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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鴉片戰爭的起源和影響
王霜舟
201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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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對廣州的轟炸。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香港──1840年英國與中國開戰的原因涉及貿易、外交和國家尊嚴，而更重要的是毒品走
私。英國官員試圖淡化這一不正當的衝突根源，但反對者們給衝突起的名字卻點明了兩者
的關聯：鴉片戰爭。
結束戰爭的協議迫使中國開放了港口，並把香港割讓給了英國。鴉片戰爭是中國所說的「
百年恥辱」的開端，各國列強開始迫使軟弱的中國政府割讓領土、簽定不平等條約。英法
聯軍在1856年至1860年間對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在呼籲實
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時，間接地提到了那個時代。
鴉片戰爭常常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裴士鋒(Stephen R. Platt)在他的《帝國的黃昏
──鴉片戰爭及中國最後的黃金時代的終結》(Imperial Twilight Twilight: The
Opium War and the End of China's Last Golden Age)一書提出，站在那個時代的視角
來看，那是一場極度反直覺的戰爭。在這部新作中，這位麻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歷史學教授探究了戰爭是如何在不擇手段的商
人慫恿下爆發的。
在通過電子郵件的採訪中，裴士鋒討論了鴉片戰爭的起源、及其在今天對中國與世界的關
係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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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士鋒 MICHAEL LIONSTAR
聽到英國公眾對戰爭的反對如此劇烈，令人吃驚。戰爭是怎麼得以進行的呢？
是的，鴉片戰爭在其所在的時代非常有爭議，其程度遠遠超出我開始這項研究時的預期。
對支持者來說，那是一個表述問題。他們否認戰爭與鴉片有任何關聯，並聲稱戰爭完全是
為了捍衛英國的國家榮譽，保護自己的同胞不受所謂中國暴行的傷害。但是，戰爭涉及鴉
片是逃避不了的事實──所以它才被倫敦《泰晤士報》和其他報紙稱為「鴉片戰爭」。對
許多英國人來說，為了毒販的利益去與一個一向與英國友好的國家開戰，是一個可憎的想
法。正如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當時在自己的日記中所寫的那樣：「我很
擔心上帝會因我們對中國的民族罪行對英國做出怎樣的判決。」
1840年春，主戰派和主和派的衝突達到了頂點，雙方在下議院就一個動議舉行了一場大辯
論，動議的目的是迫使發動戰爭的大臣辭職，從而阻止戰爭發生。辯論進行了整整三晚，
充滿激情的演講有時持續好幾個小時，但這項動議以極其微弱的差額未獲通過。
中國和英國之間缺乏相互了解，這對那場衝突有怎樣的影響？
不幸的是，在某種程度上，越是不了解對方，戰爭就越是行之有效的做法。當中國仍然神
秘的時候，它被認為是一個統一的、高深莫測的國度。但是，當英國人開始了解大清帝國
的實際情況後，很顯然，它比想像的要弱，而且其社會中存在著嚴重的分裂。從表面上看
，鴉片戰爭在概念上幾乎荒謬：英國派了一支小艦隊和只有幾千人的軍隊，對一個擁有3
億多人口的帝國發動戰爭。但是，英國人從旅行者那裡聽到的消息給他們壯了膽，他們稱
中國商人希望與英國進行自由貿易，只是中國政府不讓他們那樣做──這基本上等於說，
英國人會受到普通民眾的歡迎。這樣一場賭博，對上一代人來說是無法想像的。
你的書還表明，了解對方文化的人能夠怎樣更好地互動，比如傳教士、翻譯家郭士立
(Karl Gutzlaff)。但是，英國當時最了解中國的人也許是喬治．斯當東(George
Staunton)，他是發動戰爭的關鍵人物。由此該如何看待這種知識的價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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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PF
他們並不總把自己的知識用到好的目的上。拿郭士立的例子來說，他是那個時代最有才華
的語言學家之一，結果給鴉片販子當起了翻譯。但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那個時代的
事情提醒我們，所謂的專家並不總意識到自己知識的局限性。當他們自詡對一個國家了解
得如此透徹，而這個國家卻以他們認為不應該的方式行事時，他們可能會成為格外有敵意
的批評者。幾乎就像是他們覺得自己被背叛了一樣。
就斯當東而言，他直言不諱地反對鴉片貿易，並且曾經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是英國的良心
之聲。如果那是一部電影的話，本會有這樣的一幕，他1840年在下議院挺身而出，譴責戰
爭以及所有支持戰爭的人。但他做的恰恰相反。作為一名歷史學家，看到他那樣做令我心
碎，但這正是讓歷史如此迷人的事情之一。有時，人們就是不按照你所期望的那樣去做，
這種情況的發生，讓這些人性格的全新一面展現出來。
英國與中國的早期外交將「磕頭」這個詞直接音譯為kowtow引入到英語中來，「磕頭」指
的是清廷上朝拜皇帝的儀式。你寫道，關於磕頭、及其對未來關係的假定影響的爭論並沒
有明確的答案。為什麼這樣說呢？
在英國人眼裡，磕頭是一種國恥──從本質上說是他們的大使被要求在中國皇帝面前卑躬
屈膝。對他們來說，要英國人磕頭是中國傲慢和固執的極端象徵。磕頭甚至成為了鴉片戰
爭的一種事後邏輯：有種說法是，英國不得不打這場戰爭，因為中國人拒絕以平等身份對
待西方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鴉片戰爭之前，英國派往中國的使節，沒有一位因為拒絕
磕頭而未能與皇帝見面。清廷在這一點上顯得比英國更靈活。也就是說，在「磕頭」問題
上的情緒失控，實際上更多地反映的是大不列顛，而不是中國。無論如何，當時的一些西
方觀察家覺得奇怪，英國人憑什麼認為中國應該調整自己的宮廷禮儀來適應他們呢。就像
拿破崙所說的，如果英國人的習慣是吻他們國王的屁股的話，他們去中國時會要求皇帝脫
下自己的褲子嗎？
隨著我們進入一個美國與中國關係日益緊張的時期，特別是在貿易問題上，我們能從兩個
世紀前的事情裡得到什麼教訓嗎？
19世紀早期，儘管中國和英國在民族文化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貿易仍是兩國的共同語
言。中國和英國的官員都認識到，合法的、光明正大的貿易是國際事務中的一個強有力的
穩定因素。只是當政府過多地直接干擾時，尤其是當國家威望與貿易問題混在一起時，才
會出問題。反之，如果任其自行其是的話，廣州的貿易基本上是和平且有利可圖的一次文
明交會。因此，或許今天要記住的教訓是，經濟接觸是我們與中國關係的壓艙石，我們對
如何讓政治介入其中應當非常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