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亂入一些跟曹魏幾個大制度-戶調、屯田以及質任制有關的貨幣政策的聯想
推 shevchenco: 忘記是哪本書提到(版上推的),董卓任內經濟大崩潰,01/06 00:47
→ shevchenco: 貨幣貶值到只能以物易物,這才是政權崩潰的關鍵01/06 00:48
→ shevchenco: 資治通鑑也有提到這段,柏楊版則指出這超嚴重01/06 00:49
→ shevchenco: 與曹丕任內的以物以物不同,董卓當時似乎處於有貨幣01/06 00:51
→ shevchenco: 到以物易物的階段,大亂可想而知;政經常常互為表裡,01/06 00:52
→ shevchenco: 經濟因素或許也可以說明董倒台的原因01/06 00:53
→ kuninaka: 那是漢末就這樣了吧01/06 00:57
董卓把糧食都搜刮到他被封侯的地方去了："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三國志．董卓傳》)
貧苦百姓哪負擔得起用一擔錢去換一石榖
順便簡單聊一下個人認為的曹丕以物以易物的原因，留待as大神批評指教@@
漢末的情況可以爬一下"小論東漢至南北朝貨幣"的討論串
廢毀五銖的董肥，鑄小錢又品質爛，百姓根本不想用，那曹操剛起兵時的徵稅形式為何？
猜想為何史書沒特別寫明的部份原因出在：
1.應該會是實物而非貨幣，只不過是延續漢末按人頭算的方式
2.平定李傕呂布袁術張繡等之前，根基還不算太穩
可能需隨時視情況調整所徵的保護費
等到官渡之戰前夕的曹操勢力已不容小覷，於是才開始制度化的徵稅
曹魏以戶調的形式徵收，始見於200年的〈趙儼傳〉：
"時袁紹舉兵南侵....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
懷附者復收其緜絹...」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
若緜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
那時候的李通，有黃巾劉辟、劉備掠汝、潁之間，戰亂下自然會有流民產生
此時以戶為單位的徵收機制，剛好提供流民難民一個，對抗周圍敵對勢力的依附選擇
到了204年〈武帝紀〉裡有名的："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緜二斤而已"
以實物絹、綿來代替貨幣來繳稅的話，普通老百姓毋須再像以前那麼仰賴農民的鼻息
當然這時交易是可考慮舊五銖，問題連年戰亂，沒人能保證舊五銖會不會有恢復的一天
結果沒人敢貿然用舊五銖的情況下，農民無法瞞天亂喊價，否則換不到布，繳不出稅
到頭來也只是跟沒飯吃餓死的兩敗俱傷，至此榖價的命運就是下跌
等到208年曹操當丞相後，意識到情況不太對勁，高榖價雖有效被抑制
卻可能已經被迫砍到低於某個水平，是以會有《晉書．食貨志》裡的又回頭用起五銖來
企圖要把榖價往上抬：
"至魏武為相，於是罷(董卓小錢)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
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
我的想法是，多了貨幣這交易媒介，削減了榖類被使用於一連串以物易物過程的機會
換句話說等於提升先囤積榖物，再高價售出給普通老百姓，牟取暴利的空間
另外一個可約莫推出官商勾結導致影響物價的原因來自〈司馬芝傳〉：
"..芝奏曰：「...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
....」"
典農官受當時社會風氣影響，不甘心受限於農業，而紛紛經商"治生"求富，例如
"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世語》)，又"販鐵於鄴市"(《晉書》)
所以才有〈和洽傳〉：
"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
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
汲汲於"治生"的一部份原因，可能來自：
1.〈文帝紀〉在220年下的這封減輕關稅的令書：
"「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禦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
以便於實現之後〈倉慈傳〉的："西域流通，荒戎入貢"、"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
輙以府見物與共交市"
2.221年11月，"(魏文)帝遣使(向孫權)求雀頭香、大貝...."(《通鑑》)
這是在穀價貴，10月罷五銖錢之後的事，在以物易物的環境下
用寶物來向民間交換，跌價沒多久，還不算太便宜的穀類，以充實軍資，還算合理
順道一提，伴隨減關稅的"簡文案，略細苛"，到曹叡時乾脆《晉書．列傳第九》：
"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荀)勖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魏太和中，
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並合郡縣，此省吏也..」"
減吏，代表存留的吏員的控制力更大，自然就需要質任以保障投入開發的劇郡
其具體事實為：
1.在地百姓負擔的是防禦工事，〈王觀傳〉："出為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
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
2.內地百姓得千里迢迢遠赴外地服役，鬧得骨肉分離，例如《晉書．列傳第十六》：
"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將士武吏，戍守江表，
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
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
以及《晉書．食貨志》：
"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
以益軍實"，這代表戶調制下，各戶的人口減少了
符合曹魏後來促使自耕農向豪族靠攏的政策
冀州如上所述也並非無外患，猜想可能因為冀州即便歷經討袁戰爭，人口仍舊很多
劉備當年進兵漢中時，曹操就徙過百姓以充河北
原本還包括邊境的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後來張既令此"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
使治屋宅，作水碓"，算進邊境的開銷之後而作罷
於是邊境開支多，居民回饋的勞役，卻沒成等比例的增加，亦即〈王觀傳〉：
"觀曰：「...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則曹魏何苦來哉？
猜想答案很可能來自確保商業收入，例如〈倉慈傳〉可看出西域胡商的往來
而《倭人傳》亦記載了從玉門關往西、西北的三條絲路
誘使曹魏出動軍事力量保護這條交流管道
話題拉回榖價，後來曹丕"(221年3月)初復五銖錢"，推知曹操後來又一度廢漢五銖
其原因顯然是又遇到高榖價的情況再現，而得到佐證
結果又一次重複榖賤而恢復五銖、恢復後卻榖貴而再罷五銖的迴圈，《晉書．食貨志》：
"(魏)文帝黃初二(221)年(10月)，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
此外曹操曹丕時，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鑄錢
→ 推得曹操恢復的是漢的舊五銖，卻又有隨時發動侵略吳蜀的準備
→ 需要保留部分銅來作為，相較於較耗時的鍛造，易於短時間內大量鑄造武器的籌碼
→ 無法拿大量金屬鑄錢 → 整體貨幣流通量有減無增(銅可能被拿去鎔掉重鑄造)
→ 通縮 → 產生弊端："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
後來"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但愚見以為曹叡..
1.改走休養生息減少戰爭(除曹休、司馬懿+曹真那2次和內亂外)，以守為主的路線
2.可能之前曹操曹丕時代累積的武器量還算夠
3.或者敗仗所遺失的武器多為鐵製品，不太影響鑄銅錢
4.相較於曹操曹丕的"還用五銖"、"復五銖錢"，曹叡的是"更立五銖錢"
從字面看看似並非沿用漢的舊五銖，而重新自鑄？
→ 不再有保留鑄銅做為快速量產武器的考量 → 再次啟動恢復五銖的機制，進場護盤
既然曹叡之後魏晉不再廢過五銖，筆者目前為止也找不到，在那之後穀價居高不下的記載
就推論了一下比較合理的原因：
1.曹叡鑄造的五銖的量應該不大(實際上北方也沒像南方那麼多銅礦給他鑄)
至少滅蜀後不至因此而通膨，反倒通縮起來，《晉書．食貨志》：
"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
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
"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2.承上，我們都知道曹操祖孫三代的屯田，始終很興盛，僅管中間歷經打仗消耗掉
然而如上所述，曹叡開始把戰爭型態從相對較耗人力輸送
和較高風險被搶的進攻模式，逐漸轉變為以防守為主，民、兵有了更多時間屯田
所以儲糧快速累積而足量的話，造成農民以外的百姓非跟農民買不可的急迫性
也跟著下降，故假使農人持續不願減少利潤，到頭來那些穀也只是腐敗壞掉而已
因而造就了被殺價的空間
後記：關於五銖的興廢，《魏書》的寫法是〈文帝紀〉：
"(黃初二(221)年)3月，曹丕先"初復五銖錢"，直到該年10月又"以穀貴，罷五銖錢"
輪到曹叡時又恢復五銖，〈明帝紀〉："太和元(227)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