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文革在香港
上面兩篇我們提到查良鏞如何抓準時機，將明報從賺不到錢的八卦武俠小報轉型成為大報紙。現在我們順著時間脈絡，繼續來看站穩腳跟的明報，如何成為當代代表性的媒體。
首先我們先回顧查良鏞早年在大公報工作時的態度。他始終堅信身為一個媒體人，有責任在亂世為國家說真話。
什麼是國家：傳承五千年的中國
什麼是亂世：列強割據、日本侵佔、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
什麼是真話：綜觀中國五千年歷史，學到教訓，為現世提出警告和建議。
天時，地利，人和。查良鏞在反右、大耀進和文革期間躲在媒體自由的香港。對內，成為唯一不受官方影響，敢於報導共產黨負面的媒體。對外，明報又是國際媒體唯一能夠信任不夠中共控制，同時又拿得到中國第一手消息的單位，跨國合作大量湧入。但作為交換，查良鏞和大多數媒體朋友鬧翻，也犧牲了寫武俠小說的時間，不在同時寫兩部，甚至還請了倪匡代打。
一切看起來都這麼順利，但文革已經不知不覺跨過九龍，在香港掀起風暴。
1966年，香港人造花工廠發生勞資糾紛，港警與罷工工人發生衝突，工人在工聯會的支持下，拿起毛語錄，高喊「反英抗暴」，包圍了總督府。抗爭者受到中共支持，由大公報社長領導的「鬥委會」不斷支援物資，發動左派報紙批評總督，甚至還派出電影公司旗下的藝人到現場聲援。
港島捲進文革，查良鏞選擇中立。他在明報不斷呼籲「同情工人，反對騷亂」。但衝突持續升溫。當抗爭逐漸與民族情感結合，支持港英穩定的查良鏞開始被左派打為賣國賊。
對此，查良鏞的回答是這樣的。「愛國，愛的是國，而不是愛哪一個政府、政黨或黨魁...」。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網找找這篇社評。我相信對於金庸的政治取向，會有更深的理解。
但受中國共產黨支持的香港左派當然不會接受這個解釋。到了七月，香港抗爭者開始在大街上丟石頭放火，意圖癱瘓港英政權。澳門政府禁止明報銷售，抗爭者甚至成功策反明報的印刷工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在報紙刊出「明報同事起義反查良鏞」的新聞。不過這些舉動只是讓明報越賣越好，在抗議期間，幾乎每天，明報頭版都被大公司砸錢買下整面廣告。
七月下旬，香港各地開始出現土製炸彈。路上張貼「賣國漢奸暗殺名單」，查良鏞榮登第一名。查良鏞家門口被放了兩顆「真真假假波羅陣（香港人對於高故障率土製炸彈的暱稱）」，上百個抗議群眾包圍明報公司，準備破門燒掉報社。查良鏞也被迫逃到新加坡。直到八月中旬，香港情勢才逐漸穩定下來。
有人說香港回穩是周恩來的意思，他擔心內部鬥爭燒到外國勢力，最後引發更大的麻煩。查良鏞本人則認為港督戴麟趾嚴格執法，但保持政治中立的態度居首功。隨後他回到香港，身邊配有港府安排的維安警力。
從反右到香港五月事件，明報快速從八卦報轉為香港媒體業的傳奇。在60-70年代，查良鏞的政治評論受到國際第一流的認可。無論是倫敦、港府、中南海還是台北的官員，都把它作為觀察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參考。
「一手資料、不畏中共、引經據典」。查良鏞的中國社評，一律採用宋體加粗印刷。「查記出品、宋體為號」
動盪年代的金庸小說依然精彩，但面對他的社評，也只能作為配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