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因為低薪，所以勞工必須拉高工時才能應付原本的生活支出。
這篇文章摘要解釋了我們口中的科技產業為何會低薪化的原因，
提供給版友參考。
※ [本文轉錄自 Gossiping 看板 #1NSqWjqA ]
作者: seafood (河豚生魚片) 看板: Gossiping
標題: [問卦] 台灣搞了幾十年「偽高科技」政策
時間: Wed Jun 29 12:01:46 2016
繼續討論台灣低薪化及發展落後的政策性因素。
下面這篇文章的論點有兩條進路：
第一條：
官僚以「當前有限的知識」去選擇特定產業來扶植→
→特定產業快速發展→形成難以撼動的政商及利益結構→
→當年「有限的知識」已無法適應日新月異的變化→
→政商利益結構太大，難以改變也不願改變 → 一起沉淪
第二條：
政府選擇電子資通產業為重點扶持對象→
→為求速成，選擇了這個大產業中的代工區塊→
→只有代工，所以上游技術和設備都捏在別人手裡→
→台灣在拚代工價格和拼良率上有傲人發展→
→自以為上述成就是高科技，其實只是「偽高科技」
→為了拚代工價格，只能壓低人力成本
林敏聰、吳啟禎〈後中國路線的台灣經濟發展：揭開自主創新的可能性〉
摘錄自《廿年民主路‧台灣向前行》
爬梳過去台灣科技產業政策的制定歷程，也不難發現
比較利益觀點主導的痕跡。一九七○年代為因應當時政權的
國內外危機，國家科技政策遂從原本重視基礎科學研究與
教育紮根的方向，搖身一變轉而側重於能夠立即刺激經濟
成長的應用技術，一九八○年設置新竹科學園區即著眼於
「吸引外商將研究成果拿來台灣加工生產」。
又例如在一九八四年的經濟部內部機密文件〈未來十年
工業發展與政策〉中，通篇除強調資訊電子工業「與歐美廠
商合作是促進快速發展的捷徑之一」，更充斥著從「國際比較
利益」角度分析未來產業發展方向，以及無異於「鋤弱濟強」
的政策方針。
這類政策思維著眼於短期速成，且未將科技創新動態
發展難以預知的本質考慮在內（事實上，舊產業可能因為
科技創新的突破而產生全新面貌與動能，新興產業可能因為
過度競爭而殺成紅海，這些真實事例不勝枚舉），原本只是
技術官僚對於「現代化經濟」的貧乏想像，然而因為採用
了嚴重傾斜的政策，使得往後數十年國家科技產業發展走
不出硬體代工量產的格局，而且政府帶頭炒短線，強化了
整體社會短視近利的經濟文化。
儘管政府押寶在資通訊電子產業的策略堪稱眼光精準，
一九八○年代以來資通訊電子產業成為全球新科技經濟典範
的核心，台灣可謂搭上快速成長的列車。然而押寶這件事
本身不是政府應該做的事，而且由於政治經濟之間關係複雜
糾葛，即使一開始就押對寶，因此而誕生的特殊利益集團會
提高國家經濟治理的難度，阻撓後續發展所需要的動態調整
與改革。
我們可以從四個面向來思考這件事：首先，政府偏好
特定產業、透過各種政策將國家與社會資源灌注其上的做法，
就好像是為了種植單一作物而砍掉一片森林。
單一作物的收成固然能夠馬上帶來產值與經濟數字增長，
但是砍掉森林、破壞原有生態與水土保持的長期代價，卻是
大到無法估算而且難以彌補。各種形式的國家補貼就像是
慣行農法所倚賴的農藥與化學肥料，短期內能夠激發單一
作物豐收，但是長期卻以土壤貧瘠化與犧牲生態多樣性為
代價。使用歧視性政策照顧特定產業，在資源有限性的情況
下很容易對其他產業的發展機會造成排擠作用。
其次，在特定時點進行「產業挑選」這件事，勢必受限
於當時的視野與知識程度；經濟官僚的「有限理性」無法
超越科技創新的動態本質與市場競爭的高度不確定性。這並
不是說，因為有限理性所以無法決策，而是主張決策時應該
考慮到有限理性的先天條件限制，相關政策應該為廣泛性的
經濟發展打好深厚基礎，而非以現有的知識能力去判定產業
未來發展。後者應該交給自負盈虧風險、對市場動向高度敏感
的業者本身去判斷與承擔。
事實證明，最古老的農業生產，也可能因為科技創新而
成為最夯的產業（例如在以色列、丹麥、荷蘭等國家的發展）；
從眼前的生產力去判斷何為明星產業、何為夕陽產業，很容易
因為技術變遷與市場變動而失準。
第三，即使瞄準的產業因受扶植而興盛，但是其他因受
排擠歧視的產業之潛在損失是無法估算的；由於後者未被計
算在內，以致產業政策效果在先天上就有過度放大的偏差。
對長期經濟發展而言，歧視性產業政策的最大問題在於容易
造成「政策僵固性」。
因受惠於政策優惠而大幅成長的產業，很容易衍生成龐大
的利益集團。因其擁有豐富資源可資動員、進行政策遊說與尋
租，在面對國家經濟轉型需求時，不僅不會輕易放棄已然到手
的好處，更有可能擴大侵犯公共利益，阻撓改革。
台灣從一九六○年開始實施而原訂十年落日的《獎勵投資條例》
被不斷延長、擴大與變體（《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至二○一○年方
才落日，取而代之的是營利事業所得稅大幅調降至十七％）的發展
便是一例。
最後但非常重要的面向是，一味強調出口擴張卻犧牲核心價值
的產業政策，正是戕害研發創新的罪魁禍首。不管是出口擴張抑或
經濟成長，都只是深層經濟文化與技術創新能力最表層的結果。
只在乎眼前結果而輕忽內在機制的成長模式，一方面創造了剝削
自然生態環境與勞動權益的生產體系，同時也鼓勵了價值觀過度
狹隘的社會經濟文化，技術與知識被當成是牟利的手段，進步價值
被視為「反生產性」。由此所構築出來的經濟體系，絕大多數廠商
缺乏長期投入、人才培育與建立自主研發的意願決心，從而失去
日後轉型創新所必要的價值軸心。
事實上，揠苗助長的方式，不可能帶來健全的生態體系。多年
以來，政府在民間營造一個形象，認為電子產品具有「輕薄短小」、
「高科技」與「高附加價值」的特性，非常適合在台灣發展，在
國際分工體系中自我定位為電子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然而，
在產業集中化發展的過程裡，卻忽略了我們其實絕大部分只是
依賴國外技術移植、只靠加工規模量產而獲利的「偽高科技」。
電子產業固然涉及尖端研發，研發支出占最終產品售價之比率
高於多數產業，但是隨著分工鏈的全球化與零碎化，在特定地區生
產的電子產品是否依然維持「高科技」的特質其實有待商榷。藉由
進口精密設備與關鍵零組件而從事的下游組裝無疑是低技術層次的
血汗加工，即使目前台灣引以為傲、技術層次較高的半導體製造，
在尖端科技的設備與材料上依舊自給率低落。而且與高科技的「潔淨」
形象相反，國內製程重度使用有毒化學物，讓人體與環境高度暴露在
職業健康與化學毒害的風險之中。國內製程高度消耗水電的特性，
也完全背離發展之初技術官僚所認知的「低能源係數」。
當一九九○年代中期台灣舉國沉浸在「高科技島」的美景時，
由於終端產品全球產能過剩的緣故，資通訊硬體製造的附加價值
開始迅速沉淪。
根據二○一○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所發表
的資訊科技產業報告，在一九九五至二○○八年間，資通訊硬體製
造之附加價值年均成長率只有1％，遠低於整體製造業之2.5％，
整體服務業之4.8％，與資通訊服務業之6％。顯然，由台商所建構
的兩岸生產網絡與資通訊硬體代工王國，大力促成了這股向下的漩
渦，只是自己也深陷其中不可自拔。造成利潤率普遍淪為「毛三到四」、
「保一保二」的原因，是背負著龐大產能與負債的台灣代工廠商
不得不為搶單而彼此割喉殺價的結構。這個結構將台商驅往中國
進行更大規模與更低廉的製造，使得「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成為
主流，並且打造出一個充斥著超時工作、大量外勞、剝削環境與
技術依賴的血汗經濟體系，逐步將國內實質薪資推落十六年前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