。他的出生和少年
時代都沒有任何可以表現出天命所歸的異跡，也就是那些神乎其神不可思議的事情。早期
的文獻講到秦始皇的偉大功業時，幾乎完全歸功於他個人的魅力、才能和智謀。在平定天
下後，秦始皇在詔書裏追述攻滅六國的歷程，也只是說：“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
，賴宗廟之靈，六王鹹伏其辜，天下大定。”除了讚頌祖宗神靈的保佑外，並沒有提到“
上天”的任何作用。在著名的瑯邪台刻石中，他甚至直接指斥古代的五帝三王，假借鬼神
，欺騙民眾。
所以，秦始皇是不講“天”的，他的天下是靠武力打下來的，統一天下靠的是他的雄才大
略和勇將猛士。這是事實，但這個事實卻不能構成帝國政治的合法性基礎。所謂“馬上得
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當然，秦始皇大概並不騎馬，他主要是乘車），那麽，權力
是誰授予的呢？合法性從何而來呢？我認為，從春秋戰國到漢武帝時代，一直都在摸索建
立一個怎樣的政治體制，並且為這種政治體制奠定思想和理論亦即合法性基礎。漢武帝基
本完成了這個建構。所以，我更願意強調武帝時代的建設性，認為經過百余年的摸索（從
秦始皇統一開始），到漢武帝時代，才基本完成了統一帝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
建構。
漢武帝一生的功業，大約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諸如興太學、改
正朔、建封禪等文化事業；二是“外攘夷狄，開疆拓土”，包括收兩越、擊匈奴、通西域
、開西南夷等對外軍事、外交活動；三是“內修法度，立法建制”，包括行察舉、削王國
、改兵制等政治、軍事措施，以及經濟上一系列改革。可以說，那是一個創制的時代。
不僅如此，我也受逯耀東先生《抑郁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的影響，特別強調漢
武帝時代是一個知識融匯的時代。自春秋戰國以來，存在著不同的地方性知識系統，其中
最重要的，有齊魯的知識系統，三晉的知識系統，秦的知識系統，有楚的知識體系，或者
還有吳越的知識系統、巴蜀的知識系統，等等。不同的知識系統，隨著戰國以來不斷增加
的人口流動、社會階層的流動，以及戰爭所導致的吞並和擴張，促使這些地方性的知識逐
步擴散、整合：魯人、晉人通過楚人知道了越人（《左傳》與《竹書紀年》），吳人開始
把自己與周人聯系起來，等等。帝國的統一不僅給地方性知識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條件，
更重要的是，國家需要一個統一的知識體系，所以使用國家的力量推行這種文化的統一。
車同軌，書同文，還只是開端。這個過程，要到武帝時代才大致完成。
因此，我很讚同逯耀東先生的說法，認為孔子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知識融匯的時代，
孔子把當時散見的各種書匯合在一起，他做的工作是把不同時間裏形成並累積在一起的知
識，融匯在一起，加以整理、統合，形成為一個知識與思想體系。到了漢武帝時代，又形
成了一個知識融匯的時代。司馬談父子整理圖書，對孔子以來的學術思想做了系統的整理
，這是中國文獻的第二次集結校整。這次結集的重心，除了把不同時間裏形成的文獻及其
所包含的知識融匯在一起之外，更重要的，是把不同地方的知識系統融匯在一起。我們可
以把前者稱為“層累的知識”（借用顧頡剛先生的說法，強調的是知識在時間軸上的累積
），而把後者稱為“匯聚的知識”（強調的是不同的地方知識系統的融匯整合，亦即知識
在空間維度上的匯合）。
到了漢武帝的時代，形成了一個相對統一的知識系統。這個知識系統的形成，正好是跟統
一帝國的思想基礎或者政治合法性的建立聯系在一起的。中華帝國是先有了政治上的統一
，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知識體系的統一，然後形成思想的統一，出現了作為政治統一
的思想基礎，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努力實現經濟上的溝通。這個春秋戰國以來持續展開的歷
史過程，是在武帝時代完成的，或者說告一段落的。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知識融匯的時代，《史記》就是一個結晶。
澎湃新聞：為什麽古代史書裏主要記載的是帝王將相，而缺少平民百姓的生活？
魯西奇：第一，那些史書是寫給帝王將相或帝王將相的候選人看的（至於他們看不看，那
是另一個問題），是為他們總結治理國家與社會的經驗教訓的，寫史書的人，一般也是帝
國將相集團的一分子。這裏補充一句，所謂帝王將相的候選人，也就是陳勝、吳廣、赤眉
、綠林之類，他們是作為王朝國家的對立面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並被記錄下來的，是賊、
盜、寇。如果他們成功了，就會成為另一批帝王將相。他們曾經是普通百姓，但在歷史敘
述中，卻是作為失敗的帝王將相候選人而得到記錄的，已經不再是普通百姓。絕大多數的
平民百姓，只是作為王朝國家的“編戶齊民”，也就是在國家戶籍編排、管理、統計冊上
被記錄的符號，以及需要向王朝國家納稅服役的“戶口”而存在的，並不是活生生的、有
血有肉的生命個體。
第二，平民百姓沒有話語權，他們甚至沒有話語的願望。前一句話不需要說明，關於後一
點，我曾這樣寫道：千篇一律的圖景、日覆一日沒有變化的生活、面貌性情均雷同相似的
人，都很難引起我們的回憶。長期生活在單調“正常”環境中的人，生命的軌跡既然已經
確定，回憶也就變得越來越奢侈，從而逐漸失去回憶的願望，最後導致了回憶能力的衰退
。這就是“淡漠”。“淡漠”包涵了三層含義：一是生活的平淡，生命軌跡的模式化；二
是人與事件的類同，過去與現在乃至未來也看不出有什麽區別；三是回憶能力的衰退，偶
有回憶，也不再能轉化為記憶，更不能成為生命和歷史中的記憶。在卷帙浩繁的歷史文獻
中，有關蕓蕓眾生的敘述非常之少，有很多原因，而最根本性的原因，大概是他們的生活
不被他人所“回憶”，他們自己的回憶又得不到記錄，其總的根源，在於他人以及他們自
身的“淡漠”。
一句話：老百姓的生活太單調枯燥了，我們自己都不想提起它，更不覺得有寫下來的必要
。更何況，有時想寫下來也做不到，說不定還會惹來禍端。
第三，偶或有之，往往不被後世史家所註意。古代史書中當然不是完全沒有關於平民百姓
的記載，認真看看，還是挺多的，只是後世讀書的人，有誰是甘於做平民百姓的呢？帶著
不想做平民百姓的心去讀史書，遇見平民百姓的記載，也不會留心的。
澎湃新聞：人們常說“男耕女織”，這是秦漢時代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寫照嗎？
魯西奇：首先，男子要不要織，我沒有材料說明，但大部分女子，是一定要耕的，不會僅
僅在家裏紡織。秦役之重且不必說，漢代的役其實也很重。大致說來，漢代的徭役，包括
兵役和力役兩部分。兵役，就是丁男被甲。一個“大男”，從十五歲到五十六歲都是應役
期，除去兩年到京師與邊疆去服“正卒”之役，還有四十年應役期，每年一個月的更卒，
合起來有四十個月在郡國服兵役。這樣，他的一生之中，就要服五年四個月的兵役，其中
一年駐守京師，一年屯戍邊疆（邊郡的大男，大概不要到京師去駐守，其服役地點，應當
都在本郡），余下的三年多，分成若幹次，到郡國去“踐更”。郡縣之役，可以出錢雇人
代役，或出錢免役，稱作“過更”。當然，這得有錢才行。力役的範圍很廣，既包括到都
城去修城，也包括在本縣修治城垣、道路、橋梁、水利工程等，而最重的，應當是傳送，
即轉輸之役。轉輸之役，不僅自己要備好牛車、草料、工具，還要自備途中的食用，路途
遙遠，備極艱辛，死於途中者更不鮮見。而郡縣之役種類既多，又沒有固定、統一的時間
，其負擔可能差別甚大。
甚至女子也可能需要服役，特別是運輸之役。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徭律》規定：“免
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諸有除者，縣、道勿敢徭使。”但是，我們對這樣的法律條文，
可以實事求是地去理解：法律禁止的，更可能是在事實上常見的。所以，這條律文規定縣
、道不能徭使女子，更應當理解為事實上縣、道經常性地徭使女子。漢武帝時，臨淄人嚴
安上書，說到秦始皇時“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想望”。可
以相信，在路旁樹上上吊自殺的，主要是那些從事運役的女子。東漢和帝時，何敞上書說
：“涼州緣邊，家被兇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嘆息相依。”男子
打仗，女子運輸，老幼在家“留守”種地，雖然所說只是涼州邊地的情形，但想來並不孤
立。
晁錯說：五口之家，服役者不下二人。就是說一個五口之家，一人在外服兵役，一人在外
服力役，是普遍性的狀況，也是常態。換句話說，在漢代，一個五口之家，青壯年男子在
邊關、郡邑服役，老弱婦孺在家裏耕田營生，老人、婦女、未傅籍者，也可能臨時被征發
到離家較近的地方從事力役，乃是常見的情形，男耕女織、奉慈養幼的安寧生活，其實是
非常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