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鹿鼎與武俠時代的終結
「中國立國數千年，爭奪帝皇權位、造反斫殺，經驗之豐，舉世無與倫比。韋小寶所知者 只是民間流傳的一些皮毛，卻已足以揚威異域，居然助人謀朝篡位，安邦定國。」
笑傲江湖即將結束時，金庸在受訪時提到，自己對寫小說已經沒有太大樂趣。想不到什麼新的情節可以寫了。除非能試試新的路線。果不其然，當鹿鼎記完結後，金庸便不再寫作武俠小說了。鹿鼎記是文學上的創新，也是金庸為自己寫作找回動力的方式。
在金庸傳裡，韋小寶被詮釋成為「金庸看透現實中國」之後寫出的角色。他不再期望郭靖、蕭峰這等人物站出來拯救中國，反而很誠實的告訴大家：不道德拍馬屁又投機的人物，才能在現實世界獲得成功。在金庸的最後兩本小說裡，金庸寫出兩種在瘋狂政治鬥爭中存活的方式：像令狐沖一樣躲起來不管國家大事，像韋小寶一樣察言觀色兩邊都撈一點。這是個什麼樣的亂世呢？文字獄與神龍教，再加上虎視眈眈的羅煞國。也許這正是是金庸前半輩子，經歷戰亂和文革的投射吧？
不過相當有趣的是，在鹿鼎記中，金庸破天荒第一次描寫了一位為國為民的皇帝。大俠受背叛而死，能帶給百姓幸福的最後還是一位英明的領導人。
十七年來，金庸每天晚上坐在書桌前，思考情節一小時，寫作小說一小時。每天寫完約一千字，隔日排版刊出。先別說情節不合理、太跳的部分。很多伏筆甚至是對話，甚至金庸自己寫完隔幾天就忘記了。金庸對於自己作品的粗糙相當不滿意。從1970年開始，金庸開始修訂自己的作品成為單行本。據出版社的說法，修訂經過三次校稿。每一次校稿都是「大修」。經過十年修訂，金庸終於讓自己的作品看起來比較像是一本連貫的小說。但那些突兀不合理的劇情就沒有餘力去改寫了。
對查良鏞而言，金庸只是他寫小說促銷報紙的身份。執筆針砭時事的查記社評才是本體。但對海外華文讀者：台灣、馬來西亞、越南等地而言，金庸的名氣遠大於查良鏞。為此，金庸當年在大公報的老同事黃永玉做出了這樣的評論：
「這個人是很聰明，很有魅力的人，怎麼最後弄得成為一個武俠小說的著名作家？在我來講是可惜了。」
（十八）明報王國 明報國王
明報旗下的各個編輯，幾乎都是查良鏞親自招募的。他有一種挖掘士人的浪漫，親自看報紙，找優秀的編輯，打電話邀約，吃飯聊天，最後邀請他們來明報工作。這個方針讓明報的編輯群素質維持一定的水準，在批林批孔的年代，能夠一枝獨秀成為標竿。
反過來說，查良鏞就是王國的國王，所有事情他一個人說了算，沒有討論餘地。他自稱「我管明報是很獨裁的，我拿起稿就改，由頭改到尾。」這個組織模式，讓明報擁有絕佳的新聞嗅覺。甘迺迪遇刺的那一天，他打越洋電話，命令所有評論新聞人力全部終止運作，投入甘迺迪專題報導。或許是這個運作方式，讓明報上下得以團結面對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威脅，沒有任何動搖。但1980年代開始，查良鏞對於即將面對回歸議題的香港，立場與報內編輯群出現分歧。對此，查良鏞下了一個指令：
未來報紙內，關於居英權、基本法、民主要求的議題，一律由他親自操刀，其他編輯除非經過同意，都不能提起這些議題。
他這樣表達自己對新聞自由的觀念：
「報紙是老闆的私器。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闆享有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闆不可。」或許是當年文革時期，明報被反對者偷改內容的震撼太大，明報體系內的主管大多處理行政，沒有太多決策權。副刊編輯蔡炎培貴為編輯，實際工作只剩下催稿和送印，因此收到了「蔡校書」這樣的稱號。
查良鏞也嚴格管控報內的人事費用，他說了不漲薪水，就是不漲。這是滿矛盾的狀況：他願意禮遇士人，用高薪挖角他看重有才華的編輯。但一旦進公司後，作為屬下並沒有任何討論薪水的餘地。他驕傲的告訴別人：「我薪水不出比人家高，可能是因為跟我一起我工作比較愉快...」。甚至公司也沒有退休金制度。有好幾次，倪匡當眾要求查良鏞幫員工加薪，他看在倪匡的面子上，可以意思意思給對方一點優惠。但也有員工在要求加薪時，被查良鏞回應：你又花不到錢，為什麼要加薪。
不過他作為老闆摳門，作為朋友挺大方的。倪匡為他寫了一堆專欄，十多年來沒加過任何稿費。但倪匡本人缺錢時，查良鏞倒願意自掏腰包贊助的，這點倒是廣受大眾稱道。
浪漫的士人、專制的老闆、義氣的朋友。
後來查良鏞賣掉明報。新老闆多次請他擔任顧問。但合作之後，往往發現查良鏞試圖控制編輯，不願意只當顧問，想要插手文章走向。後來幾年，明報就再也沒有找他擔任過顧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