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抗中是件成本很大的事
http://www.uzaobao.com/mon/keji/20210130/85701.html
孫培松
中國江蘇連雲港發展研究院院長
近期媒體報導，中國增加了澳大利亞羊毛的進口配額。不久前，中國還曾派出直升機救援
澳洲的南極科考人員。這使外界感到，中澳關係出現了些許緩和的跡象。
在跟隨美國與中國進行的鬥爭中，澳洲政府是川普對華政策最積極的踐行者。他們不惜採
取一系列冒犯中國的行為，並對此表現出了足夠的執著，持續強調中國的安全威脅，尋求
與中國脫鉤，率先抵制華為產品，以極端化的人權觀念批評中國香港、新疆事務，針對中
國提出疫情溯源問題。
澳洲已經為自己的行徑付出了代價。中國對它實施了嚴厲的經濟懲罰，去年下半年以來，
陸續抑制了澳洲葡萄酒、大麥、煤炭、木材和漁業產品的對華貿易。
澳洲40%的出口是由中國市場承接的，這幾乎佔據澳洲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中國
的懲罰使澳洲的聯邦和一些地方政府及相關行業，承受著非常大的壓力。受到疫情、野火
和對華貿易下滑的疊加影響，澳洲不可避免地陷入30年來的首次經濟衰退。
中國顯然不希望和任何一個國家中斷貿易往來，因為這對雙方都不利。懲罰澳洲是以此向
外表達：抗中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堅持在政治上和中國作對的結果，是可能被排除在中國
市場之外。對於中國的懲罰，澳洲無法在經濟上獲得美國一星半點的救助，它在獨自承擔
後果。
雖然即將上台的拜登政府數次表達，將聯合盟友共同應對中國，但美國國會暴亂事件，已
使民主蒙羞，它無疑減弱了美國這面已經褪色的民主旗幟的聚眾效應。指望民主聯盟來解
決自身問題，顯而易見不是一項可靠的選擇。
澳洲作為五眼聯盟和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其政府和議會一直接受有美國國務院資金支持
的智庫的結論，黨派爭論也時常以此為背景，來設定議程和製造話題。民粹主義政客甚至
抱怨亞洲人淹沒了這個國家。
不斷渲染的中國滲透、中國威脅，使澳洲社會不必要地增加了對中國的敵視，似乎包括記
者、學者、商人、學生在內的所有在澳中國人都具有間諜嫌疑。後川普時期，澳洲應該認
真考慮，這些做法是否真的對其國家有利。
過去40年裡所進行的全球化，是由美國主導並由包括澳洲在內的西方國家積極推動的。當
時曾認為全球化是改造專制政權的一種有效方式。資本技術的跨境流動，人民之間的往來
，尤其是逐步增多的留學人員獲得西方教育，將為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輸送動力。西方在全
球化中展望的，是一個超越國家統治的未來。當時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叫做"只要貿易越過
了邊界，士兵就無須再這樣做"。
但是，資本面對全球性機會做出的選擇，所帶來的卻是對西方不利的後果。產業外移，國
內就業崗位減少，貧富差距拉大，北美及歐洲部分國家出現嚴重的社會分裂。川普政府執
政後，投資貿易和人員流動，遂被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重新審視。
作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澳洲完全清楚中國人、中國企業和資本是在何種背景下，以何種
方式進入其國家。是全球化塑造了當今的世界，現有事物的格局源於經濟的自然進程而非
人造而成。
和大部分西方國家不同，澳洲的經濟進步是和中國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它從全球化進程中
獲得巨大利益，也是從中國發展中獲益最多的國家。一團中國安全威脅的迷霧，使澳洲完
全進入了美國通道。但是，顛倒是非的做法不足以抹殺中澳經濟關係的現實，執行美國政
策，並參與中美地緣政治對抗，並沒有給澳洲帶來好處。
其次、澳洲應理解中國已是世界經濟最大的參與者。所有尋求增長的國家和企業都無法忽
視中國。無論喜歡與否，伴隨中國經濟影響力走向未來，是澳洲也是亞洲民主國家共同面
臨的基本現實。
雖然中國官方總是以市場匯率來衡量國內生產總值，而不是購買力評價，以使經濟規模看
起來更小，避免刺激到某些國家。然而，即使以市場匯率計算，近期日本和英國的學術機
構，分別做出了202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的預測。中國經濟仍在快速發展，這個
趨勢很難改變，它總有一天要超過美國。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觀點，購買力評價才是衡量一個國家整體幸福感更好的指標。美
國中央情報局也認為，購買力平價是比較各國經濟實力和國民幸福的最佳參照。
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用購買力評價衡量中美兩國經濟規模，估計美國為17.4萬億美
元。中國為17.6萬億美元。也就是當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超過美國。
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在《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
底德陷阱嗎？》一書中，這樣描述中國未來的經濟規模，"以購買力平價看，2014年，美
中經濟規模同等。而如今（2017年）則上升至115%。如果按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到2023
年，中國經濟規模將比美國大50%，204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經濟規模的近三倍
。這意味著中國擁有三倍的資源用於影響國際關係。"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說："我不希望我們的後代子孫生活在一個由中國主導的世界上"。這
可能也代表了一些澳洲人真實的想法。任何國家對現有格局的結構心存憂慮，都可用良好
的政治判斷力和務實的態度追求變革。外交行動不是用來凌辱和破壞，而是用於建立關係
和創造新的現實。
澳洲聯邦政府以往的做法，正像有些批評所指出的那樣，是以有限的先驗的知識，狹窄的
框架，響應了錯誤的刺激，專注於錯誤的因素，誤解了中國和世界聯繫的更廣泛的背景，
這有可能導致國家可恥的衰落；而貧窮的澳洲將不會更加安全。
還有就是，澳洲尤其不能似乎受到文明的委託一般，去對中國進行現代性教化。要以中國
實際的樣子，而不是以美國政府心目中中國可能變成的樣子定義中國，並找到從中國崛起
中持續獲益的方法。
中國的經濟做法是希望將包括澳洲在內的鄰國，融入到中國的共同繁榮區域之中；這和充
斥著極度自私行為的西方，所一直重視的霍布斯森林（Hobbesian Jungle）權力是不同的
。設想一下，如果當年美國能夠在美洲推行中國"一帶一路"這樣的計畫，美洲的面貌會是
今天這個樣子嗎？
中國的崛起是另一種文明的重生，中西文明各有各的精彩之處。中國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
是否正確，那要由中國人自己認定。中國有權決定主權權力之內的事項，香港、新疆問題
不是澳洲須要重點關注的議程。
崛起的中國不是澳洲以及亞洲民主國家的難題。如果讓國內政治壓倒了外交，認為中國崛
起是自己的難題，那一定會為此付出代價。
不斷渲染的中國滲透、中國威脅，使澳洲社會不必要地增加了對中國的敵視，似乎包括記
者、學者、商人、學生在內的所有在澳中國人都具有間諜嫌疑。後川普時期，澳洲應該認
真考慮，這些做法是否真的對其國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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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澳大利亞想與中國和好嗎？
https://www.guancha.cn/YuanYe/2021_01_21_578671_s.shtml
袁野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
在自吹和譴責了國會山暴亂一番後，川普結束了自己的總統生涯，留給世界的卻是一地雞
毛，他的那些"跟班小弟"們也開始慌了，帶頭大哥走了，我們該怎麼辦？
澳大利亞就是其中之一。"五眼聯盟"裡，澳大利亞大概是最死心塌地的了，和中國交惡，
則是莫里森政府"表忠心"的結果。川普拂拂衣袖走了，莫里森是不是要緊急掉頭，而這個
頭該怎麼掉，中國又會買賬嗎？
中澳關係為何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全世界的學者和研究機構，只要是在正經進行分析判斷，不是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那種拿錢辦事的，都得出了一個共識性的結論：和美國一樣，澳大利亞還沒學會適
應一個崛起了的中國。
例如，前澳洲駐華大使芮捷銳（Geoff Raby）在其新書《中國的大戰略和澳大利亞在全球
新秩序中的未來》中強調，堪培拉的外交和戰略政策必須建立在"對中國不可阻擋的崛起
如何深刻改變世界秩序的嶄新理解"的基礎上。他說，澳大利亞需要用高超的技巧來駕馭
一個新的"有界多極秩序"。
全球學者開給堪培拉的"藥方"也是一樣的：既要"應對"中國，也要與其合作。換言之，就
是需要保持平衡，在競合之間走鋼絲。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榮譽退休教授休.懷特就寫道：
"莫里森認為他可以與北京方面達成協議。但要管理與這個地區大國的關係，就必須做出
艱難的選擇和妥協……中國是一個我們必須學會與之合作的國家，不僅因為在未來的幾年
乃至幾十年裡，沒有哪個國家能提供與中國同樣的出口機會。"
"我們必須做出妥協，在一些問題上讓步，以便在其他問題上取得進展。有時情況不會很
好，但當你與大國打交道時，這就是國際政治的運作方式。"
"現實情況是，國際關係像任何其他類型的關係一樣，總是需要大量的妥協和讓步……這
是我們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必須做的，在一個我們不能事事隨心所欲的世界裡，我們要盡我
們所能取得最好的結果。"
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所研究員梅麗莎.康利.泰勒說得更直接：
"當我聽到有人說澳大利亞別無選擇、只能與中國對抗時，我想起了新加坡駐華大使比拉
哈里.考西坎的話：'我曾經問過一名越南高級官員，河內領導層的變動對中越關係意味著
什麼。他回答說，每一位越南領導人都必須與中國和睦相處、並勇敢地面對中國，如果你
不能同時做到這兩點，你就不配當領導人。'"
"不幸的是，目前澳大利亞只做到了一半。"泰勒評論道。
法裡德.扎卡里亞博士在澳大利亞羅伊研究所的2020年度演講中也是這麼建議的。這位哈
佛博士擁有一大堆頭銜：《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大西洋月刊》特約編輯、《紐約時
報》多本暢銷書的作者、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主持人，這絕對是西方主流輿論的代表了。
他建議：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亞如何在保持其獨立性的同時，繼續確保與中國的貿易？…
…我認為，在某些方面，最好的樣板是新加坡。李光耀曾對我說，他最驕傲的一件事是他
能夠維持新加坡獨立的事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它被視為一個親美國家，但從來不是一個
反華國家，沒有被中國認為是敵人。"
遠在紐約的扎卡里亞可能是真的對西太平洋的情況不太瞭解，不然他不會建議讓澳大利亞
"屈尊"學習新加坡。他也許是忘了、也許壓根就沒意識到，新加坡能夠做到這一點，首先
是因為他沒有堪培拉的那種對中國的種族和意識形態優越感。
走鋼絲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手腕，但澳大利亞決策者目前還沒有到討論能力問題的程度
，他們還停留在上一步：我願不願意走鋼絲？我想不想在抗衡中國的時候維持起碼的合作
？
答案很明顯：我不！
被種族主義困擾的澳大利亞外交
2019年，前新加坡外交官、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提出了這樣一個
問題：人們在做地緣政治判斷時，靠的僅僅是冷靜理性的分析嗎？如果情緒影響了我們的
判斷，我們對此意識得到嗎？還是說它是在潛意識層面裡起作用？如果誠實地回答這些問
題，就必須承認：非理性因素總會發揮某種作用。
馬凱碩是正確的。"中國不是高加索人種的國家，這本就是地緣政治競爭的一個因素，而
且它或許也能解釋為什麼西方國家在情感上對中國崛起反應如此激烈。"
作為離中國最近的西方國家，澳大利亞的反應也是最激烈的，這並非巧合。"幸運之邦"對
中國人的敵意比其建國的歷史還要古老，從19世紀的"黃禍論"開始，這個國家就在堅持不
懈地妖魔化中國，冷戰時代這種妖魔化更是變本加厲，相較之下近幾十年的和睦反倒像是
插曲。
幾年前，當中澳兩國的關係開始緊張時，澳大利亞迪肯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潘成鑫就總結道
，"澳大利亞與中國的緊密經濟聯繫未能動搖其歷史思維方式，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他
補充說，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地緣經濟上的鄰近似乎加劇了這種焦慮"。
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現代歷史學教授詹姆斯o柯倫也在2020年12月的一場演講中說，
早在1893年，"澳大利亞殖民地傑出的知識分子"查爾斯.亨利.皮爾森就寫道，中國是西方
戰略優勢的最大潛在威脅，"澳大利亞同胞，那些生活在分隔白人和有色人種的邊界上的
人，將會是第一個敲響警鐘的人，是第一個採取措施保衛西方文明的人。"柯倫教授說，
在澳大利亞的國家戰略心理中，"過去的幽靈"有一種反覆出現的趨勢，這有助於"更好地
理解為什麼衝動有時會壓倒澳大利亞外交務實、理性的強大傳統"。
新南威爾士大學的中國歷史教授路易絲.愛德華茲（中文名李木蘭）更深入地闡釋了這一
點。在澳大利亞世界中國研究中心的2020年度演講中，這位曾翻譯過《紅樓夢》的教授直
言痛陳，中澳關係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歸根結底是因為澳大利亞人根深蒂固的種族主
義：
"澳大利亞與亞洲的關係正困在一台倒退的時光機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