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生活與為何行動──讀漢娜‧鄂蘭的《人的條件》
書名：人的條件 (THE HUMAN CONDITION)
作者：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譯者：林宏濤
出版社：商周出版
網誌好讀版：http://momating.weebly.com/25991314569474post/8912012
我不屬於哲學圈。我的工作，如果真要說的話是政治理論。
我完全不覺得我是哲學家，我也不相信我在哲學圈會被接受。[1]──漢娜．鄂蘭
作為一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的理論對於目前的國內讀者而言，應該不會太過陌生。
目前國內已有數本鄂蘭的譯著。如早些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在對納粹與史達林等
極權主義政權進行反思。《平凡的邪惡》則是對於納粹黨衛軍幹部艾希曼受審的觀察，並
在《責任與判斷》一書中進一步完整論述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惡之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此一概念。而在今年（2016）年初，鄂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人
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亦在臺灣出版了漢語譯本。
從書名來看，《人的條件》是個指涉廣泛，不太容易一眼看懂的詞彙。但如果我們先參考
德文版的書名 Vita activa──行動生活[2]，或許就稍微能夠限縮主題。顧名思義，本
書就是在探討行動的生活，在書中，鄂蘭一開始就用了三個分類來指稱人類的行動生活（
Vita activa）：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並透過大量的篇幅仔
細考察與爬梳。然而，對於閱讀者而言，這三個在本書一開始就拋出來的概念確實容易混
淆，因為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並未仔細區分這三組概念。
那麼，我們可以問個問題：為什麼要做這些區分，鄂蘭想透過這組區分做些什麼呢？
行動的生活與沉思的生活
按照鄂蘭的看法，行動生活（vita activa）在古代曾有過一個不怎麼正面的意涵。
行動的生活是對比於「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而「沉思的生活」才是更
為正面、值得追求的。在此，可以用兩個方式來討論。首先，從最符合直覺的方式來想，
行動就是一直在動來動去的、忙東忙西的，它因此就是一種不平靜的（askholia）的狀態
；相對而言，沉思是一種平靜，行動因此就是對於平靜的干擾。從這個角度來看，行動生
活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可以滿足沉思前必須滿足的人類身體渴望（比如說，要吃飽喝
足）。
再者，我們可以看到，行動生活是「人」在行動，行動是在跟這些「人的事務」打交道，
而人們總相信人為的領域是次佳的，與自然相比，人為領域當中無法蘊含真正夠格的美與
真裡。
為什麼人為的領域會相對差呢？
因為在這些人眼中，人有一種特質：必朽性（mortality）。鄂蘭指出，從古希臘人的眼
裡來看，自然是不朽的，因為自然更迭與重生、生生不息；而諸神是不朽的，因為諸神不
會衰老死去。所以說，人相對於自然與諸神，是這世間唯一會終老死去的必朽者。對於必
朽者來說，能做的事情有兩種：一是創造出延續自己的創造物，使得這些事物值得繼續存
續下去；另外一種方式則是脫離於這個世間的紛擾，追尋一個超出世間的永恆真裡。前者
是創造行動，在人世之間創造事蹟、話語與神話，形成共同活動（城邦生活也是其一）；
後者是一種獨自沉思的活動。
對一些古代哲學家（以及其繼承者）而言，他們並不那麼相信城邦生活的不朽性，而這個
不信任有其緣由。蘇格拉底的審判與死亡本身揭示了衝突。蘇格拉底願意相信上述這套講
法（人世不朽性），他並不著書立論（因為這並不是關心永恆，而是關注於永恆的足跡，
簡單說是在拷貝永恆），而是踏入了行動的生活中，整天跟雅典的鄉民們打交道進行討論
。不過呢，蘇格拉底也就因為這樣死掉了，他被當成城邦的禍害，被雅典鄉民判了死刑。
因此，對其徒弟柏拉圖來說，這個做法是有衝突的，克服必朽性的方式只能往人類世界之
外尋獲，去找尋一個「永恆的真裡」。
這種永恆真裡是不可說的（unspeakable）[3]；所以說，這並不是一群人嘰嘰喳喳就可以
決定或是否決的東西，人們的嘰嘰喳喳只是提出意見而非動見，這是真理（aletheia）和
意見（Doxa）的對立[4]。對哲學家來說，它們是要遠離這些嘰嘰喳喳，透過「一個人」
的沉思進入思考而找到這樣子的真理，真理是去除多餘紛雜之物而「開顯」[5]。這種想
法因此也就和行動的生活對立。如果說沉思的生活較高級而且必須只有一個人為之，那麼
行動生命的~複數性（plurality）和忙碌也就成為了對於沉思的干擾。
行動生活中的另一種可能性
但上述那種看待行動生活的方式，並不完全道盡行動生活的特質，毋寧說，這是一種將行
動生活的獨特性消去的一種詮釋方式。按照鄂蘭的想法，這套想法是以一套階序的觀點來
看待行動生活與沉思生活，沉思生活高於行動生活，並認為沉思生活獲得的真理進一步做
為指導原則。但鄂蘭並不這麼做（因此她不是個政治哲學家）。
鄂蘭認為，行動的生活有著與上述「哲學家式觀點」不一樣的意義，因此也不應該被放入
上述的階序中。鄂蘭不否認真理的開顯意義，也不認為真理因此就比較高檔而行動生活就
比較低端，因為兩者想要面對的東西不同，也無法比較優劣。
按照前述的看法，行動生活能夠勉強獲得基本敬重的原因在於，滿足沉思前的人類身體上
欲求。如果要克服這個觀點，我們必須挑戰這種對於行動生活的界定，我們必須從行動生
活這一含混的概念之中，想像出一種不一樣的行動生活方式。那麼，這個工作就會使得我
們必須對於那些「看起來都是動來動去」的行動生活做出細緻的考察與區分。從這個角度
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鄂蘭要去區分這幾個名詞了。
最後讓我們單介紹一下鄂蘭的這三組概念。
在鄂蘭的看法中，勞動是植根於人的自然性；很顯然地，人就是要吃喝，而勞動就是基於
滿足這些生理條件。而工作來自人的不自然性（unnaturalness），是人們在試圖超出自
己自然生命必定朽敗的事實，試圖製造一個人造的領域出來。比如說，我們會製造一些器
具、作品等人造物出來，這些東西可能可以在世間存活得比我們更長久。
而之所以會以為行動生活就只是服務臣服在沉思生活，是因為我們只用這兩者當成了行動
生活的全部。從《人的條件》一書的序言中可看到，鄂蘭稱現代社會是個「勞動社會」：
我們缺乏了想像的能力，不知道所謂的更高意義之生活的樣貌為何。但行動生活中還有一
項有待挖掘的特質，也就是行動，與人群的共同行動，是對應於人的複數性（plurality
）。
如果說，人只是單一的型態，那麼跟「自己的複製品」打交道就是奇怪而且不必要的奢侈
舉動。我們只要對於這種單一型態有所掌握並預測反應就好；但我們顯然不會這樣認為的
，跟人群打交道並不只是在預測他人的行動，這當中一定還存有更深刻的意義。鄂蘭指出
，對於古羅馬人來說，活在人群中才是活著，而離開人群則意味死亡；我們透過行動形成
政治活動，並留下歷史與記憶，方能賦予另一種的耐久性與可能。
至於這種可能性是如何像奇蹟一般降臨在充滿必朽的人世呢？這部分的答案或許已非本文
的篇幅所能道斷，就留待各位閱讀全書之後的自行思考了。
註釋
[1] Zur Person: 1964 年阿倫特（Hannah Arendt）與高斯（Günter Gaus）的訪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m-t04oMrQ
[2] 參見 Wikipedia 德文條目
https://de.wikipedia.org/wiki/Vita_activa_oder_Vom_t%C3%A4tigen_Leben
[3] 漢譯本用了一個佛學用語──言語道斷，去查了一下意思應該差不多。但使用這個佛
學用語好玄啊！（微抱怨）
[4] 這個「真理（aletheia）和意見（Doxa）的對立」之用法參考自鄂蘭的《政治的承諾
》（臺北：左岸，2010）一書。
[5] 這說法應該是承自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海德格解釋希臘文中的真理為去蔽（
Unverborgenheit）：真理就是把存在者從其隱蔽狀態中取出到其無蔽狀態中。
參考文獻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漢娜．鄂蘭，《人的條件》，林宏濤譯，臺北：商周出版，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