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討論陰謀論，還不如來戰曼尼之力！
此文為答bearching版友提問，關於東吳所用的錢為何
結果越寫越大，此文為論東漢至魏晉南北朝貨幣第一篇
由於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的貨幣史料有限，所以很多都是用考古資料回答
在當初選定研究兩漢至三國貨幣史，就有感於史書記載並不多
所以主力放在考古研究上，所幸現今網路發達，有不少考古資料都有電子化
並且母校有購買中國的電子期刊資料，才能利用中國考古挖掘的資料做研究
各篇章相對獨立，但觀念連通，
東漢由於幾個較大簡牘出土的釋文尚未公布
因此主要做貨幣文物研究，待出土釋文公布再做簡牘的補充或改寫
此文隨時受資料更新或新見解的解釋修改
近來看《走馬樓吳簡經濟文書研究》，對書中所寫：
出土的「五銖」錢那麼多，是不是它呢？......西漢後期，五銖頹象已現。歷經
王莽禍亂，五銖錢一蹶不振。東漢只鑄過一次五銖錢，甚至有一段時間封錢不用
。直到東漢後期，才又鑄了一次錢，但已非五銖，......因此可以肯定，流通於
臨湘的鑄幣，即非在出土貨幣中數量最多但已過了氣的五銖錢，也非董卓的小錢
。.......從斗米錢160，匹布錢3600等來看，估計當時流通於臨湘的主要貨幣，
應是像稍後流通於三吳一帶的孫郎錢那種類型的錢。
(頁296~299)
首先對東漢五銖有很嚴重的誤解，他所言的封錢不用，
是誤解後漢書‧朱暉傳的記載：
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
。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
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
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
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
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祿食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
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
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
，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
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
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寑其事。
漢章帝一開始令尚書議之，但由於朱暉的反對作罷，其後又有人提起，這次
已經下詔要施行，但朱暉不領情硬是要抗命，漢章帝最後作罷。
至於後期鑄錢是說靈帝的四出五銖
後漢書‧靈帝紀
(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及天祿、蝦蟆，又鑄四出文錢。
雖然後漢書對東漢鑄五銖只有馬援傳的記載：
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寑
。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
賴其便。
但從考古的出土就可以知道東漢鑄幣量不少，從幾個比較大規模的考古調查
一、《洛陽燒溝漢墓》，洛陽區考古發掘隊，1959
是洛陽地區一次大規模的考古行動，總計發掘225座墓，有162座出土錢幣
第一型的墓有錢幣出土的頗少，數量也不多，從二型開始幾乎每墓都有，
並且數量增多
此次出土共計銅幣11265枚、鐵錢1枚、鉛錢1枚(碎裂不計在內)
各期錢型的細分我就不打了，主要只打大類別的出土枚數(半兩錢不計)
第一型五銖：822枚，重3.5克(武帝期，鑄工內面不平)
第二型五銖：2486枚，重3.5克(西漢昭宣後，鑄工優於第一型)
1649枚磨郭五銖，程度不一，有些僅磨掉郭一部分，有些只剩中間一點，最輕僅
1.2克
新莽錢7種1183枚：主要是大泉五十(865枚)跟貨泉(296枚)，另有契刀(1枚)、
小泉直一(3枚)、大布黃千(16枚)、貨布(1枚)、布泉(1枚)
第三型五銖：2319枚，重3克，有13枚是1.9克(東漢初中期)
第四型五銖：937枚，重2.4克(東漢桓靈期)
209枚磨郭五銖0.9克(照文意應是剪輪五銖)
8枚綖環五銖1.8克
第五型五銖：16枚，重3.6克(靈帝四出五銖，鑄工不佳有砂眼，銅質黃面帶白)
二、〈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洛陽發掘隊，《考古學報》1963第2期
洛陽地區又一次大規模考古行動，總計發掘217座，有179座出土錢幣
出土銅、鐵(45枚)、鉛(2枚)、錫(2枚)數種錢幣，
五銖出土10436枚，依燒溝分類特徵分為六類
第一型五銖：1818枚，個別剪輪五銖
第二型五銖：243枚(重量略輕武帝五銖、略重宣帝五銖，斷為昭帝期)
第三型五銖：即《燒溝》第二型五銖，3354枚，有部份具有西漢晚期與新莽期墓
葬出土錢幣的錯範或周郭不整
新莽錢8種4037枚：主要是大泉五十(1635枚)重從11.4克到0.4克，重7.5克以上
只占22%，3.6克占43%，其餘即輕於此、貨泉(1885枚)重9.5克到0.2克，重2.12
克占12.3%，小於1.4克占87%，重的只占0.7%、小泉直一(313枚)鑄工頗精
另有契刀(16枚)、錯刀(7枚)、大布黃千(82枚)、貨布(6枚)、布泉(93枚)
第四型一式五銖：即《燒溝》第三型五銖，4251枚，剪輪五銖少許
第四型二式五銖：763枚，鑄工粗劣錢錢有雜質易碎，重2.5克(東漢中後期)
第五型五銖：即《燒溝》第四型，6枚，其中1枚剪輪五銖
第六型五銖：四出五銖，僅1枚
三、〈湖南資興東漢墓〉，湖南博物館，《考古學報》1984年第1期
59座墓出土銅錢2920枚，其中887枚無法辨識或碎裂，五銖1809枚，
依《燒溝》分類
第一型五銖：2枚
第二型五銖：25枚
新莽錢4種223枚：主要是大泉五十(118枚)、貨泉(96枚)另有大布黃千(4枚)、貨布(5枚)
第三型五銖：424枚
第四型五銖：817枚
第五型五銖：262枚
另有279枚磨郭或剪輪五銖，最重2.1克最輕不到1克，大多在1.5到1.8克間
為何東漢五銖的重量、形式差異頗大(考古報告內容還有細分記號錢，為行文方
便省之)，原因是兩漢的鑄錢管理機構不同導致，西漢自武帝幾次的貨幣改革後
，最後把鑄錢的權力收回中央，統一由上林三官鑄錢。
漢書‧食貨志：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
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
東漢則延續新莽的政策把鑄幣權下放郡國，中央只做調控。
漢書‧王莽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
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長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諸曹事。
.......金曹主貨幣、鹽、 鐵事。
隸釋‧張納碑陰：蓋一郡(巴郡)之吏也......金曹漕曹掾各一人，左右史亦如之
。(此碑為靈帝中平五年立)
學師宋恩等題名：金曹史羅圃子高......金曹史□□彥□......漢永平中嘗為四
姓小侯立學，置五經師，此則蜀郡生也，當是郡守興崇學校者，鑴石紀德，諸生
即刻姓名，而諸曹史亦綴其末。
隸續‧武都太守耿勳碑：又開故道銅官鑄作錢器，興利無極，外羌且□等怖威悔
惡，重譯乞降。(此碑為靈帝熹平三年造)
〈耿勳碑〉的鑄作錢器指銅官不僅鑄錢，也製作其他器具，跟〈四川西昌市東坪
村漢代煉銅遺址的調查〉(《考古》1990第12期)吻合，遺址內除了跟鑄錢有關的
陶範、銅範，還有一件石質刀範的殘部，一些製造條形與餅形的陶範，這些條形
、餅形陶範考古報告有實驗，跟鑄錢無關，可能是鑄造金、銀、鉛等金屬條、餅
方便運輸的陶範。
從錢模的出土也可以略見一二，〈漢長安城烘範窯和鑄幣遺址〉(《漢長安城遺
址研究》)就出土數以百計的有年號的陶五銖範母(範母為翻制錢範的模)，由於
遺址內無冶鑄工具或銅渣等廢料，可能是一處僅造範母的作坊。洛陽幾次的考古
挖掘則沒有像長安出土大量的範母或錢範，〈四川西昌市東坪村漢代煉銅遺址的
調查〉有自己的烘範爐與銅範，樣式跟〈石家莊市發現東漢五銖錢範〉(《文物
》1979)相似，代表西漢政府規定較為嚴格，錢範有統一標準；東漢政府則只做
樣式規定，只要合乎樣式即可。
特別提出第五型五銖做探討，第五型五銖被歸類為四出五銖。
寬鍥薄之禁後，錢輕的問題越顯嚴重，漢靈帝光和七年發生黃巾之亂，平定後改
元中平，從後漢書‧宦者‧張讓、趙忠傳清楚看出漢靈帝對四出五銖的想法：
明年(中平二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臧，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
千萬。......
明年(中平三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倉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從四出五銖的前後文看，四出五銖可能是漢靈帝想要彌補聚斂造成的凋敝，如果
四出五銖確實做好，的確會改善東漢末的經濟情況，但魔鬼藏在細節裡，表面看
起來四出五銖比普通五銖更重，問題出在合金比例，根據《中國古代錢幣合金成
分研究》，東漢五銖合金的平均含量為銅(84.65%)、鉛(7.91%)、錫(4.06%)，
書中雖沒有四出五銖的分析，但四出五銖銅質黃面帶白的特徵跟隋五銖一型幾乎
一樣，隋五銖一型的合金比例平均為銅(65.68%)、鉛(15.54%)、錫(16.14%)，相
比較可以發現，銅含量大幅減少，取而代之提高鉛、錫的含量，以賤金屬替代，
鑄工也不好，這是改變原料跟工法，漢靈帝的做法就像黑心紅茶出問題後，說要
補償消費者，包裝上寫免費增量20%，但紅茶改摻劣質茶葉、本來煮20分鐘現在
煮10分鐘，量雖增加，質卻改變了，並沒有取信於民。
補敘
鑄工不精跟用賤金屬取低銅有效降低鑄幣的成本，但比起同時代氾濫的剪輪五銖，
四出五銖在品質上還是優越不少，最大的問題為四出五銖只是漢靈帝偶發善心，
沒有目標與計畫，也就談不上推廣，效益自然極有限。
關於東漢將鑄幣權分放郡國後，是否造成產銅郡國豪族勢力的增長為值得關心的題目
尤其是益州西漢跟東漢豪族數量有很大的差異，過去的研究在經濟上僅從漢人開發的角度
忽視鑄幣帶來的經濟利益，由於鑄錢地大多是交通要道，鑄錢有助於漢人經濟勢力侵入
過去軍、政勢力所未到達處，並且有錢可以推廣文教，這與豪族的增加是否有關連？
接下來可以討論東漢保守的貨幣政策下，對於外族貿易的問題，與之後棄涼保涼論雙方
論點的關鍵，畢竟河西之地在竇融治下
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
此遺種處也。
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
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後漢書‧竇融傳)
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
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後漢書‧孔奮傳)
為什麼到了東漢政府的手中變成賠錢貨？
最後可以討論劉秀、朱元璋這種小農、貧農上位的皇帝的貨幣政策為何都趨於保守
國家財政少有考慮貿易體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