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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萬曆年間，保龍一族與屠龍者之間，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戰
——馬伯庸
萬曆二十八年的九月初九，正逢大明的傳統佳節——重陽節。
在這一天，帝都的天家會登上萬歲山，登高燕飲，簪菊泛萸。而從京城到十三個布政使司
、南北直隸的普通百姓們，同樣也要暢飲重陽酒，分食花糕。家裡有女兒的，還會在這一
天返回娘家，一起拜祭灶神和家堂，其樂融融。
不過在此時的南直隸徽州府婺源縣，卻是一片愁雲慘淡。居民們雖然也忙於重陽之事，可
都有些心不在焉。從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到縣學教諭到當地有名望的鄉紳鄉宦們，都
聚在位於保安山的紫陽書院，一臉頹喪，一臉愕然。
就在一天之前，有本縣的快手從南京風塵僕仆地趕回來，抄回了一份鄉試榜單。
明代科舉分為三級：鄉試、會試、殿試。其中鄉試是行省一級的考試，三年一次大比，考
試時間是在八月，因此又稱「秋闈」。能通過秋闈鄉試的士子，成為舉人，有了進京躍龍
門的資格——范進中舉，境況立即天翻地覆，可絕不是小說家誇大。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正是大比之年，整個南直隸的學子都匯聚到了應天府，集中考試。鄉
試一共三場，一般於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舉辦，放榜日期則視考官閱卷速度而定。
像南直隸這種文教繁盛之地，每一屆考生都高達四千餘人，往往拖到九月初才會放榜。
榜單一出，婺源縣派去觀榜的快手第一時間抄了結果，回報縣裡。
這次結果，讓他們無比震驚。
婺源，脫科。
就是說，婺源縣去考試的士子，一個中舉的都沒有。
嚴格來說，這一屆婺源縣中舉的有兩個人，一個叫汪元哲，一個叫汪若極。不過他們倆一
個是六合人，一個是旌德人，只是寄籍在婺源縣學。所以更準確的表述是：萬曆二十八年
秋闈，婺源縣本籍學子全軍覆沒。
這簡直太荒唐了。
婺源是什麼地方？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儒宗根腳，靈氣攸鐘，一等一的文華毓
秀之地，
即使只考諸本朝往屆鄉試：上一屆，也即萬曆二十五年科，婺源籍中舉士子七人；萬曆二
十二年，中舉士子六人，萬曆十九年，中舉士子七人；甚至在萬曆十三、十六年兩屆，每
一屆都赫然有八位婺源士子過關。前追隆慶、嘉靖、正德、弘治、成化諸代，哪一屆秋闈
，婺源縣至少都能拿下一掌之數的解額。
要知道，這可是南直隸，是競爭最殘酷的考區。婺源區區一縣，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中舉率
，足可以自矜文運丕隆。
這麼一個科舉大縣，今年竟然被剃了一個光頭，這怎麼可能？
婺源人的第一個念頭是，不會主考官在舞弊吧？
科場舞弊，不算什麼新鮮事。不過這一屆的主考官，一個叫黃汝良，一個叫莊天合。黃汝
良是著名的清直之臣，頂撞過藩王，懲治過南京守備太監；莊天合是萬曆皇帝的老師，行
止端方，兩個人都不像是會作弊的人。
那問題只能出在提調官身上。
提調官是負責科舉具體庶務的官員，最容易居中搞搞貓膩。這一屆的提調官是應天府的府
丞，叫徐公申。婺源人一打聽，問題還真出在這傢伙身上。
自從嘉靖四十年之後，應天鄉試不允許南直隸籍貫的人做主考官，以防有偏袒同鄉的行為
，但對提調官的籍貫卻沒限制——畢竟提調官不管閱卷，想偏袒也沒辦法。
可人的智慧總比規則要高明一些。不參加閱卷，同樣有辦法做做手腳。
徐公申是蘇州長洲人，他利用提調之權，故意把老家蘇州、松江、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
的廬州、鳳陽、淮安、揚州四府混在一起，先送進考官房裡；等到閱捲過半，他再把應天
、鎮江、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六府的卷子送進去。
科舉都是主觀題，是否中舉，完全取決於考官一念之間。江南士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
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摻在一起送進去，無形中會產生對比，讓三府中
舉率更高。
更何況，本屆鄉試人數太多，考官閱卷的時間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
還會仔細批閱品味；批到後來，便開始敷衍潦草，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應天等
六府的卷子押後送達，等於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競爭對手。
對這個行為，六府考生憤恨不已，卻也無可奈何。
人家玩的是陽謀，一不受賄洩題，二沒冒名夾帶，三無塗改考卷，只不過是改了改送卷的
次序，沒違背任何規則。所以這件事雖物議洶洶，終究還是不了了之。
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後，悻悻而退。算了，這次運道不好，下次咱們再來討回公道。
三年之後，萬曆三十一年，癸卯秋闈再開。這一次應天鄉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赴考
士子超過六千人，是明代南直隸鄉試人數最多的一屆。而錄取解額，則只取一百三十五人
。百分之二的錄取率，可謂殘酷空前。
這一次婺源縣盡遣精英，務必要一雪前恥。
重陽節之前，榜單貼出來了。
婺源士子中舉者，有施所學、方大鉉、余懋孳、盧謙四人，其中盧謙是廬江籍，婺源本籍
的只有三人。
總算沒脫科，但也僅僅比沒脫科好那麼一點點。不過婺源人的希望還沒徹底斷絕，因為考
試還沒結束。
鄉試結束後，全國舉子將在次一年的年初趕赴京城，參加禮部舉辦的會試，稱「春闈」。
會試通過的考生，叫作貢士，仕途之望已是板上釘釘。接下來皇帝會親自主持一場殿試，
沒有淘汰，只為這些貢士們排一個名次，分做三等。
一甲有三人，賜進士及第，即是我們所熟知的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
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
如果方大鉉、施所學、余懋孳任何一位能在會試和殿試拿到好成績，足以抵消婺源縣在鄉
試中的發揮失常。
轉眼來到萬曆三十二年，殿試金榜很快也公佈了：一甲三人，沒有婺源學子的名字——順
便一提，這一科的榜眼是未來幾乎挽救大明的孫承宗——二甲五十七人，也沒有婺源學子
的名字；直到三甲放出，才在第一百零一的位置上出現了余懋孳的名字。
哦，對了，跟余懋孳陪在三甲隊伍的，還有一個毛一鷺。將來他會成為應天巡撫，在蘇州
殺死反對魏忠賢的五個義士，成就一代名篇《五人墓碑記》。
金榜名單傳到婺源縣，整個縣城陷入一片恐慌。
整整六年時間，整個婺源縣只出產了一名同進士和兩個舉人。這個成績在那些邊鄙小縣，
或許是不得了的成就，可對婺源來說，卻不啻是場災難。
往小了說。學子的科舉成績，決定了當地官員的考評。像是縣學教諭，至少得培養出三名
舉人，才能獲得陞遷資格。若是連續幾屆秋闈失利，連知縣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質疑。
往大了說，科舉是進入大明官場的唯一正途。入朝則為高官，致仕則稱鄉宦，當地的政治
實力和話語權，取決於本籍士子們的仕途之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現在連續兩屆科舉慘淡收場，也難怪婺源的鄉紳鄉宦們如此緊張。舉人梯隊斷了檔，意味
著在未來二十年內，婺源縣的影響力將狠狠下降一截。別說跟其他府縣對抗，就是在自家
徽州府比較，婺源也將落後於歙縣和休寧縣，淪為二流之列。
這可不只是面子受損，還涉及到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糾紛，當地
鄉宦會聯名上書，表達意見。誰家的鄉宦地位高、牌子硬，誰就能佔便宜。婺源現存的老
鄉宦們，實力還比較強橫，可他們早晚會死，如果沒有新鮮血液補充，長此以往，縣將不
縣。
危機臨頭，當地的有識之士們紛紛開始反思，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縣學的師資力量，不可謂不盡心；縣衙對教育事業的重視與支持，不可謂不周致；婺源大
小家族對士子的供養，不可謂不豐厚。婺源境內的讀書風氣，不可謂不濃郁。
一切都運轉正常，總不能說婺源這兩屆是單純運氣不好吧？
怎麼不能？
大家正在議論紛紛，這時婺源縣學裡有一位叫程世法的生員，提出一個猜想：「婺源的運
氣不好，會不會是風水出了問題？」
別笑，他是認真的。明代對於風水之說頗為篤信，徽州這裡尤其痴迷。都說徽州人愛打官
司，這些官司裡有一半全是因為各種風水侵爭而起。他們認為風水格局關乎一家之際遇、
一族之起伏，乃至一地之興衰，必須要予以重視。
婺源的風水，一向為本地人所自豪。境內號稱「群山入斗、風雲綿密」，無論格局還是形
勢均是上佳，因此才能孕育出朱子這樣的聖人。而婺源風水的核心，恰好就坐落在一條龍
脈之上。
要講清楚婺源這條龍脈的厲害，得先講講它的來龍和去脈。
在婺源縣的北方，有一座大鄣山，《山海經》裡叫作「三天子鄣」，屬於黃山餘脈。它像
一條巨龍盤臥在皖贛邊界，號稱「諸山祖源」。大鄣山系向南伸出一條旁枝，沒走多遠，
突然奇峰陡起，拔起一座海拔1630米的擂鼓峰——這是婺源境內的最高峰，也是婺源龍脈
的來龍所在。
擂鼓山的山勢先向西南，再轉東南。一條地脈跌宕盤結，不斷經過退卸剝換，從通元觀、
石城山、鄭家山、西山至裡外施村、裡外長林、石嶺，並於船槽嶺過峽。
船槽嶺這個地方，地質特徵特別明顯。它的山頂凹陷內收，狀如狹長的船槽，故稱船槽嶺
。其中最大的兩處凹陷，分別叫作大船槽和小船槽。其上有文筆峰、有硯池、還有日月雙
峰對峙，儼然是文脈氣魄。
在大小船槽之間，有一條很狹窄的通道。龍脈於此過峽，並分為三條支龍。第一條龍伸向
西南，至嚴田散為平地；第二條龍奔向東方，直接挺向清華鎮，在那裡與婺水匯合，呈長
龍入水之勢。婺水在清華鎮外與月嶺水、浙溪水合龍，挾著龍脈餘勢繼續南下，化為星江
河直入婺源縣城。第三條龍則是向南方走楊村、峽石、洪村，延展到婺源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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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龍脈走向沒這麼直，大家看個意思吧
從地圖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一段山脈的形體非常清晰，枝幹勻稱，跌頓有序，主脈直進
而少盤結，這在風水裡，叫作「進龍」，主青雲直上。加上它又與星江河互相烘托，龍借
水勢，格局更為深閎。
明代的風水大師給婺源龍脈的批語如下：「龍峽展開大帳不下數里，中為中峽，前後兩山
相向，三龍會脈，中夾兩池，合為一山，形家所謂』朋山共水，川字崩洪』是也。峽內五
星聚講，文筆插天，硯池注水，石石呈奇，難以盡述。左右帳腳，護峽星峰，跌斷頓起，
胚秀毓靈，真通縣命脈所繫。」
這個「中峽」，即指船槽嶺，乃是龍脈正干的樞紐所在。從風水理論來說，確實是一個有
利於出文曲的格局。在一些婺源文人的筆下，甚至把船槽嶺和泰山相提並論，後者孕育出
孔聖，後者孕育出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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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船槽清晰可見
風水虛妄與否，姑且不論，反正當時的婺源人真誠地相信這個理論，認為龍脈與本縣文運
息息相關。
程世法懂一點邏輯，他覺得既然本縣龍脈能庇佑文脈順暢，那麼如今金榜荒蕪，想必一定
是龍脈出了問題吧？於是他著手做了一番調查，調查結果令程世法十分震驚。
按照行政區劃，大、小船槽嶺屬於婺源縣的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七都——「都」是
在鄉之下的一個行政單位，以土地來劃分，和以戶劃分的里甲制並行——不知何時，在這
四都一帶的山嶺之間，多了許多灰戶。
灰戶，即是專門采制石灰的工匠。
于謙於少保曾經寫過一首《石灰吟》，拋開個人志趣不談，四句詩恰好也是古代采制石灰
的標準流程：千錘百煉出深山——將石灰岩從山體上鑿下來；烈火焚燒若等閒——把石灰
岩碎塊與木材或煤炭分層鋪放，引火燔燒，把碳酸鈣轉化成二氧化碳和氧化鈣；粉骨碎身
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在加熱過程中，石灰岩塊徹底變成白粉末狀的生石灰。
石灰在明代的應用範圍極廣，舉凡建築、消毒、裝飾、煉丹、戰爭、醫藥、印染、造紙、
船舶等行業，無不見其身影，需求量極大。
船槽嶺一帶的山體，主體由優質的石灰岩構成，易於開採，附近還有豐富的植被，可以就
地採伐充做燃料，開窯極為便當。當時的記載稱這裡「隨挖隨燒，隨燒隨碎，柴省而灰美
，力半而利厚」。
而且船槽嶺距離清華鎮極近，那裡是一個交通樞紐，沿星江河南下，從上饒可入鄱陽湖，
自新安江、富春江可至錢塘、杭州，自清弋江入長江，順流可到南京、揚州，可以說是輻
射吳楚，物流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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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槽嶺有這麼得天獨厚的生產條件，不搞石灰產業，簡直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可是在風水理論裡，龍脈以山石為骨，以土為肉，以水為脈，以草木為皮毛。如今這些灰
戶在船槽嶺天天鑿石挖土，伐木焚林，等於是在龍身上一塊塊地剜肉下來。本縣龍脈天天
被灰戶凌遲，這婺源士子在科場上不吃癟才怪呢。
領悟到這一層道理之後，程世法一頭冷汗地跑回縣學，把這個發現講給同學們聽。他的同
學大多來自於婺源大族，回去之後講給家裡長輩聽。一傳十，十傳百，終於驚動了婺源縣
的大佬們。
萬曆三十二年開春，一封請願書送到了婺源知縣譚昌言的案頭。
譚昌言打開請願書，還沒看正文，先嚇了一跟頭。這請願書的開頭兩個字是「具呈」，文
書慣用的抬頭，意思是備辦呈文。接下來，則是密密麻麻一連串人名，足有五十五人。
名單最前面的，是曾在朝中做官的鄉宦們，總共三十四人，隨便一個名字都投地有聲：有
兵部左侍郎汪應蛟、戶部右侍郎游應乾、太僕寺卿余一龍與汪以時、大理寺正卿余啟元、
大理右寺丞余懋衡、雲南廣南知府汪昌齡……還有一大堆廣西按察使、遼東兵備副使、福
建布政使、禮部郎中、江西道監察御史等等，最低也曾是副部級高官。
唯一的例外，是剛剛得了同進士出身的余懋孳，他是婺源兩科獨苗，還未授官職，但已有
資格與這些先賢同列共署。
這三十四人，個個身份優崇，人脈深厚，可以說是婺源縣實際上的統治者。在他們之後，
還開列有八位舉人、八個貢生，以及三個廩增附生。
舉人不用多解釋，貢生是指那些被府縣選送入國子監的優秀生員，大概類似於特招或保送
。而這個「廩增附生」 ，就非常奇怪了。
明代的儒學官校有人數定額，洪武爺規定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稱為廩
生，由國家每月發米養活。後來隨著科舉制度逐漸成熟，讀書人越來越多，但祖制又不能
變，怎麼辦？官府只好再增加一部分名額，這部分人叫「增生」，不享受廩米待遇。後來
「增生」名額也不夠了，再添加一部分，叫做附生——即附學生員。慢慢地，廩、增、附
變成了三個學生等級，剛入學的統統都是附生，如果考試成績好，可以升格為增生，再升
廩生。
換句話說，「廩增附生」就是婺源縣學裡的學生，而且不全是優等生。
這些學生何德何能，能跟前面那些高官學霸同列？原來這三個人叫俞起震、程元震和程世
法。很明顯，程世法是「龍脈被毀之說」的首倡者，那兩位同學曾跟他一起結伴勘查。所
以他們三人雖然身份低微，但仍可以附驥鳳尾，篇末署名。
譚昌言看完了具呈名單，膽氣已然弱了半截，趕緊往下看正文，瞧瞧這些大佬到底有什麼
訴求。
正文倒不算長，三百多字。開頭簡述了一下婺源風水龍脈有多重要，然後筆鋒一轉，「近
龍愚民乃以射利之故，伐石燒灰販賣，以致龍身被削，肢爪被戕。故庚子秋闈脫科，癸卯
賢書僅二。生等蒿目痛心，恐石盡山赭，不獨人文不振，將來尤大可虞。」
「蒿目」一詞，出自於《莊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引申為憂慮地遠望
著那艱難時局。
一個典故，便大佬們的心態表達明白了。大佬們的訴求簡單明了，要求官府「立石嚴禁，
以杜鑿伐。」 徹底禁絕燒灰行為。
譚昌言是縣官，自然知道婺源有燒灰的營生，更知道這產業的利潤有多大。光是清華鎮的
稅卡，每年就能從石灰貿易裡收得上千兩白銀。
這麼大的利潤，足以培育起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俗話說，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自古
賺錢的生意最難動。鄉宦說禁絕容易，官府真要厲行查封灰戶，搞不好會掀起一場大騷亂
。譚昌言為官謹慎，可不想輕易趟這攤渾水。
於是他很快做出批覆：「合帖生員程法世等，前往船槽等處地方，勘明議報，以憑定奪。
」
既然程世法認為是龍脈風水問題，那便請這位生員再去一次，詳細調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灰
戶、多少灰窯、對山體傷害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得查清楚，燒灰和科舉不順之間有多少
相關性。
最後這一點特別重要。燒灰之舉早已存在，而前幾屆婺源科場表現很好，直到最近兩屆才
連續失利。兩者之間的因果似乎牽強了點……就算真要禁絕，也得給個差不多的理由才行
，不然何以服眾？
於是程世法肩負著闔縣父老的重任，在萬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再次進山。
這次他是奉官命前往，除了有俞起震、程元震兩個同學陪同，還有十七、十八、二十三、
四十七都的都長、里長、里老人等當地負責人跟隨。
程世法在這一次的調查中發現，情況比他先前瞭解的還要糟糕。比如船槽嶺上本來有日月
雙山，左脈為月山，又名寨山，右脈為日山，又叫蓬頭山。經過灰戶們的不懈努力，月山
幾乎被鑿成平地，日山也岌岌可危。附近的文筆峰乾脆被折了一半，只有峰下的硯池尚存
。
更有甚者，居然還有人在船槽嶺的龍脊之上用火藥炸山，以便獲取石料，炸得龍脊千瘡百
孔。
程世法細細詢問了一下，發現灰戶多是當地居民。他拿出官府和鄉宦們的文告，警告鄉民
們不得繼續傷害龍脈，否則婺源要倒大黴。鄉民們的反應卻不甚積極。脾氣好的，找理由
說石灰是自家種田用的；脾氣不好的，比如嚴田一帶的村民，氣勢洶洶地回答關你屁事，
氣得程世法直罵他們是「頑民」。
調查結束後，程世法回報譚知縣：「灰戶規模很大，龍脈狀況堪憂。」 至於說村民們講
的「種田自用」，程世法認為這純屬扯淡，婺源植被茂盛，種田施肥用草木灰足夠了，哪
用得了那麼多石灰？這些頑民不去老老實實經營本業，為了牟利而瞎找藉口。
說實話，村民們說「種田自用」，固然是藉口，但程世法這個說法，也有點何不食肉糜。
婺源這個地方，《縣誌》裡記載其形勢：「山踞八九，水與土逼處其間，才一二耳」，也
就是說墾殖率僅有10％-20％。婺源居民如果單純務農，情況會很淒慘。當地鄉紳余懋衡
在《北鄉富敬堂記》裡如此描述：「民終歲勤動，竭土之毛，自供賦徭外，所餘不支數日
之需。」
農民靠種田幾乎活不了，那只能自謀生路。而婺源縣的幾項主要營生，茶葉、木材、徽墨
、白土等，都被婺源大族所壟斷，普通百姓別無選擇，不去燒灰怎麼活？
程世法出身於湘公程氏，自然從大族立場去看待問題。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農民收成如
何，哪裡及得上龍脈存亡重要。
譚昌言久為父母官，對基層情況心知肚明。不過他想要的，不是燒灰的實情，而是一個說
得過去的封禁理由，來證明龍脈和科場的關係。
沒想到程世法連這個理由也準備好了。
婺源燒灰業是何時開始的呢？程世法打聽到了一個確切的時間——嘉靖四十三年。在這一
年，婺源有程姓與胡姓兩戶人家跑到船槽嶺下，開窯燒灰，很快其他居民也紛紛跑來效仿
，一時間鑿遍了龍峽正干與左右支脈。
譚昌言不是本地人，不清楚過往典故。而婺源的老人們一聽「嘉靖四十三年」這個時間，
都是悚然一驚。
嘉靖四十三年，對婺源來說絕對是記憶深刻的一年。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百餘名來
自處州、衢州、金華等地的造反礦工殺入婺源境內，四處為盜。
礦工在那個時代是最有戰鬥力的群體，身強力壯，紀律性強，又能吃得起苦。就連戚繼光
招募戚家軍，都要從礦工裡選拔，可想而知這支流賊有多凶悍。
婺源小小一縣，完全束手無策，只好任憑這伙流賊四處燒殺搶掠。他們後來和其他流賊合
夥，氣焰十分囂張，當時的婺源知縣忍無可忍，派兵去圍剿，反被擊潰。流賊們殺至縣城
弦高鎮，打死一個指揮，又焚燒北門突入，恣意劫掠，整個縣城化為一片廢墟，整個徽州
為之嘩然。
後來還是徽州從金衢嚴兵備道借兵圍剿，才算是將其撲滅。這次寇亂持續了兩年之久，給
婺源留下了極其慘痛的記憶。
程、胡兩家開挖船槽嶺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發了寇亂。龍脈一損，立刻
給婺源帶來了血光兵災，兩者之間的關係還不夠明顯嗎？
程世法還特別指出，自從開挖船槽嶺之後，婺源境內災害頻頻，有兵燹、飛蝗、久旱、洪
澇，甚至還趕上兩次山體滑坡。可見船槽嶺的龍脈不止關乎縣學文氣，還與整個婺源的氣
數密切相關。
其實在船槽嶺燒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災難一樣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後所
有的壞事，都說成是龍脈被毀的結果，一項一項排比開列，聽上去確實挺聳人驚聞。
這麼一說，龍脈安危不止影響科場成敗，還攸關整個婺源縣的福禍，那些對科舉不大興趣
的百姓，必然也會為此緊張起來。有這麼一個理由，足可以爭取到足夠的輿論支持，讓官
府直接宣佈保龍禁灰了。
不過知縣譚昌言，卻沒有立刻從善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問題的方式自然也不
一樣。身為本縣主官，譚昌言考慮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穩定。
禁絕灰戶們燒灰簡單，但他們一旦生計斷絕，就會聚眾鬧事，甚至淪為流賊。萬一釀成嘉
靖四十三年那種暴亂，從老百姓到官員都要倒霉。一個負責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時，一定
會準備好相應的疏導方案，可不能粗暴地一禁了之。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達禁令之前，還得給灰戶們留出一條活路來。
這條活路，譚昌言早已經想好了——官贖。
船槽嶺一帶有很多私地，張家佔了這個山頭，李家佔了那個山頭。那些山民們持有地契，
都是合法私產。根據程世法的調研，灰戶們之所以如此大膽肆意，正是因為灰窯都設在私
人山地內，自家地盤，我想挖啥誰也管不著。
而官贖的做法是：由婺源縣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贖買山民們的地契，把船槽嶺附近散碎的
私地變成一整塊官地，這樣官府實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順了。而灰戶們賣地換得銀錢，
去買田也罷，去跑商幫也罷，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鬧了。
至於買山的經費來源，也不是問題。
這筆回購費用，叫做「捐俸」，名義上是譚知縣感念民眾貧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祿。其
實一個知縣一年俸祿才90石米，根本不夠。譚昌言只是做出一個表率，真正出大頭的，是
婺源當地的大族鄉宦們。
這是明代一個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災年，常有知縣、知府帶頭捐俸，賑濟災民，當地士紳
「感於」義舉——或者叫迫於壓力——也會紛紛捐銀輸糧。
在婺源縣看來，你們有錢人既然想保龍脈，付出點代價也是應該的。
譚昌言是個謹慎的人，他覺得需要給灰戶那邊也提前通個氣，留點緩衝期。於是譚知縣委
託程世法二次進山勘探，給那些灰戶們開了個吹風會，說官府準備購買你們手裡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報，灰戶們的反應很積極，無不「歡呼祝頌，樂為還結，慕義願輸」。
摸清楚各方面的反應，譚昌言心裡有底了。萬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縣正式發佈
了一份保龍公告。
在這份公告裡，官府劃定了一個範圍：從船槽嶺頂左連大岩外至通天竅、水星、獅山、月
山、象山、土星一帶，以及右連小船槽嶺外至朱林、洪李、蓬頭山、龍山、日山，四面前
後上下山頂山腳石坦，並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帶，皆劃入婺源龍脈保護區
，不許任何人入山開伐。
為了讓禁令更有震懾，公告裡還特意點了船槽嶺附近八位里約、七戶山林業主以及六家灰
戶的名字，要把責任落實到戶。公告裡語氣嚴厲地警告說：
「如有仍前至所禁內挖鑿取石，起窯燒灰，並肩挑船載等情。許地方里派約保即時指名呈
來，以憑拿竟。定以強佔山場，一律坐罪。如里約地方容隱不舉者，一併究治，絕不輕貸
。」
接下來，公告裡給出了官贖方案，催促各山的業戶盡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門辦理贖買手
續，還規定了獎懲措施，先來的另外有獎勵，不來的要查究到底。
這時一個問題浮出水面；如果船槽嶺封了山，那麼婺源縣本身對石灰的需求該怎麼解決？
總不能坐守著石灰大山去外地買吧？
這種情況，公告也考慮到了，特意另行劃定了一個範圍：「地方做牆，自有湧山、石壁、
岩前、甲路等灰」。那一帶的山嶺也是石灰岩質地，但遠離龍脈，想燒去那邊燒好了。可
見婺源官方設計出的這個方案，當真是滴水不漏。
在公告的最後，譚昌言還不忘強調一句：「各宜體諒，毋得故犯。」 這一句「各宜體諒
」，可算是把婺源知縣的苦澀給點出來了。
明代知縣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縣之內並非乾綱獨斷的土皇帝，更像是一個「各宜體諒」
的協調角色。朝廷下發的訓諭政令要落實，鄉宦豪強的需求要安撫，貧民寒戶的生計要照
顧，軍隊與地方的關係要周旋，甚至連衙門裡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顧慮——諸房小吏都是
世襲職位，熟知當地情形和文牘技術，真想搞出什麼貓膩，一個外來的流官很難查知。
譚昌言的這一篇公告文，可以說是明代知縣施政思路的一個實例，體現出了高超的平衡手
腕。士紳們雖然出了錢，但保住了龍脈；灰戶們雖然沒了營生，但得了實利；官方居中協
調，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歸國有，可謂皆大歡喜。
這個辦法試運行了一年，譚知縣覺得成效不差，於是將整個保龍方案上報給徽州府申詳。
這個「申詳」，是公文術語，意思是向上級詳細匯報，以便讓高層及時掌握情況。因為從
法理上來說，婺源知縣提出的「禁絕燒灰」只是一條臨時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認
可，才能形成一項永久地方法規。
萬曆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詳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縣譚昌言、縣丞馬孟復聯合署名
。正文裡別的話沒多說，只是反覆強調了龍脈毀傷對科場的影響：「邇里秋闈不振，士子
多抱璧之悲。倘日後正脈盡頹，學宮有泣月之淚……釐革系通邑公情，盛衰關學校大事。
」
從府一級的視角來看，最為看重地方上的兩項宏觀數據：一個是稅賦，一個是科舉。前者
關乎錢糧，後者關乎官場。婺源縣的官員反反覆覆強調「秋闈不振」、「縣學盛衰」，正
因為這是徽州府最關心的痛點。
果然，此事上報之後，引起了徽州知府梁應澤的高度重視。不過他也很謹慎，沒有大筆一
揮表示同意，而是回了一封信給婺源縣。
在回文中，梁應澤問了一連串的問題：「此嶺來脈自何山？其峰高若干？呈中崩洪、日、
月、文筆、硯池各何所指？坐落何方向？何都圖？離縣學遠近若何？當地之民何以不遵？
豈有奸豪主於中而鼓愚民以無忌？」
這些問題問得如此詳細，說明徽州府並不完全信任婺源縣的保龍報告，要看更具體的數據
。
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要知道，雖然知縣是知府的下屬，可他的任免權在吏部，兩者的利
益並不完全統一。知縣為了一己私利，瞞報矇騙知府的事，在明代屢見不鮮。
梁應澤看得出來，「禁絕燒灰」這事牽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詳沒法讓他放心。尤其是
，婺源縣有意無意漏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沒提，他不得不把話挑明了問。
這個細節，就是徽州府回文的最後一個問題：「豈有奸豪主於中而鼓愚民以無忌？」
梁應澤老於治政，一問就問到了關鍵。婺源縣在報告裡輕描淡寫地說是愚民毀山，但區區
幾個愚民，又怎麼會有這麼大膽子？又怎麼會搞得這麼大？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船槽嶺下的每一戶灰戶都是自己開窯，自己鑿山，自己燒灰，燒完灰
以後自己再挑出山區運到清華鎮去賣，成本會高到無利可圖。別說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
粉都不會讓生產者自己去管渠道分發的事。
用現在的話說，燒灰的盈利模式有問題。
《金陵瑣事》裡講過一件真事：有一個叫陸二的人，以販賣燈草為生。萬曆二十八年，他
帶了一船燈草往來吳中，被沿途稅卡徵稅。一船燈草只值八兩，可陸二光是交稅就交了四
兩。眼看前往又有稅卡，陸二一氣之下，把燈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燒了。
石灰和燈草一樣屬於量大價賤的商品，真要灰戶自己去販賣，只怕和陸二一樣直接被關稅
抽死。
只有產量上了規模，成本才能降下來。因此灰戶的上頭，肯定存在著一級中間商，一頭在
船槽嶺統一收購，一頭統一運輸到清華鎮銷售。
這個中間商，不是一般人能幹的。他既得有龐大的經濟實力，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夠的影響
力——說的直白點吧，灰戶背後一定有婺源縣的豪強或商幫在支持；說的更直白一點，搞
不好整個燒灰產業就是這些人投資的，灰戶只是為他們打工的佃戶罷了。
這些事情不說明白，梁應澤怎麼敢隨便批准呢？
譚昌言接到徽州府的回文，讀明白了上司的顧慮。他立刻著手回覆一文，詳盡地解釋了整
個船槽嶺的來龍去脈、諸峰形貌等等，還附了兩張山圖。
關於梁知府詢問的運營模式問題，譚昌言拍著胸脯表示：「愚民窺利不已，雖無豪勢之主
使，實同頑梗之故違。」——意思是，這些灰戶背後沒什麼人，單純的刁民罷了。他還特
意強調說，這並非婺源縣自作主張，而是諸多有力鄉賢們上書請求的結果。
既然「有力鄉賢」們都主張禁絕，那麼灰戶背後就算有人支持，也不是什麼大佬，否則早
跳出來反對了。您就儘管放心吧。
不過這封呈文還沒顧上發出去，婺源縣就出事了……
本來在婺源縣和徽州府文書往復期間，縣衙已經開始了官贖工作。縣丞馬孟復親自督戰，
一個一個村子走過去，先後已有三個業主過來賣了地契。可沒想到，馬孟復一到長林，卻
被當地村民給圍住了。
長林位於清華鎮西南方向的馬鞍山南麓，村子裡多姓程。這里本叫長霖，取意「賢名濟世
，霖澤鄉里」，後來誤傳為長林。它的位置，恰好是在船槽嶺龍脈的中段，受禁令的影響
最大。他們對馬孟復極不客氣，聚眾圍堵，強烈抗議，要求知縣取消成命。
這個消息要傳到徽州府耳中，婺源縣肯定要吃掛落。譚知縣擦擦冷汗，趕緊去問到底怎麼
回事。
開始他以為這些愚民貪婪謀利，可再一仔細打聽，人家聰明得很，知道龍脈這個話題不能
碰，他們抗議的，是灰稅的問題。
開採船槽山上的石灰礦，是需要繳稅的，謂之「灰稅」。長林人說，現在要我們停止開採
，可又不取消灰稅，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嗎？
開礦收稅，不開礦不收稅，這訴求挺合理的啊？可為什麼婺源縣的公告裡卻沒提取消的事
，難道是知縣大人給忘了？
還真不是。知縣大人如今也是滿嘴苦澀，這個「灰稅」啊，還真是個麻煩事。
上溯到八年前，也就是萬曆二十四年，萬曆皇帝做出了一個震驚天下的決定：他派遣宮內
太監前往全國各處，收取「礦稅」——礦指開礦，稅指榷稅，也就是商業稅。
按說多開礦場、增收商業稅，也是調節財政的一種正常手段。可萬曆皇帝一來是派宮裡的
太監充做礦監稅使，前往各地，這些太監不懂技術只懂斂財，借這個機會大肆勒索，在民
間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二是他把這筆收入全解入內庫，變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錢，不列入國
庫之內。
結果這個「礦稅」，成了全國深惡痛絕的一項政策。
單說開礦的收入吧，主要來自於金、銀等貴金屬礦場。但公公們貪心不足，覺得涵蓋範圍
太窄，自作主張，針對民間現有的水銀、煤炭、硃砂、石灰等礦場也要抽一筆稅。
這種稅如跗骨之蛆，沾上就脫不開。比如說，你今天開了一個汞礦，按照三成比例繳稅。
挖了一個月，礦藏見底了，那稅還交嗎？還得交！那礦已經挖空了怎麼辦？不管，只要官
府的礦場稅簿有你這麼一號，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銷掉。你開新礦也罷，繼續種田也罷，總
之得把這筆稅補上。
船槽嶺燒灰雖然自嘉靖四十三年始，但灰稅卻恰好是從萬曆二十四年開始收的。收上來的
稅款，被公公們直接送進萬曆皇帝的小金庫，根本不經過婺源縣、徽州府以及南京承運庫
這條國庫線。他們收了多少銀子，地方政府無從監管。
於是事情尷尬了。婺源縣可以下禁灰之令，卻無免稅之權。誰那麼大膽子，敢替皇上省錢
？
誰也沒想到，這麼一件小小的爭議，居然會扯到天子。譚昌言抓了半天頭髮，又派人去細
細勘問，才算從這個僵局中理出一縷解決的希望。
原來船槽嶺的開採規模太小，利潤又薄，礦監稅使們根本懶得親自來，而是用包稅的形式
來收取。所謂「包稅」，是這麼運作的。比如有一位叫張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說：船
槽嶺太遠，不勞您親自關注。您把那邊的稅包給我，甭管我怎麼收，反正每年給您送來一
百兩銀子。李公公一聽，挺好，准了。張三跑到礦上，用自己豢養的打手去壓迫灰戶王五
、付六，統共收上一百二十兩銀子，一百給公公，二十自己留下。
說白了，這種模式就是官府把稅收任務承包給個人，約定一個上繳額度，超過額度的即是
包稅人的利潤。
對於粗放型政府來說，這麼做特別省事，但負作用也特別巨大，因為包稅人不是政府，他
為了獲取利潤會拚命壓榨地方，不崩潰不罷休。
「包稅」在宋代叫「買撲」，只在某些市集試行過；而元代則連田稅都敢包稅，終至天下
動盪。等到明代戶籍制度建立起來之後，包稅基本上銷聲匿跡。直到萬曆礦稅大起，它才
又露出端倪。太監們人手有限，而要收稅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槽嶺這種偏遠地帶，索性承
包出去就好了。
也就是說，只要找到船槽嶺的這個包稅人，婺源縣應該還有機會解決灰稅問題。
接下來譚昌言到底做了什麼事情，文獻上並無記載。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長林抗議事件
後沒幾天，灰稅居然奇蹟般地取消了。
雖然這段歷史隱沒於黑暗中，無從揣測，然而從婺源縣發佈的公文裡，我們多少能猜到一
點隱藏劇情。
五月二十八日，婺源縣就龍脈事件正式回覆徽州府。在最終呈給上級的定稿裡，譚昌言先
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問題，然後說了一句曖昧微妙的話：「長林抗禁之情，尤
藉口於灰稅……向以包稅之故，反啟傷脈之端。而不獨為縣龍、學龍大害，而與設法包礦
保全山靈之意，亦大悖矣。」
翻譯一下：這個長林抗議的原因啊，是因為灰稅的事。當年因為包稅的緣故，導致龍脈毀
傷，這不光對咱們婺源縣和縣學的氣運有所妨害，對當初承包礦場愛護山靈的初衷，也有
所違背啊。
這話說得真夠費勁的。很明顯，譚知縣想說這一切都是包稅惹的禍，可一罵包稅，就會扯
到礦監的公公們，一罵到公公們，就會扯到皇帝。一個小小知縣，誰都不能得罪，只好小
小地譴責一下包稅，然後還得往回找補一句，表示包稅開礦的本意是好的，只是執行沒到
位而已。
譚知縣應該是私下裡跟利益方達成了某種妥協，爭取到了灰稅的取消。可是這些事沒法攤
開在檯面上說，只好隱晦地點了幾句因果。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裡，譚知縣前面還義正辭嚴地痛斥愚民「且向所藉口者，或以灰稅
未除。而本縣業已議豁，又復何辭！」 後面忽然又說「其本嶺灰稅除另申豁外，謹據通
邑輿情再合申報。」 ——前面還口口聲聲說我們早把灰稅免了，後面卻變成了我們正在
研究免稅的辦法…
這個前後不一致的矛盾，說到底還是因為好面子。灰稅之爭，畢竟是婺源縣衙理虧，但官
府不能錯，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認錯，否則官威何在？所以譚知縣用了春秋筆法，把取消灰
稅之事挪到長林抗議之前，顯得民眾不理性。
於是整件事從「官府漏蠲重稅，導致民眾抗議，知縣急忙彌補救火」，變成了「官府早有
綢繆，無知民眾無理取鬧，官府耐心安撫解釋。」
效果完全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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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縣提交給徽州府的保龍圖（佘偉先生自原書轉繪）
梁知府接到譚知縣的報告，讀出了其中關於「包稅」的微言艱難之意。不過譚昌言還算能
幹，在縣裡把麻煩都擺平了，沒往徽州府踢。梁應澤聞絃歌而知雅樂，也就不必再深究了
，大筆一揮，照準執行。
婺源縣先前的保龍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現在經徽州府批准，便正式形成了一條行政
法規。為了體現出足夠的震懾性，婺源決定把禁令鐫刻在一塊巨大的石碑上，立於船槽嶺
進山處，讓所有人都看到。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這塊石碑製作完畢，並在一干徽州、婺源官員、地方鄉宦士紳
以及民眾的圍觀下，立在了婺源龍脈之上。
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徽州府發給婺源縣的行牌公文——現在叫正式通知——不算太長，姑
錄於下：
直隸徽州府梁為懇保縣學龍，以培地脈，以振人文事。
據本縣申查，禁傷船槽嶺龍脈緣由。奉批覽圖，峰巒秀聳，內如三龍會脈，兩湖中夾，月
峰左峙，日峰右起，文筆硯池，種種奇絕。惜哉，傷於愚民之手！蓋緣向缺表章，是以官
失呵護，則前志遺漏之罪也。礦以議包，何得妄鑿？灰稅駕指，又經縣豁。此後，有敢盜
採者，官府學校共讎之。此郡邑得為、當為、可為事理，不必轉達院道也。仰縣即豎石，
大書嚴禁，有犯者許人訐告，從重究罪。仍編纂一條，補入郡志山川款中，以俟後之君子
。此繳。
這篇通知出自梁興澤的手筆，頗有幾個耐人尋味的地方。比如他說龍脈被毀，是因為「向
缺表章，是以官失呵護」 ，表面看是批評婺源官方漫不經心，其實是在指責萬曆皇帝的
非法礦稅才是禍根；再比如他又說「礦以議包，何得妄鑿？」，委婉點明了包稅與妄鑿的
因果。
最有意思的是，梁興澤提到灰稅時，用了一個詞兒：「灰稅駕指」。「駕」是聖駕，「指
」是到達、去向，就差明說一句這稅是皇上自個兒收的了。
他不是一貫為官謹慎麼？怎麼突然如此大膽？
原因說來簡單。兩個月前，也就是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萬曆皇帝頂不住朝野對礦稅的抗
議浪潮，不得不下旨宣佈停礦分稅，將此前開採的礦場悉數關停，榷稅也不讓太監們收了
，統統轉交當地有關部門。萬曆皇帝的礦稅之策，就此告終。
既然朝廷都取消了礦稅了，那麼梁興澤趁機抱怨兩句，自然也沒什麼風險了。
在這篇文章的下方，還有一系列落款。為首自然是徽州知府梁應澤，以及同知、通判、推
官等三人，囊括了整個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然後是婺源縣的四位主管：知縣金汝諧、縣
丞馬孟復、主簿孫良佐、典史鄭大成，以及縣學的教諭、訓導等人。
等一下，婺源知縣的名字，似乎不太一樣了。
原來在立碑的萬曆三十四年初，譚昌言趕上父親去世，已經丁憂離職。禁燒保龍，是他在
婺源縣做的最後一件事。婺源人感念譚昌言在這件事上的用心，特意在碑石落款處給他留
了一個「前任知縣」的位置。
名單再接下來，是之前鬧得最凶的那批鄉宦：汪應蛟、游應乾、余一龍、汪以時、余啟元
、余懋衡……在名單最後，是為此事一直奔走的縣學生員程世法等。
這是刻在石碑背後的內容。
而在石碑的正面，則刻有「嚴禁伐石燒灰」的禁令正文。正文很短，無非是規定了禁令所
涉及到的行政單位以及地理範圍，和婺源縣原來那份通知沒有太大區別。是文下方的落款
，刻的是徽州推官鄭宏道的名字。
因為新一任知縣金汝諧還沒到任，婺源事務暫時由鄭宏道代理。他的正職推官在府裡負責
司法實務，外號叫做「刑廳」，來宣佈保龍禁令最有效力。
禁灰令雖已生效，可還得有人負責監督才行。婺源縣衙人手不夠，顧不到船槽嶺那麼廣袤
的山區，這個監督責任，便交給了婺源縣學。
龍脈若有損傷，影響最大的便是縣學的士子們，派他們去保龍，自然是責無旁貸——就像
梁應澤說的那樣：「官府學校共讎之」。於是婺源縣學也迅速出台了一項政策，表決心說
「責在通學諸生，有不能辭者」，派遣船槽嶺附近學籍的諸生不時監督，一有發現，立刻
向官府匯報。
石碑既立，禁約終成。灰戶們灰溜溜地填埋窯灶，把青山綠水留給遍體鱗傷的龍脈。婺源
縣的文人們紛紛撰文，不吝溢美之詞，來記敘這一次偉大勝利。
文人的筆法，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鮮活。比如在著名鄉宦遊應乾筆下，譚知縣和梁知府形
象十分高大：「郡、邑侯之約炳若日星，誰復敢幹明憲者」；在另一位鄉宦汪以時的文中
，更是聲情並茂地描述譚昌言在離職時，握著縣學士子的手流淚道：「予茲疚心銷骨，遽
棄山靈，他日復耗，予之所深痾矣。」
最誇張的是縣學教諭仁家相，他撰文講到：梁應澤聞聽龍脈被毀，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怒斥「屠龍者罰毋赦」——這就近乎小說了。
無論是哪一位文豪，都高度評價這次禁絕燒灰的歷史意義，稱其為「保天物，彌近害，懷
永圖，挽文運，葆靈光」。在莘莘學子和社會賢達們的齊聲稱頌中，這一場保龍運動轟轟
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婺源縣的處置方案，確實是相當周密。可惜百密一疏，決策者們漏算了一點：人性。
人性本貪，就算已得到了利益，只要有機會攫取更多的利益，一樣會鋌而走險。
墨西哥曾經勸說農民放棄罌粟，改種熱帶水果，但卻失敗了。因為跟毒品的利潤相比，任
何經濟作物的收益皆不值一提。
明代婺源的情況比墨西哥還極端。當地山林覆蓋面太廣，耕種幾乎不能餬口，跟在龍脈上
燒「白粉」相比，收入天差地別。一邊是田裡刨食兒，朝不保夕；一邊是鑿石燒灰，大秤
金小秤銀。你說山民們會守著一座金山挨餓嗎？
雖然縣裡搞過一個贖賣政策。可那是一鎚子買賣，不解決實際問題。從實際操作來看，根
本沒有多少人去贖地契，推三阻四，一年贖不回來幾個山頭。就算是那些已經贖賣了地契
的人，手裡的銀子花光之後，更會回來打龍脈的主意。
總之，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婺源本地的地理環境，注定了縣裡的保龍政策不可能長久。
但誰也沒想到，崩壞來得如此之快。
萬曆三十四年，也即立保龍碑的同一年。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灰戶們重新回到了船槽嶺
，偷偷摸摸扒開窯口，繼續開鑿燒灰。
縣學很快發現動靜不對，派學生過來制止。那些灰戶的態度極其囂張，非但不把禁令放在
眼裡，而且聚起大批民眾，堵住礦場入口，不許學生靠近。學生拿出公文來說你們違法了
，灰戶們便反駁說我們吃不上飯你們管不管？學生管不了，只好回報縣學。
縣學裡的都是秀才，秀才遇見兵，這道理怎麼說得清楚？他們只好上報縣衙。縣丞馬孟復
親自帶人趕往現場，可灰戶們仍舊不懼，反而惡狠狠地威脅馬縣丞：「不伐石燒灰，則近
龍之居民，無以治生而為盜。」——這詞太文縐縐了，是事後官員在報告裡修飾過的。原
話我猜差不多就像是「你們官老爺不讓俺們燒灰，不給活路，俺們就上山落草當強盜去！
」
一句話，把馬孟復給堵回去了。
馬孟復趕緊向新任知縣金汝諧報告。金汝諧初來婺源，覺得此事十分荒唐。開礦是嘉靖四
十三年開始的，你們船槽嶺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麼過活的？再說了，嘉靖四十三年以後
開挖灰礦，當盜賊的人就變少了嗎？
金汝諧認為這些刁民純屬胡攪蠻纏，必須嚴肅處理，以儆傚尤。他不耐煩譚昌言的懷柔之
策，直接派了衙中捕役、快手以及一些鄉賢支援的僕役，前往船槽嶺鎮壓。一通揉搓之後
，大部分灰戶作鳥獸散，只有一個叫洪天的人被官軍擒拿。
這個洪天，是十七都下屬的一個甲長，他攛掇同甲的人戶一起燒灰，算是灰戶裡的中堅力
量。馬孟復親自坐鎮審問，從他嘴裡問出一個不大不小的秘密。
洪天的供詞是這樣說的：「貧民日趨挖石燒灰，所謂傭工是也。百倍之利，則自出本聚灰
囤戶專之耳。」
原來真正掌握這個產業的，不是「灰戶」，而是那些「囤戶」。這些人多是當地豪強出身
，他們僱傭窮人進山挖礦，然後再集中販賣去清華鎮。
這個模式，其實也算不得什麼秘密。當年譚昌言解決「灰稅」問題的關鍵，不是要找船槽
嶺的包稅人協商麼？他找到的，正是這些聚灰的囤戶。
在譚昌言時代，這些包稅人一直隱沒在幕後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到了金汝諧時代，他們
終於現身了。
從萬曆三十三年底開始，朝廷撤銷了礦稅政策。公公們回了京城。而這些包稅人搖身一變
，成了礦主，賺取的利潤更多了。有這麼大的利益在誘惑，難怪官府豎碑未穩，這些囤戶
便捲土重來。
根據洪天的交代，其時勢力最大的兩個囤戶，一個叫俞辛宇，一個叫程濟。這兩個人心狠
手辣，又聰明絕頂，特別擅長鑽官府的漏洞，從中牟利。尤其是程濟，他爹是在嘉靖四十
三年率先鑿山的兩戶人家之一，可謂是家學淵源。
金汝諧開始並不相信。在他看來，保龍禁灰的法規設計很完整，哪裡來的漏洞可以鑽？可
隨著深入調查之後，金汝諧不得不承認，自己實在是小看這些「土人」了。
此前譚昌言在設計禁令時，考慮到婺源本地也有石灰需求，便留了一個口，准許居民前往
湧山、石壁、岩前、甲路開採石灰。那裡位於船槽嶺西南方向，相距數十里，不會驚擾到
龍脈。
不過湧山、甲路一帶的岩質特別硬，開礦殊為不易，並不像船槽嶺那麼好採掘，願意去的
人少。灰戶們會選擇在岩石口開挖——此地位於龍脈禁區的西側邊緣，在這裡採掘算是擦
邊球，在兩可之間，官府一般不管。
俞、程兩位囤戶，盯上的就是這一個小小後門。
他們是這麼操作的：首先去婺源縣衙門，宣稱岩石口的山是俞、程兩家先祖的祖墳護山，
請求也劃入龍脈禁區範圍。衙門一聽，這要求很合理，便把禁區邊界朝西多擴了一圈，將
岩石口圈進來。
這樣一來，再有灰戶在岩石口燒灰，便屬於非法。
接下來，兩人又主動請命，說怕宵小貪圖岩石口的便利，願意自家出錢出人，以護墳的名
義順便護山。衙門更高興了，這既宣揚了孝道，又替官府做了監督工作，值得提倡，直接
照準。
這樣一來，岩石口遂成了俞、程兩家的禁臠之地。他們打著護墳的官方旗號，把不屬於兩
家的灰戶都趕出該區域，然後偷偷把自家灰戶放進來。
從此以後，俞、程兩家的護衛每日巡山，不許閒雜人等靠近。山裡灰窯卻是熱火朝天，燒
得不亦樂乎。他們的灰戶不光在岩石口開鑿，還藉著地利之勢，摸進相鄰的龍脈偷灰。
經過這麼一番眼花繚亂的神操作，婺源的龍脈禁令形於虛設，反成了囤戶排除競爭對手、
擴大生產的保護傘。金汝諧搞清楚這些門道之後，瞠目驚舌，深深被婺源的民間智慧所震
撼。
馬孟復在縣丞任上很久，他給了這位新上任的知縣一個建議：「俞辛宇素為不法，現在與
程濟等在船槽嶺縣龍上開窯取石，燒灰致富，殊屬抗拒。捏墳並據岩口，希圖再開船槽，
殊屬詭詐。俞辛宇、程濟俱當重擬，庶儆將來。」
金汝諧十分贊同他的意見，在批示裡：「一以為己之利，一以為己之墳，自為得矣，如通
邑大病何？」——你們為了一己私利，也太不顧全大局了。
婺源縣的一、二把手的態度如此明確，按說俞辛宇、程濟算是撞到槍口上了吧？
沒想到，金知縣和馬縣丞研究了一下，發現這一槍還真是不好開。
俞、程兩人的罪行無可爭議，不過他們違反的是保龍禁令。該禁令屬於地方法規，違法者
的罪名可大可小。從重判一個「煽惑民眾」，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個絞
刑也不太難；從輕判的話，一個「違禁鑿山」，挨上幾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縣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知縣的權限，只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點的
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來判，若是死刑，還得送京裡請三法司來定。
從金汝諧的立場來看，他絕不肯把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會想：譚昌言在
位時，保龍令執行得妥妥噹噹，怎麼你一上任便出了這麼大簍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
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員干得太好了，搞得現任壓力山大。金汝諧希望這事不必鬧得太大，縣裡處理處理
就完了。
以知縣的權限，頂格處理，最多判個杖一百。當然，如果這一個判決得到認真執行，俞、
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偏偏大明律有規定，犯人有權贖刑，即用繳納罰款的方式抵扣刑罰
。
贖刑分成兩種。一種是「律得收贖」，即法律裡有明確規定的贖刑金額，並且不能贖全罪
。比如你判了杖三十、徒兩年，你可以交錢把徒刑贖了，但杖刑不能免；還有一種是「例
得納贖」，可以贖買全罪，一點不用受苦。
毫無疑問，俞、程肯定會採用「例得納贖」的方式來脫罪。
根據罪犯經濟狀況，大明例贖分成三種：無力、有力、稍有力。無力者，依律執行；有力
者，輸納米穀來贖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勞役折銀的方式贖刑。
具體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過在《在京納贖諸例圖》裡有這麼一個數據：判徒刑三
年的，如選擇運送石灰的勞役，工作量要折夠三十七兩八錢；判雜犯死罪的，運送石灰的
勞役則要折夠五十七兩六錢。
這還是在京城，地方上的價格會更便宜。徒刑和雜犯死罪，幾十兩銀子就贖完了，杖刑自
然罰得更少。這些銀子對窮人家來說，是傾家蕩產的數字，可對開灰場的囤戶來說，根本
只是毛毛雨。
我們現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諧的尷尬了。如果輕判，俞、程二人，得不到真正意義上的懲罰
，禁灰遂成廢紙；如果重判，自己的官聲怕是要受損。
金汝諧是浙江平湖人，新科進士，剛剛外放到婺源這裡做知縣。他在朝中有人關照，當知
縣只是刷個資歷，自然求穩為主。
最後還是積年的縣丞馬孟復教了他八個字：「上保縣脈，下妥私情。」——這八個字，和
譚昌言領悟到的「各宜諒解」一樣，道出了知縣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則。
很快判決出來，俞、程二個囤戶各判杖刑，准其納米例贖，板子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反
倒是洪天那個倒霉蛋，官府在他家裡搜出幾張蛤蟆嶺的地契，強制給贖成官地了。
沒辦法，縣裡的贖地政策快執行不下去了，需要點數據沖沖業績。
在閱讀保龍故事時，有一點必須要指出：目前保留下來的資料，都是出自官府記錄、鄉宦
整理，傾向性很明顯。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惡霸，還是貧苦百姓抱團求活，不得而知。
不過從灰戶們此起彼伏、趕之不盡的狀況來看，囤戶有著雄厚的群眾基礎，和不得不這樣
做的理由，絕非公文上一面之詞說的那麼奸邪。
判決完成之後，金汝諧張榜全縣，再次重申了龍脈對於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
，防止灰戶繼續為害。為了表示自己絕不姑息犯罪分子的決心，金汝諧在全縣人民的注視
下，宣佈了一項重要措施：
他給那塊保龍禁碑修了個遮蔽風雨的亭子……
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講空話的調門兒越高，越說明他們不打算干實事。囤戶們
歡欣鼓舞，把灰窯挪得更隱蔽一些，免得知縣大人看見為難；而山民們看到洪天的遭遇，
自然把手裡的地契捏得更緊，依附囤戶的態度更積極。
龍脈山中，依舊是一派興旺景象。
鄉宦們看在眼裡，惱在心裡，可是他們也很尷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態度比他們還積
極，一會兒修個亭子，一會兒貼張告示，就是不解決實際問題；自己去抓那些囤戶吧？龍
脈廣闊，人家往山裡一鑽，根本抓不過來。再說千鈞之弩，不為蹊鼠而發機，一干見證過
朝堂風雲的致仕大佬，三番五次為小小的灰戶抗議，也太沒面子了。
一來二去，局面便這麼僵下去了。
順便說一句。萬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這一次婺源縣在應天鄉試中，有兩人過關。一個叫
俞育，婺源汪口人；一個叫汪之達，本籍懷寧。也就是說，婺源士子只有一人中舉，比上
一屆還慘。
不知這事，跟婺源龍脈遲遲不得解決的狀況，到底有沒有關係。
光陰荏苒，白駒過隙，一轉眼又是四年過去，已是萬曆三十八年。
明哲保身的知縣金汝諧終於離任，此後他接下來的仕途還算順暢，短短一年，先是入覲留
部，然後考選南廣東道監察御史，前景頗好。婺源的小小紛爭，對他來說已是過去式。
接替金汝諧擔任婺源知縣的，是一個年輕得不像話的官員，叫趙昌期，籍貫慈溪。那一年
，他才十八歲。
婺源人很震驚，朝廷怎麼派了個半大毛小子來？再一打聽，更震驚了。原來這個趙昌期是
個超級學霸，他在萬曆三十年中舉，那會兒才十歲。主考官見他太年輕了，怕有仲永之傷
，勸他晚幾屆再繼續考。於是趙昌期等到萬曆三十八年，才上京參加會試，並一舉奪得三
甲第二十八名，成為大明最年輕的進士之一。
（徐階二十歲中，楊廷和十九歲中，成化年還有一位叫王臣的進士，年十六歲。明末還有
一位喬庭桂，中進士僅十五歲，待考。）
順帶一提，趙昌期這一屆的探花，叫錢謙益。
史書對趙昌期的評價是：「慈祥可觀，尤加意學校」，可見這個年輕人行事老成，對於文
教最為關心。趙知縣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縣學建起一座尊經閣，然後大辦文會，會同
各鄉名士來修撰地方志，在婺源很快贏得交口稱讚。
這麼一個富有理想主義的年輕知縣，對於龍脈之事一定比前任上心。對燒灰不滿的當地鄉
宦找準機會，在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次聯名上書，要求加強保龍措施。
不保龍，是真不行了。因為在前一年——萬曆三十七年——的應天鄉試中，婺源籍只得兩
人中舉。而且這兩個人的身份都頗尷尬，一個叫李鏊元，是從徽州郡庠選貢入南京國子監
的；另外一個叫汪秉元，長居京城，參加的是北直隸順天府鄉試。
也就是說，真正從婺源縣學出去赴考的，可以說是顆粒無收。這自然是龍脈燒灰的鍋。
士紳們的這一份陳情，透露出目前婺源燒灰的新趨勢：「駕言余山無害，實關正脈爪牙。
斷一指而一身為之痛傷，一節而大勢為之疲。」 可見這四年以來，灰戶們對於龍脈還稍
有收斂，但對附近支脈卻一點不客氣，大肆開採。在風水理論裡，這種舉動同樣會驚擾龍
脈。
婺源鄉宦們在這一份陳情裡，反覆引用譚昌言、梁應澤等官員的批示，希望趙知縣能蕭規
曹隨，繼續厲行禁止。有意思的是，他們對於金汝諧卻隻字未提。這也是一種態度，可見
地方上對金的姑息態度早有不滿。
在文章結尾，鄉宦們告誡趙知縣：「頑民習玩，非嚴禁無由攝奸。雖德盛化神，必痛懲始
能畏志」。顯然希望他能一改前政，拿出雷霆手段。
趙昌期和前面兩任知縣的風格都不同，他朝氣蓬勃，銳氣十足，而且對儒學文教的重視勝
過其他一切。他接到陳情表以後，二話不說，叫上縣學教諭，兩個人親自去船槽嶺勘察。
趙昌期走訪了許多當地居民，調研很深入，發現燒灰鑿山的情形確實觸目驚心，比立保龍
禁碑之前還嚴重。回到縣裡之後，趙昌期焚膏繼晷，連夜撰文，拿出一份前所未有的嚴厲
保龍方案：
第一，舊立灰窯，要全數登記在冊，然後在官府的監督下一一推土填埋。
第二，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當地居民，要互相監督舉報。
第三，一旦發現有人燒灰，除判刑之外，還要加罰一筆「追償龍脈銀」。這筆銀子一半用
來獎賞舉報人，一半用來給縣學買田收租，租金用來支付官府專項巡查的費用。
第四，各都里約、保甲實行連坐，每個月都得提交一份本地無伐石燒灰的甘結——甘結即
保證書——官府要仔細查考。誰敢不交，視同燒灰，重打三十大板，枷號一個月示眾。
第五，縣衙不時走訪，如有一窯未拆，本犯及本都里約、保甲重究。
趙知縣的這份方案，絕對是動了真格，比譚昌言的態度更加強硬，比金汝諧設計的監督、
獎懲條款更細緻。而且這個年輕人在策略上，也非前幾任因循守舊的知縣可比。
比如說，趙的方案有一條，是鼓動民間互相監視。
民間互相監視這事，不算出奇，譚昌言也試圖幹過，不過效用不彰。當地人都是抱成一團
，指望他們舉報自家鄉親，怎麼可能？
可趙昌期這次出手，卻是大大不同。
關鍵就在於這個方案的第二條：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當地居民，要互相監督
舉報。
它看似平淡無奇，實則暗藏精妙。
趙昌期親自踏勘之時，碰到過一件事。他到了十七都那裡去走訪居民，居民們都說損毀最
嚴重的是獅山、象山，都在十八都的地界；他又去了十八都，當地居民表示我們這裡確實
山體損毀厲害，不過損毀最嚴重的痛元洞、水岩山，都在和十七都交界的地方，是他們越
界干的。
趙昌期親很好奇，進一步調查後發現。原來自從有了燒灰業之後，十七都和十八都、二十
三都、四十三的當地居民經常越界，去別人山裡鑿岩，運回自家灰窯裡燒。四都之間，沒
少因為這種糾紛發生爭鬥，幾十年下來，幾乎成了仇人。
這對官府來說，是一件好事。趙昌期在第二條裡特別規定：「如十七都有犯，許十八等都
之人；若十八、二十三、四十三各都有犯，許十七都之人彼此指名首縣。」 ——你們不
是看對方不順眼嗎？給你個機會去逮他們的錯，擺明了要挑動群眾斗群眾。
在「里」這一級，群眾們會互相包庇；在「都」這一級，地域歧視大過天。
為了鼓勵四都內鬥，趙昌期加了一個補充條款：舉報成功者，罰金分一半走。
新錢舊恨，足已驅動人心。
這個方案，於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十公佈，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次官府要動真格的了。
士紳們一片歡騰，齊聲頌揚趙的政策好。
而囤戶、灰戶們在渡過最初的試探期後，紛紛偃旗息鼓，不願與之正面對抗。
沒辦法，這個小趙知縣太狠了。官差清山，跟篦子掃過似的，一個窯口不留。僥倖有那麼
幾個倖存下來的，很快都被同鄉給舉報了。任何一都，誰敢進山鑿岩，另外三會立刻撲上
來咬一口。要知道，官府或許不清楚當地情況，易受矇騙。本地人可最清楚那些山中貓膩
了，一抓一個准。
上有知縣督戰，下有民眾自察，灰戶們兵敗如山倒，一個灰窯接一個灰窯被堵封，一個囤
戶接一個囤戶被拿下。整頓行動如犁庭掃閭，很快肅清了大大小小的石灰礦窯，只有保龍
禁碑屹立依舊。
整條龍脈終於平靜下來，恢復了往日的安詳。
這次針對船槽嶺灰戶的勝利，毫無疑問該歸功於趙昌期。
比起譚昌言的委屈求全、金汝諧的明哲保身，趙昌期可以說是一個雷厲風行的實幹家。如
果他沒有親自去船槽現場查勘，沒有仔細走訪四都民風，斷然拿不出如此實用巧妙的方案
；而如果他沒有年輕人的銳氣，也不會有膽略堅定不移地把政策執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