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初期佛教文獻研究，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個人觀點心得。
關心佛學與佛教教義與傳誦歷史的許多人可能都知道，佛教有共同傳說的第一次與第二次結集，經藏方面現存的部派誦本有北傳的四阿含（藏傳有零星經文）與南傳的五部尼柯耶，以上這些應該都沒有太多問題。
第一次結集雖然學術方面的宗教歷史學界沒有共識，但不分部派的所有聲聞佛教的傳誦都說有此次結集，也都說所傳誦的就是經與律，創教者兼本師入滅後弟子們即時結集保留其教說教義本來就是人之常情也符合佛教聲聞弟子的需求，因此要從少部分薄弱的佐證與推論去說沒有此第一次結集，在我看來這種假說反而是需要有更多更好的理由與佐證的。
再來就是，第二次結集距離佛滅後的第一次結集已經約百年（南傳傳說第三次結集距離佛滅為兩百多年，但五師相承到阿育王時應以一百多年左右較為合理）。在這一百年之間，印度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環境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佛教教內的狀況與教外的各宗教哲學學派教派乃至於僧團化區的人文地理環境也逐漸產生鉅變。
常見到的所謂第二次結集後隨即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之說，可惜許多人都不知道在聲聞（部派）佛教現存的文本當中其實只有南傳佛教的藏外文獻《島史》（甚至連三藏都不算）是這麼寫的。西南方優禪尼僧團（分別說部的前身）及其分出的律藏（四分律、五分律、巴利律）乃至北方摩偷羅僧團（說一切有部的前身）的律藏（十誦律）所記載的是十事非法，而東方毘舍離僧團（大眾部的前身）所記載的只有抓持金銀這一件事承認非法（說一切有部後來所傳說的五事異法，以及大眾部後來所傳說的新律與舊律之爭，在我看來更像是顯示他們所重視的分別是經藏與律藏的實質
內容，同時將破僧／部派分裂的罪名歸咎到對手部派）。
明明東西（北）兩（三）方僧團並沒有完全的共識，但卻還能夠和合布薩承認是一個整體的和合僧團，因此個人會假設距離第一次結集約百年的第二次結集三方僧團早已實際在經律上面無法維持完全一致的共說，某些傳說中的從第一次到第二次結集之間完全不變的如法如律的未破法輪僧的僧團已經某種程度不盡如是，小小戒可捨與佛所已制未制皆不變動的思想彼此之間的差異早已經無法忽視，第二次結集的僧團（們）所做的其實是一個尋找共識同時擴大經律二藏編輯內容的形式上和合僧團的一同行事的不破羯磨僧的努力過程。日本的研究者佐佐木閑認為破僧的定義（從破法
輪僧變成破羯磨僧）改變的時間是在阿育王時期，但個人管見以為由上方紀錄可能即可看出第二次結集時東西（北）兩（三）方僧團所使用的其實就已經是未破羯磨僧而和合布薩的定義了。
至於論藏，各部派之間對於第二次結集時是否已經集出／由誰集出／實際內容為何，可以說是沒有一致的共識。近日也曾寫到過，由可能是法藏部的《舍利弗阿毘曇論》、南傳佛教的《分別論》以及說一切有部的《法蘊足論》當中的本母／教義綱要可以看出，這三本《論》在部派佛教初期的發展如印順導師所言，是以修行的聖道為主的內容的發展（包含本母項目的新增以及既有項目的重新定義）。個人尤其特別注意的是，南北傳傳統中所謂的三十七道品（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當然都被這三本《論》同時也被南北傳的經藏內容包括在其
中。但若仔細觀察南北傳在雜阿含與相應部的力相應部份的經文的話，竟然可以發現南北傳力相應的經文當中竟然沒有任何一篇是可以對應起來的；換句話說，或許在第二次結集時，摩偷羅僧團／說一切有部與優禪尼僧團／分別說部之間，對於力相應的實際傳誦內容是沒有共識的，唯一的共識可能就是「要有力相應的這一個本母／經說綱要項目」而已。
如果在現存的各部派初期的《論》的發展是針對於修行道品本母項目乃至實際內容的新增教說傳誦的話，那麼個人猜測這個「新增道品教說」的發展趨勢並不是自第二次結集後乃至所謂的第三次（分別說部自部）結集之後才突然展開的變化，而是從第一次到第二次結集的百年之間就已經逐步發展出來的趨勢；換句話說，現存的經藏當中關於道品相關的經說內容有些可能並不是在第一次結集而是在第二次結集之後才集出的教說。
印順導師在《華雨集》第四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曾說到關於四阿含與四部之前身的四個不同主旨說明（…南傳佛教的覺音三藏，我沒有能力讀他的著作，但從他四部（阿含）注釋書名中，得到了啟發。他的四部注釋，《長部》注名「吉祥悅意」，《中部》注名「破斥猶豫」，《相應（即「雜」）部》注名「顯揚真義」，《增支部》注名「滿足希求」。四部注的名稱，顯然與龍樹所說的四悉檀（四宗、四理趣）有關，如「顯揚真義」與第一義悉檀，「破斥猶豫」與對治悉檀，「滿足希求」與各各為人（生善）悉檀，「吉祥悅意」與世界悉檀。深信這是古代傳來的，對結
集而分為四部阿含表示各部所有的主要宗趣…），若假設北傳四阿含與南傳四部尼柯耶的共同前身也就是經藏確實是在第二次結集時所集出的話，那麼更可以表現出第二次結集時佛教教內關於經說思想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