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為何不能拯救中東？
http://www.cwzg.cn/theory/201908/50897.html
原載於《國際問題研究》2014年第5期
田文林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中東學會常務理事
冷戰後，“民主萬能”的神話廣為流行，非西方國家似乎只要開啟西式民主，便能擺脫落
後，實現繁榮發展。但在現實中，“民主帶來繁榮”的成功案例甚少，而“民主引發動盪
衰落”的教訓卻很多，中東民主轉型即是一例。許多人曾將“民主化”視為中東擺脫困境
的“萬能靈藥”。然而，2011年開啟的中東民主轉型並未使相關國家情況好轉，反而深陷
“民主化”困境，以致軍人幹政重新抬頭。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一、中東“民主化”遭遇困境
2011年中東劇變本是一場包含多重訴求的全面變革，但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卻被簡
化為“民主反對獨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亞、也門、突尼西亞等國實現政權
更替後，相繼開啟民主轉型進程（多黨選舉、三權分立、大眾參政等）。然而，從過去三
年多的實踐來看，相關國家反而陷入政治動盪與經濟惡化的惡性循環。
一方面，民主轉型導致政府掌控局勢的能力普遍下降，進而導致政局動盪。此前，埃及等
阿拉伯國家基本奉行威權體制，當權者掌控軍隊、警察等強力部門，有能力為民眾提供安
全穩定等“公共產品”。2011年中東劇變後，威權政權垮台和民主轉型進程的啟動，導致
相關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權力分散化甚至“權力真空”。穆巴拉克下台後短短幾個月時間
裡，埃及就湧現出近四百個政黨，參加下院選舉的政黨超過50個，候選人超過6700名。突
尼西亞國內政黨數量過百，而利比亞則達到142個政黨。黨派間權力紛爭此起彼伏，導致
政治內耗和權力空轉，進而引發安全形勢惡化，恐怖勢力蔓延。
埃及政壇劇變以來，活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埃及籍“基地”組織成員紛紛回國，加上
境內被關押的伊斯蘭分子恢復自由，埃及國內恐怖組織網絡擴大，國內安全隱患越來越多
。據統計，2013年埃及共發生416起恐怖襲擊事件，其中西奈半島北部的襲擊次數較2012
年驟增6倍。利比亞格達費政府被推翻後，國內政壇一盤散沙，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內耗，
政治重建進展緩慢。2012年8月8日，利比亞成立國民議會，並被授權在18個月內完成制定
憲法、選舉總統等工作。根據時間表，國民議會本應於2014年2月7日移交權力並解散，但
政局動盪導致重建日程一拖再拖。同時，中央權威喪失導致各種民兵組織擁兵自重，極端
勢力乘勢壯大，出現了“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伊斯蘭王國”、“利比亞伊斯蘭改變
運動”、“班加西伊斯蘭教法虔信者”、“德爾納伊斯蘭教法虔信者”、“謝赫奧馬爾阿
卜杜勒拉赫曼旅”等數個極端組織。這些極端組織活動猖獗，利比亞境內綁架、暗殺和搶
劫等事件頻發，甚至出現總理扎伊丹遭遇綁架、臨時政府總理薩尼遭受死亡威脅的惡性事
件。也門安全形勢本已十分嚴峻，2011年11月薩利赫下台後，安全形勢更趨惡化，“阿拉
伯半島基地組織”一度宣佈建國。突尼西亞在本·阿里下台後，民主轉型情況相對較好，
但2013年2月和7月先後發生的反對黨領導人遭暗殺事件導致制憲議會一度停擺。
另一方面，政局動盪使經濟惡化加劇。政局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對外匯收入主要依賴
旅遊、運河和石油等產業的埃及、突尼西亞等國而言，經濟發展更需穩定的政治秩序。中
東民主亂象使這些國家經濟持續惡化。目前，埃及正處於建國60年來經濟狀況最差的時期
，據埃及央行統計，2013年外國在埃及投資較2012年下降32%，旅遊人數下降85%，蘇伊士
運河輪船通過量連年下降，國際信用等級降低16位，外匯儲備從劇變前的360億美元降至
160億-170億美元，如果沒有海灣產油國的援助，埃及外匯儲備僅能維持數週。有分析指
出，埃及政治變局使該國社會發展狀況倒退至少15年-20年，埃及正逐漸淪為“失敗國家
”，變成“沒有香蕉的香蕉共和國”。利比亞情況同樣不容樂觀。中東劇變前，利比亞本
是非洲生活水平最為富裕的國家，格達費政權倒台之後的政治混亂，使該國民眾生活每況
愈下。2012年，利比亞石油出口一度恢復到戰前日均160萬桶水平，但2013年以來，由於
政治安全局勢動盪，石油生產驟降，出口量降至不足產能的10%，每天損失1300萬美元。
敘利亞持續內戰使該國經濟大幅下滑，經濟恢復到2010年水平可能需要30年時間。
中東民主轉型三年來的實踐表明，“民主化”並未給相關國家帶來繁榮穩定，反而引發了
更為嚴重的政治衰朽和經濟惡化。阿拉伯民眾對國家發展方向的不滿情緒上升（突尼西亞
78%，埃及62%），認為國家經濟狀況較此前更為糟糕（突尼西亞83%，埃及76%）。有阿拉
伯學者感嘆，當前的民主化是“有毒的民主”，它將使更多的阿拉伯國家繼索馬里、伊拉
克和蘇丹之後淪為失敗國家。
在民主轉型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去民主化”傾向
。該地區民眾日漸認識到，國家最需要的不是無休止的抗議和爭吵，而是井然有序的政治
秩序。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開始懷念穆巴拉克時期（實際是懷念穆巴拉克時期的穩定秩序）
，許多埃及人認為，只有強硬守律的軍事領導人，才能將國家從危機中拯救回來。在這種
政治氛圍下，埃及軍方在2013年7月乘勢推翻了執政剛滿一年的穆希民選政府，埃及民主
轉型遭遇重挫，西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運轉失靈。此後，埃及加大高壓集權，其制定的法
律明顯加強了對抗議、遊行和公開集會的條件限制。2013年7月至12月間，共有21317名親
穆兄會抗議者被逮捕。截至2014年4月，超過16000名政治犯被關押。2014年4月28日，埃
及一家法院判處683名穆兄會成員及其支持者死刑，其中包括穆兄會最高領袖巴迪亞。而
在2014年5月重新舉行的總統選舉中，剛剛脫下軍裝的埃及前國防部長塞西高票當選，意
味著埃及正重新回到強人政治的老路上。利比亞也出現了軍人幹政的苗頭。2014年5月18
日，利比亞軍隊軍事警察部隊司令穆赫塔爾·費爾納納宣佈解散國民議會，並由制憲委員
會代行議會職權，並聲稱這是為了承擔肅清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國家責任”。
中東劇變以民主轉型發端，卻向重新集權方向演變，這從側面說明中東民主轉型已經陷入
巨大困境。
二、“民主化”藥方失靈的根源
有人或許認為，中東民主轉型遭遇的困境只是“改革陣痛”，只要民主制度得以建立和運
行，一切都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但這種想法是站不住腳的。民主“藥方”有其侷限性，加
之中東地區國情複雜，即便從中長期看，“民主化”也無法幫助阿拉伯國家實現民族復興
。
（一）中東需要真正的革命以解決結構性問題，民主轉型非但無法完成該任務，反而會掩
蓋這些問題
2011年中東劇變實際是“阿拉伯綜合症”長期積累的總爆發，而導致這些症狀的“病根”
是若干結構性問題。穆巴拉克、本·阿里等人的統治，不僅僅是個人獨裁這麼簡單，冰山
之下還有龐大的政治經濟結構在發揮作用。
病症決定藥方。阿拉伯國家要真正擺脫困境，需要對現行階級結構和政治經濟路線進行全
面變革。具體地說，就是在掌權後，先改變上層建築，再變革生產關係，最後實現生產力
發展。然而，中東劇變後的政治轉型並未沿著這一軌跡前行。中東劇變初期，儘管抗議民
眾提出旨在全面變革的“面包、自由和社會公正”口號，不僅反對獨裁和政治壓迫，也反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但他們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指導，也沒有實現國家變革的計畫、
組織、領袖和戰略遠見，更談不上規劃未來的發展藍圖。獨裁者倒台給很多人造成“革命
已經結束”的印象，下意識地將民主轉型視為革命勝利成果的體現和延伸。突尼西亞、埃
及、也門、利比亞等國在政權更替後，相繼選擇了民主轉型道路。
然而，民主轉型非但無法解決阿拉伯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反而妨礙了真正變革的發生
。第一，民主轉型與生產關係變革實際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要真正改善民生，實現
經濟和社會地位平等，就需要強行打破現行階級特權，變革不合理的社會生產關係，而完
成這些任務又需要強人統治和高度集權；要實行憲政民主，前提是默認現行政治經濟秩序
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對現行經濟和階級結構進行根本性變革。正如亨廷頓所說：“改革
到來的代價就是以專斷政府來壓制意願的表達和歷史悠久的國家制度；而維護自由的代價
就是繼續保留已經過時的老一套特權、財產、專權、階級結構和教會參與國家政治。”因
此，阿拉伯國家“民主化優先”的轉型路徑，反而掩蓋了這些國家的真正難題和解決路徑
，使生產關係變革的任務變得幾乎不可能完成。
第二，“民主化”無法實現階級更替，因而沒有抓住政治變革的癥結和本質。政治的本質
是政權問題，政權的關鍵又是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就此而言，國體問題(即政權階級基
礎)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民主只是遴選領導和政治運行的機制，它只解決所謂“程
序合法”問題，不涉及“階級更替”這一根本性問題。民主重建進程看似熱鬧，實則是在
“政體變革”等次要問題上打轉轉，很難實現統治階級更替，更難觸及經濟結構變遷。指
望通過民主選舉改變不合理政策路線，無疑是緣木求魚。
從實踐來看，中東民主轉型“只開花，不結果”。突尼西亞、埃及等國除了更換領導人以
外，基本沒有觸動社會經濟結構，它既沒有推翻舊體系，也沒有改變統治精英，打破原有
制度或改變社會環境。以埃及為例，民主轉型以來，該國政治經濟結構基本沒有改變：軍
隊仍然佔據主導地位；銀行家、投資者和企業領導人、媒體老闆、軍事領導人和安全官員
仍然在位；政府組織機構和官僚體系仍然保持；安全力量沒有改變。穆兄會掌權時期，穆
希政府倡導的仍然是自由市場的陳詞濫調。穆兄會領導人沙特爾曾向美國承諾，穆兄會治
理下的埃及，將是美國資本在埃及和中東更好的戰略盟友。即便是2013年7月推翻穆兄會
統治的“6·30革命”，也很難說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有學者指出，埃及革命更像是
“輪流坐莊”（regime exchange），而非“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還有學者直
言，中東劇變不是一場革命，歷史沒有向前發展，而是已經偏離航向。
沒有真正的革命，就談不上階級更替和生產關係變革，也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生產力發展。
沒有經濟發展和經濟平等，政治民主和政治平等也就成了空話。這就像一個人得病，發燒
只是症狀，發炎才是病根，要想藥到病除，除了退燒，還必須消炎。將“民主化”作為解
決“阿拉伯綜合症”的藥方，就是只退燒不消炎，結果只能使病情更加嚴重。
（二）阿拉伯國家解決諸多難題更需要“強政府”，但民主化卻導致政府權威弱化和政府
失靈
政治制度有“集權”與“分權”兩大類，選擇哪種政體主要取決於國家的發展階段和面臨
的主要任務。西方列強在崛起過程中，幾乎都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佔統治地位，且不
約而同地將建立“強政府”作為強國的政治保障。第二輪工業化時期的國家幾乎都是在威
權體制下完成現代化。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由於同時面臨工業化、壯大中產階級、國族
整合等諸多難題，建立具有較強資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強政府應是國家政體“頂層設計”
的基本方向。
阿拉伯國家面臨的問題遠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為複雜，因而更加需要集權和強政府。二戰
後相當長時期，能夠在中東政治舞台上叱咤風雲的國家，幾乎都是強人政權。據“自由之
家”（Freedom House）統計，世界上穆斯林佔多數的47個國家中，有38個不是民主國家
，伊斯蘭世界的國家中只有19%有民選政府，而非伊斯蘭世界有77%國家有民選政府。在中
東地區的22個國家中，除以色列和土耳其，其餘均為威權國家或半威權國家。換言之，高
度集權的政體和梟雄式人物，更適應中東複雜多變的政治土壤。
儘管2011年中東強人政權倒台表明這類政權存在弊端，但其癥結在於當權者背離人民，使
公權力變成為權貴撈取好處的工具，而非“集權統治”本身。因此，解決這一問題，是通
過武裝鬥爭或民眾抗議等方式奪取政權後，用“革命者的專政”代替“反革命者的專政”
，而不是從“集權”轉向“分權”。正如一把刀非常鋒利，這是其優點而非缺點，關鍵是
“刀把子”握在誰手，因而正確的做法是搶奪“刀把子”，而不是將刀變鈍。
然而，在中東政治轉型中，阿拉伯抗議者簡單地將問題歸咎於集權本身，為消除“一言堂
”和終身制等積弊，摒棄集權政體，希望用“民主”的優點來消解“獨裁”的缺點。民主
政治強調分權制衡、多黨競爭、個人權利等，使民主制度的維繫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言
之，民主轉型就是將“菜刀磨鈍”的過程。鄧小平批評美國“三權分立”制度時說，“實
際上有三個政府，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福山也
坦言，美國民主制度出現了惡性制衡阻礙政府運作等弊端。
在沒有民主傳統的阿拉伯國家，這種“民主化導致低效和失序”的弊端體現得更加淋漓盡
致。伊拉克“民主改造”失敗是典型案例。伊戰前，伊拉克由阿拉伯復興黨一黨專政，政
府具有很強決斷力和執行力，使伊拉克成為地區強國。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在為該
國量身設計的“議會民主政體”下，政黨紛爭和教派矛盾加劇、政府執行力下降等問題凸
顯。2011年中東民主轉型，同樣使轉型國家從高度集權迅速變成一盤散沙狀態。穆希執政
一年間，埃及共發生7400多次民眾抗議，僅2013年7月就有1432場示威遊行，平均每天46
場，每小時近兩場。埃及法律、媒體、政府機構和公共部門，甚至政治反對派都緩慢衰朽
，國家瀕於崩潰邊緣。
由於民主轉型並非真正革命，阿拉伯國家即使犧牲眼前，承受了政治動盪和經濟惡化之苦
，也不會贏得長遠，反而會使動盪成為常態；阿拉伯民眾在此間沒有真正享受“人民當家
作主”的好處，反而充分體驗了民主政體的弊病和壞處。而且，在“民主化”語境下，使
用強硬手腕恢復秩序難度甚大。伊拉克總理馬里奇從2008年起試圖加強集權，但此舉明顯
加劇了遜尼派和庫爾德人的離心傾向，反對者紛紛將馬里奇視為“伊拉克諸多問題中的最
大問題”。埃及前總統穆希曾要求軍隊鎮壓抗議者，馬上被民眾稱為“長鬍子的穆巴拉克
”，支持率迅速下降。“民主化”製造出其自身無法解決的混亂局面，而恢復秩序和穩定
只能靠“軍人幹政”等非民主方式，這本身就是對“民主萬能論”的莫大諷刺。
（三）實現“好民主”需要具備若干條件，生搬硬套只會導致“壞民主”
歷史經驗表明，民主政治良性運行需要具備若干前提條件，因而民主化是個循序漸進、不
斷積累條件的歷史過程。美國從獨立到黑人選舉權利實現用了兩個世紀，法國從大革命到
第五共和國穩定下來花了150多年，英國實現普選歷經兩個多世紀。缺乏實現民主的基本
條件，又不肯耐心經歷足夠的歷史和物質積澱，急於照搬和推行西式民主，實際就是列寧
曾批評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讓毛皮下水”，最終只會導致“早熟民主”和“壞民主”。
中東民主轉型就屬於這種情況。
一是物質條件不具備。民主政體的維繫和正常運行需要大量物質資源支持，付出比集權政
體大得多的交易成本。因此，只有物質條件足夠充裕，才能負擔民主政治的遊戲。李普塞
特等政治學家認為，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性。據統計，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
下的國家幾乎不可能成為民主國家，而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間的國家，雖然有這個
可能，但或許仍是不穩定的。只有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3000-4000美元，才最有可能
實現穩定、民主的發展。近年來，這一民主“經濟門檻”提升到人均6000-7000美元。由
於多數阿拉伯國家達不到這一標準，在物質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匆忙啟動民主化進程只
能導致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使原本薄弱的經濟底子更加捉襟見肘。
二是政治制度不完備。一般來說，政治穩定程度與政治制度化程度呈正比，與大眾政治參
與度呈反比。阿拉伯國家長期實行集權統治，國內不存在成熟而強大的世俗政黨，也鮮見
允許公民參政議政的政治制度建設，政治制度化程度普遍較低。而在沒有政治制度保障的
背景下擴大民主參與，一則使新生黨派多如牛毛，但均缺乏強有力的組織和影響力；二則
普通民眾缺乏通暢的表達渠道，轉而競相通過工人罷工、學生造反、商人罷市、平民示威
、軍人幹政等熟悉的方式表達訴求。二者相互疊加，致使政局混亂無序，國家日趨被帶到
災難邊緣，民主政體本身亦面臨威脅。2013年7月埃及穆希政府執政剛滿一年就被趕下台
，就充分說明這點。
三是缺乏實行“好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的正常運轉，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各方遵
守“遊戲規則”（如獲勝者懂得“權力邊界”，敗選者願賭服輸等等）。阿拉伯國家恰恰
缺乏這種政治傳統。縱向看，中東自四大哈里發統治結束以來的1352年歷史中，始終沒有
過民主政治。因此阿拉伯世界既無民主理論，也無民主傳統。一位阿拉伯學者感嘆說：“
大部分阿拉伯社會缺乏民主文化，民主派如此虛弱，以致根本無法掌權，只有那些不相信
民主的政治勢力才能獲得權力。”橫向看，阿拉伯國家信奉的伊斯蘭教不僅僅是宗教信仰
和生活方式，還是意識形態、法律體系和政治道路，與現實政治關係密切。而在伊斯蘭傳
統價值中，現代性、民間機構、平等、獨立思考、婦女權益等均顯得非常陌生。政治伊斯
蘭勢力將民主選舉視為合法上台的新方式，卻不會借其推行“自由民主”。例如，2012年
6月穆希當選埃及總統後，大力推動禁酒、帶面紗、男女分開等“伊斯蘭化”政策；突尼
西亞復興黨掌權後，總統馬爾祖基拒絕把“男女平等”條款寫入憲法，薩拉菲派頻頻襲擊
電影院、展覽會、酒吧及世俗政治家。這些主張與世俗民主價值觀格格不入，有人將伊斯
蘭力量的參政原則概括為“一人、一票、一次”。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宗教勢力與世俗化
力量的矛盾日趨公開化。中東政治轉型的歷史一再表明，民主化經常導致政治伊斯蘭上台
，使民主化變成伊斯蘭化；要維繫世俗發展道路，主要靠有違民主的威權專制。要麼是“
專制的世俗化”，要麼是“民主的伊斯蘭化”，惟獨沒有“世俗的民主化”。
此外，同質化（共同的國家認同、政治信仰和平等的社會結構等）也是西式民主運行的重
要前提。而伊拉克、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的國家建構普遍沒有完成，國內民眾的種
族、教派和部落意識也遠高於國家意識。在此背景下啟動民主轉型，勢必導致政治動員沿
著教派、種族界限展開，使這些國家教派矛盾凸顯，分離主義抬頭。有媒體甚至擔心，這
將會使一戰後由英法外交官劃定的中東國家邊界出現鬆動和重組。
三、啟示
中東民主轉型陷入困境，看似是阿拉伯國家“自找苦吃”，實則是西方長期進行意識形態
“洗腦”的結果。幾十年來，西方大國憑藉話語權優勢，將“自由”、“民主”等價值觀
，包裝成包治百病的萬能靈藥，將“輸出民主”視為控制中東的戰略手段。尤其是在“9
·11”事件發生後，美國將“在中東推進民主”置於優先地位，“以援助促民主”被作為
反恐主要工具，資助民主的資金由2000年的5000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0億美元。2002年
小布什政府拋出“中東夥伴倡議”，相關項目在奧巴馬執政後仍繼續延續。2011年3月到6
月，埃及非政府組織共接受了約1.75億美元的援助，是前四年援助總額的近3倍。
西方國家的長期灌輸，加上冷戰後各種革命性意識形態的退場，使西方“民主自由”價值
觀大行其道，阿拉伯國家政治和知識精英不知不覺成為西方思想的俘虜，他們沉迷於西式
理論和道路，“民主是解決之道”的觀點頗為盛行。2011年中東劇變過程中，阿拉伯民眾
幾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阿拉伯之春”的提法，並在道路選擇問題上喪失了理論辨別力，
既看不到諸多發展中國家“民主導致衰落”的失敗經歷，也沒有考慮自身國情和實際需要
，將“西方民主”當成了紓解困境的救命稻草。
事實上，沒有脫離特殊性而單獨存在的普遍性，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民主
，“民主萬能論”本身就是個偽命題，中東政治轉型的路徑選擇出現了方向性錯誤。實踐
證明，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的民主化試驗，並不能解決阿拉伯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反
而使其深陷“民主化陷阱”。埃及在短短三年內在軍人幹政與民選政府之間來回擺動，在
“分權”與“集權”之間左右徘徊，表明這些國家的理論和道路迷惘是如此之深，以致朝
野上下對任何一種政治試驗都喪失了起碼的耐心。
在可見的未來，中東政治轉型仍將曲折前行。一方面，阿拉伯國家的民主重建仍處在“正
在進行時”，其政治能量仍未完全釋放，短短幾年時間的陣痛仍不足使阿拉伯國家徹底放
棄這一政治選項。但從長遠看，由於民主模式無法解決阿拉伯國家當前的諸多難題，因此
這種弱勢民主的影響力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日漸式微，被各種各樣的集權統治取代。2013年
埃及穆希民選政府被推翻以及2014年國防部長塞西當選總統，在埃及乃至阿拉伯國家出現
了強人政治重返的跡象。從世界範圍來看，“去民主化”趨勢十分明顯。據統計，2000年
世界有120個國家（佔世界總人口63%）被列為民主國家，但21世紀民主化卻開始退潮，到
2013年，“全球自由指數”已連續第8年下降。另一項統計表明，1946年-2010年間，110
個國家的280個專制政權的民主轉型中，超過半數回到專制統治。這種趨勢說明，無論在
中東還是其他地區，“民主化”並非國家治理的靈丹妙藥。
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很難完全複製以前的強人政治模式。中東劇變後，政府權威被徹底
打破，普通阿拉伯民眾不再畏懼官方權威，政治意識覺醒，當權者很難像過去那樣肆意妄
為，“終身總統”和“子承父業”等現象難以再現。更重要的是，高壓統治固然可以在短
期內恢復秩序，但卻無法解決導致中東劇變的諸多問題。如果埃及等國回歸集權統治，僅
僅是為了回到“沒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時代”，將不可避免導致新的反抗與革命。就此
而言，中東政治轉型仍未“塵埃落定”，而是個螺旋式上升過程。
阿拉伯國家民主轉型的困境表明，衡量政治制度優劣，關鍵是看其能否實現國強民富，而
不是削足適履，將是否實現“民主化”作為標準。法國思想家盧梭曾指出：“凡是破壞社
會統一的，都是毫無價值的；凡是使人們自身陷入自相矛盾的制度，也是毫無價值的。”
鄧小平也曾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
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
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這一表述至今仍有理論指導意義。中東民主轉型已證
明，沒有大局觀的政治轉型只會使國家陷入“民主化陷阱”不能自拔。言必稱“民主自由
”和“程序合法性”，卻不顧其適用性和實際效果，實際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的腐
儒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