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4 月《世界經濟展望》
IMF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COVID-19 疫情正在世界範圍內給人們造成高昂且不斷增加的成本。為了保護生命，使醫
療體系能夠應對這一疫情，需要實施隔離、封鎖和廣泛的關閉，以減緩病毒傳播。因此，
衛生危機正對經濟活動產生嚴重的影響。由於疫情，2020 年全球經濟預計將急劇收縮
3%， 比 2008-2009 年金融危機期間的情況還要糟糕得多（表 1.1）。基線情景假設疫
情在 2020 年下半年消退，防控措施可以逐步取消，在這一情景中，隨著政策支持措施幫
助經濟活動 恢復正常，全球經濟預計在 2021 年將增長 5.8%。
全球增長預測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經濟影響取決於相互作用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之間的相
互作用難以預測），包括疫情走勢、防控措施的強度和效果、供給中斷的程度、全球金
融 市場狀況急劇收緊的影響、支出模式的轉變、行為變化（如人們避免去商場購物和乘
坐公 共交通）、信心效應以及波動的大宗商品價格。許多國家面臨多層次的危機，包括
衛生沖 擊、國內經濟動盪、外部需求急劇下降、資本流動逆轉以及大宗商品價格暴跌。
出現更糟 糕結果的風險佔主導地位。
有效的政策對於防止更糟糕結果至關重要。防止疾病蔓延和保護生命的必要措施將對經濟
活動造成短期的不利影響，但在長期內也應被視作對人們身體健康和經濟健康的重要投
資。 當務之急是控制 COVID-19 疫情的影響，特別是通過增加醫療支出，以增強醫療部
門的能 力和資源，同時採取措施減少病毒蔓延。另外，需要實施有關經濟政策，以緩解
經濟活動 下降對個人、企業和金融體系的衝擊，減輕不可避免的嚴重經濟下滑帶來的持
續創傷效應， 並確保疫情一旦消退經濟能夠迅速開始復甦。
由於經濟影響反映了某些部門受到的特別嚴重的衝擊，政策制定者需要採取大規模、有針
對性的財政、貨幣和金融市場措施，為受影響的家庭和企業提供支持。這種行動將有助
於 在整個封鎖期間維持經濟關係，一旦疫情消退、防控措施取消，將對促使經濟逐步恢
復正 常起到重要作用。很多受到疫情影響的發達經濟體（如澳大利亞、法國、德國、意
大利、 日本、西班牙、英國和美國）實施了快速、大規模的財政應對行動。許多新興市
場和發展 中經濟體（如中國、印度尼西亞、南非）也已開始提供或宣佈將對受到嚴重影
響的部門和 工人提供大力財政支持。如果經濟活動停滯狀態持續下去，或者，如果限制
規定取消後經 濟活動的回升過於乏力，那麼財政措施將需加大力度。在抗擊疫情及其影
響過程中面臨融 資約束的經濟體可能需要外部支持。全面財政刺激能夠防止信心出現更
急劇下滑，提升總 需求，並避免經濟陷入更深度的衰退。但是，在疫情消退、人們能夠
自由活動時，這種刺 激才最有可能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由於經濟影響反映了某些部門受到的特別嚴重的衝擊，政策制定者需要採取大規模、有針
對性的財政、貨幣和金融市場措施，為受影響的家庭和企業提供支持。這種行動將有助
於 在整個封鎖期間維持經濟關係，一旦疫情消退、防控措施取消，將對促使經濟逐步恢
復正 常起到重要作用。很多受到疫情影響的發達經濟體（如澳大利亞、法國、德國、意
大利、 日本、西班牙、英國和美國）實施了快速、大規模的財政應對行動。許多新興市
場和發展 中經濟體（如中國、印度尼西亞、南非）也已開始提供或宣佈將對受到嚴重影
響的部門和 工人提供大力財政支持。如果經濟活動停滯狀態持續下去，或者，如果限制
規定取消後經 濟活動的回升過於乏力，那麼財政措施將需加大力度。在抗擊疫情及其影
響過程中面臨融 資約束的經濟體可能需要外部支持。全面財政刺激能夠防止信心出現更
急劇下滑，提升總 需求，並避免經濟陷入更深度的衰退。但是，在疫情消退、人們能夠
自由活動時，這種刺 激才最有可能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強有力的多邊合作對於克服疫情影響至關重要，包括幫助面臨衛生與融資雙重衝擊的國家
克服資金約束，以及向醫療體系薄弱的國家提供援助。各國迫切需要共同努力，減緩病
毒 傳播，開發疫苗和療法，以對抗這一疾病。在具備這種這些醫療干預措施之前，只要
病毒 還在其他地方傳播，就沒有哪個國家能免受疫情影響（包括在第一波疫情消退之後
病毒卷 土重來）。
//
2020年4月《全球金融穩定報告》
https://tinyurl.com/ya4rvoze
概要
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帶來了歷史性挑戰。2月中旬，市場參與者開始擔憂疫情可能
演變成全球性流行病，股價從此前的過高水平大幅下跌。信貸市場利差飆升，特別是在高
收益率債券、槓桿貸款和私人債務等高風險領域，以至於這些領域的發行活動基本停滯。
由於全球需求走弱，以及歐佩克+國家未能達成減產協議，石油價格暴跌，這導致風險偏
好進一步惡化。動盪的市場條件導致投資者轉向高質量資產，避險債券的收益率陡降。
多個因素放大了資產價格變動，導致金融條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劇收緊。主要短期融資
市場出現承壓跡象，包括全球美元市場，與十年前金融危機時期的市場動態十分相似。市
場流動性顯著惡化，包括傳統上被視為深度較好的市場。槓桿投資者開始承壓，據報導，
部分投資者被迫將部分頭寸平倉，以滿足追加保證金的要求並進行投資組合再平衡。
然而，市場已回補了部分下跌。為防控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全球各國當局果斷地出台了一
系列貨幣和財政政策，穩定了投資者情緒。然而，金融條件仍面臨進一步收緊的風險，進
而暴露其他的金融脆弱性。此前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曾反覆強調過這些金融脆弱性
。
新興和前沿市場經濟體正面臨最嚴峻的風暴。它們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劇烈的證券投資流動
逆轉，不論是以美元計價還是以佔新興和前沿市場GDP的比重計算都是如此。外部債務融
資的減少可能使槓桿較高和可信度較差的借款者承壓。這可能導致債務重組規模增加，對
現有的債務處置框架構成考驗。
資產管理公司可能面臨資金進一步外流，且可能被迫向不斷下跌的市場出售資產，從而加
劇價格波動。隨著經濟活動驟停，公司和家庭的大量借款可能引發債務困境。與過去相比
，銀行擁有更多的資本和流動性，它們經歷了壓力測試，且央行的流動性支持有助於降低
融資風險，因此，銀行的處境好於全球金融危機初期。 然而，若出現大規模市場和信貸
損失，部分國家銀行的韌性可能遭受考驗，它們可能因此削減對經濟的貸款發放，加劇經
濟活動的放緩。
這一歷史性挑戰勢必需要強有力的政策來應對。當務之急是挽救生命並實施恰當的防控措
施以避免衛生體系不堪重負。各國當局需為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民眾和公司提供支持，正
如2020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中所討論的。
為此，全球各國當局已出台一系列的政策。2020年4月《財政監測報告》描述了全球各國
政府已宣佈的一攬子財政支持。當局有必要採取大規模、及時、臨時和有針對性的財政措
施，以確保經濟活動的暫時停滯不會給經濟的生產能力和整個社會帶來持久性破壞。
全球央行已採取大膽和果斷的行動，包括放鬆貨幣政策，購買一系列資產，為金融體系提
供流動性，以抵消金融條件收緊的影響並保持信貸向實體經濟的流通。鑑於很多主要發達
經濟體目前的政策利率接近或低於零，非常規的措施和關於預期政策路徑的前瞻性指引正
成為這些央行未來的主要工具。在這充滿挑戰的時期，央行也可以考慮採取進一步措施支
持經濟。
政策制定者需要在維護金融穩定和支持經濟活動之間取得平衡。
銀行。首先，銀行應將其現有的資本和流動性緩衝用於吸收損失和融資壓力。若疫情影響
範圍很大或持續時間更長，並且已影響到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監管當局應採取有針對性的
行動，包括要求銀行提交可信的資本恢復計畫。當局可能還需要介入並提供財政支持——
直接補貼或稅收減免——以幫助借款者償付貸款並獲得資金維持經營，或者當局向銀行提
供信用擔保。 監管當局也應鼓勵銀行與難以償債的公司和家庭審慎地進行協商，臨時調
整貸款的條款。
資產管理公司。為審慎管理大規模資金外流帶來的流動性風險，監管當局應鼓勵基金管理
公司在符合基金份額持有者利益的情況下充分利用現有的流動性工具。
金融市場。當局應採取準確、有針對性的措施，並確保政策的透明，來加強市場韌性，例
如熔斷機制。
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正面臨動盪的市場條件，應在可行情況下通過匯率靈活性來管理這些
壓力。對於儲備充足的國家，匯率干預可以緩解市場流動性短缺，從而發揮減少過度波動
的作用。然而，干預不應該阻止匯率的必要調整。在面臨緊急危機的情況下，資本流動管
理措施可以納入到廣泛的一攬子政策中，但它們不能替代必要的宏觀經濟調整。主權債務
管理機構應通過建立應急計畫來應對外部融資渠道有限的問題，為更長期的融資中斷做好
準備。
多邊合作對於緩解COVID-19衝擊的強度及其對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破壞至關重要。對於
面臨衛生和外部融資衝擊這一雙重危機的國家——例如依賴外部融資的國家或正應對大宗
商品價格暴跌的大宗商品出口國——可能需要額外的雙邊或多邊援助，以確保在艱難的調
整過程中衛生支出得以保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和世界銀行行長已呼籲官方雙邊債權
人對低於國際開發協會業務門檻且在對抗疫情期間請求提供債務延期的國家暫停償債要求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具備一萬億美元的可用資源，正在積極為成員國提供支持。
第二章：高風險信貸市場：連接各節點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高風險企業信貸市場快速擴張。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作用有所增強，
金融體系變得更加複雜和不透明。本章概述了這些市場的金融生態系統，並指出了潛在脆
弱性，包括借款人信用質量惡化，承銷標準放鬆，投資基金的流動性風險以及互聯性增強
。從積極方面來看，投資者使用金融槓桿和銀行的直接風險敞口——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
起到關鍵的放大作用——有所減少。私人債務市場和貸款抵押債券（CLO）市場中普遍存
在長期鎖定資本，因此這些細分市場的擠兌風險有所降低。在一種示意性的嚴重不利情景
中，我們估計各銀行高風險信貸敞口的損失總體上是可控的，儘管少數幾家大型銀行可能
面臨重大損失。不過，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損失可能會很大。考慮到目前銀行發揮的作用有
限，這可能削弱這些市場的信貸供給能力，加劇經濟衰退。截至3月底，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危機已導致高風險信貸市場價格出現下跌（之後在一定程度上反彈），跌幅約
為全球金融危機嚴重程度的三分之二，這可能進一步暴露本章所強調的相關脆弱性。目前
，政策制定者應該果斷採取行動，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的經濟影響，支持對企業提供信貸。
一旦危機結束，政策制定者應該評估市場動盪的根源，並解決此次危機暴露出的脆弱性。
第三章：新興和前沿市場：管理劇烈變化的證券投資流動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後，新興市場的證券投資流動急劇逆轉，凸
顯出管理劇烈變化的證券投資流動及其可能對金融穩定構成的風險的挑戰。利率長期走低
刺激借貸雙方都承擔了更大風險。證券投資資金大量湧入更高風險的資產市場，導致債務
不斷累積，且在一些國家還導致資產估值過高。本章定量研究了“正常”時期以及資本流
動疲弱/走強時期，不同類型證券投資流動以及相關融資成本對全球和國內因素的敏感程
度。分析表明，比起“正常”時期，資本異常流動時期的債券和股票投資流動對全球金融
環境的敏感程度要高得多，而本國基本面對股票和本幣債投資流動的影響相對較大。此外
，若一國本幣債券市場深度不足，當外國投資者大量參與該市場時，則會大大增加債券收
益率的波動性。當面臨緊迫的資本流出壓力時，需要動用外匯儲備來降低過度波動，採取
資本流動管理措施，並為外部資金長期中斷做好準備。
第四章：銀行業：低利率，低利潤？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若干發達經濟體的銀行部門面臨盈利能力持續走弱的挑戰。在此期間
，儘管寬鬆貨幣政策幫助維持了經濟增長，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銀行利潤，但極低的利
率壓縮了銀行淨息差（即資產帶來的利息與為債務支付的利息之差）。除了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給銀行帶來的直接挑戰外，利率持續走低可能在中期內給銀行盈利能力帶
來更多壓力。我們對9個發達經濟體的模擬研究顯示，到2025年，這些經濟體很大一部分
銀行部門（按資產規模計算）的利潤可能都無法超過其權益成本。一旦當前的挑戰消退，
銀行可採取增加收費收入、削減成本等措施來減輕盈利能力壓力。但要完全消除這一壓力
，難度可能很大。從中期看，銀行為彌補利潤損失可能會承擔過高風險。如果是這樣，銀
行體系的脆弱性可能會增加，為未來出現問題埋下伏筆。當局可實施一系列的政策來幫助
銀行減輕過度承擔風險帶來的脆弱性，確保銀行為實體經濟提供充足的信貸支持。這包括
消除銀行兼併面臨的結構性障礙、在銀行風險評估和監管中考慮低利率環境的情景，以及
運用宏觀審慎政策抑制銀行過度冒險的激勵因素等。
第五章：氣候變化：實體風險與股價
受氣候變化影響，災難預計會變得更頻繁、更嚴重，這對金融穩定構成了潛在威脅。股票
市場是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關鍵部分。它不僅提供了一個數據豐富的平台，且敏感於長期
風險的變化。這為研究未來預期實體風險如何影響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回顧過去50年，我們發現大規模災難對整體股市、銀行股和非壽險機構股的影響較為溫
和。不過這種溫和影響也同時取決於各國的國情。保險深度的提高和主權金融實力的增強
都有助於減輕大規模災難對股市和金融機構的不利影響。雖然對氣候變量及其經濟影響的
預測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但截至2019年的股市總估值似乎未反映出在多種氣候變化情景
下實體風險的預期變化。這表明股票投資者可能未對氣候變化風險給予充分關注。除了減
緩並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以外，提升保險深度和加強主權國家金融穩健性的行動將有
助於緩解氣候災難對金融穩定的不利影響。此外，我們還需要更好地衡量並公佈經濟對氣
候災難的風險敞口，以促進市場對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實體風險的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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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財政監測報告》
https://tinyurl.com/y9mwdase
第一章：COVID-19 疫情期間支持民眾的政策
在COVID-19疫情襲來時，全球增長前景已經出現疲軟，通脹率和名義利率都較低。 疫情
使實施財政政策的必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本期《財政監測報告》探討財政政策在
以下方面發揮的作用：挽救生命，防止受影響最嚴重的個人和企業遭受收入損失、失業和
破產，以及降低疫情引發深入而持久的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疫情造成的人員損失以驚人的速度加劇，預計對產出和公共財政的影響將是巨大的。政府
的應對措施應以迅速、協同的方式實施，與衛生危機的嚴重程度相稱，其中財政工具將發
揮主要作用。挽救生命是當務之急，為此，需要充分地滿足檢測和治療方面的支出，這就
需要開展全球協調，包括通過贈款和優惠融資以及開發普遍低成本的疫苗，向衛生能力有
限的國家提供支持。挽救生命還要求保持社交距離，這是在國內和全球範圍採取的集體保
護行動的一個重要部分，而這一做法會帶來更大的成本，因為其會降低產出，減少稅收收
入，並且需要保護受影響最嚴重的個人和企業。這可以通過大規模、及時、臨時性和有針
對性的措施來實現，如政府資助的帶薪病假和家事假、轉移支付、失業福利、工資補貼和
推遲稅款繳納。同樣，對企業的流動性支持可以降低破產風險。
COVID-19疫情及其金融和經濟影響將導致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比率相對於之前的預測大幅
上升。隨著產出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的幅度將更為急劇（在2020年的基線情景中，財政收
入佔全球GDP的比例將比2019年10月《財政監測報告》的預測低2.5%）。必要的衛生支出
以及為支持個人和企業而採取的稅收和支出措施也將帶來直接的財政成本，目前估計在全
球範圍達到3.3萬億美元。此外，公共部門貸款和注資（1.8萬億美元）以及擔保和其他或
有負債（2.7萬億美元）雖然能夠支持金融和非金融企業，但也會造成財政風險。
根據迄今為止採取的應對政策，預計幾乎所有國家的2020年財政餘額都將惡化，美國、中
國以及歐洲和亞洲的一些經濟體估計將呈現大幅財政擴張。儘管許多國家今年財政赤字的
顯著增加是必要且適當的，但一些國家的財政初始狀況顯示出脆弱性（2019年全球公共債
務佔GDP的83%）。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多重衝擊，包括流行病蔓延，金融狀
況急劇惡化，外部需求疲軟，以及（對於大宗商品出口國而言）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對於
這些經濟體，當前的形勢尤其令人擔憂。即使在國際社會努力減輕這種融資約束之後，這
些國家仍需將支出優先向衛生部門傾斜，同時保障主要的公共服務（交通、能源、通訊）
和社會保障措施。
目前，COVID-19疫情對公共財政的影響非常不確定，不僅取決於疫情的持續時間，而且取
決於經濟能否迅速復甦，或危機是否會產生長期的影響。由於對公共部門提供的支持非常
大規模，包括通過貸款和擔保等方式，因此，透明度對於管理財政風險至關重要。隨著各
國控制住疫情、經濟停滯狀態結束，基礎廣泛、協調的財政刺激（取決於各國的融資約束
）將成為促進復甦的更有效工具。退出危機期間實行的非常規措施也將是適當的。一旦經
濟復甦，就需要在確保債務可持續性方面取得進展。
第二章：實施 IDEAS 框架以應對增長減弱
本章概述了政策制定者借助一個名為“IDEAS”的框架來重振經濟增長和應對不利的宏 觀
經濟衝擊。投資於未來——投資於醫療體系、基礎設施、低碳技術、教育和研究——從而
促進生產率增長；採納精心規劃的相機政策；並加強自動穩定機制，包括加強稅收和福
利體 系能夠穩定收入和消費的特徵，如累進稅收和失業救助。該框架可以為應對經濟下
滑或需求 疲弱的政策提供依據。在當前關頭，各國政府正在積極加強自動穩定機制，在
COVID-19 疫情 期間通過擴大社會安全網為民眾提供支持。但更廣泛地為投資計畫和相
機政策做準備也很重 要，隨著經濟重啟和財政刺激生效（政策適當性取決於財政空間）
，這些計畫和措施將落實。
低利率為高收益公共投資提供了機會，這是多數國家的優先事項。在過去十年中，資本
積累速度的減慢導致經濟增速放緩。實現發達經濟體老舊基礎設施的現代化，滿足新興市
場 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基礎設施需求和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至關重要。在所有國家，應對
氣候變 化都需要在減緩和適應方面進行投資。按當前價格計算，全球範圍內這些額外的
投資需求在 未來二十年中可能會超過 20 萬億美元。
對於具有財政空間的發達經濟體，開展更多投資項目是值得的，因為由此產生的資產價
值將可能超過負債，從而提高公共部門的淨值。在財政空間有限的經濟體，恰當的做法是
調 整收入和支出方向，增加對醫療體系、基礎設施和民眾的投資。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
經濟體， 債務水平高企和利息支出增加要求當局以對財政負責任的方式為發展融資。在
低收入發展中 國家，長期來看提升稅收收入十分關鍵。改進投資管理對所有國家至關重
要：全球三分之一 的公共基礎設施資金因為效率低下而損失。
在此前的經濟衰退中，相機的財政支持通常為時過晚且針對性不強。為減少實施滯後現
象並引導預期，政策制定者應該快速行動，現在就建立衛生危機緩解後可以實施的經評估
的 儲備投資項目，並規劃可以快速部署的相機措施。
加強自動穩定機制，尤其是改善失業福利體系和社會安全網，可以保護家庭收入免受不
利衝擊影響並加強抵禦疫情的韌性。例如，如果愛沙尼亞或美國將其福利體系升級至經合
組 織國家的中位數水平，在經濟衰退中失業工人的淨收入減少將下降 1/3。及時擴大社
會安全網 的覆蓋範圍和福利水平（疫情期間的優先事項）將為脆弱家庭的消費提供支撐
。一個很好的 例子是實施一個有選擇性、有條件和經過家計調查的最低收入保障計畫。
雖然許多國家正在 加大對家庭的社會救助力度來應對冠狀病毒疫情，但仍應該高度重視
那些能夠永久性改善稅 收-福利體系的措施。
第三章：國有企業：另一個政府
過去十年，國有企業（國企）在全世界最大企業中的重要性增加了一倍：規模達到 45 萬
億美元，資產目前佔總值的 20%。幾乎每個國家都有數以千計的國企，例如德國、意大
利和俄羅斯。近年來國企在世界舞台上的增長主要反映了中國經濟（國企仍發揮很大作用
）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國企通常提供基本的服務，例如人們喝的水，乘坐的公
交車以及日常生活需要的電力。國企（例如公共銀行）也是家庭、農民和小企業重要的貸
款來源，尤其是在新興市場。
然而，國企既非政府亦非私人部門的混合地位——及其在規模、所處經濟部門和承擔的
政府責任水平方面的多樣性——意味著它們通常被忽視，且很多政府並不瞭解它們擁有或
控 制的國企。有時候國企的嚴重問題可能引發經濟增長放緩或衰退，或需要政府大規模
紓困 （二十國集團中的近期案例包括巴西和南非）。因此，政府應提出以下問題：每家
國企都是 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最佳載體嗎？若是，我們如何保證國企用納稅人的錢創造價
值？我們可以實施哪些政策，使國企與私人企業（私企）能公平競爭？
國企總體來看績效不佳。本章選取了109個國家約100萬家公司作為樣本，發現國企的生產
率平均比私企低 1/3。較低的生產率可能阻礙經濟增長，因為一些最大的國企為經濟的其
他部門（如能源部門）提供關鍵投入品。儘管在發達經濟體，國企在為公民提供基本服務
中發揮核心作用，但發展中國家的國企達不到這一要求——超過20億民眾仍然無法獲得安
全的水資源，超過8億民眾缺少可靠的電力供應。這通常反映出國企無 法收取足夠高的價
格來覆蓋 其成本，並支付必要基礎設施的擴建費用。此外，很多國企腐敗成風，無論作
為受賄者還是 行賄者，在國內還是國外都如此。在人們認為腐敗程度較低的國家，國企
的生產率比腐敗程度嚴重國家的國企高出兩倍以上。
這種不佳的記錄反映出，很多國家的政府未能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並改善透明度和問責
制。政府對國企的要求（即職能）通常沒有明確規定，沒有計算成本或提供適當的資金。
國 企也通常被用來促進就業和支持信貸增長，而不考慮成本。在公共債務水平較高的發
展中國家，公共銀行比私人銀行持有更多政府債務。此外，政府官員或當選政客可能借助
國企來規 避政府預算，或通過合約、廉價信貸或就業崗位回報政治支持者。
政府對國企的支持可能也會賦予其相對於私企不公平的競爭優勢。這種擔憂在國內市場
長期存在，但最近由於國企的國際化程度日益提升和其龐大的規模，這種擔憂已對境外產
生溢出效應。從國內來看，一些國家制定了促進國企和私企公平競爭的框架（例如澳大利
亞和 歐盟）。然而，在全球層面沒有統一的框架。
如何最高效地利用國企
一個核心原則是不要浪費公共資源。儘管國企的存在有很多原因——包括歷史和政治環境
——但重要的是定期評估每家國企存在的理由和活動範圍是否仍然有效，以及國企能否為
納稅人的錢帶來價值。例如，國企在競爭性部門運營的理由較弱，因為在這些部門中，
私企 往往能更高效地提供商品和服務。如果在體制上有先決條件來確保銷售行為的誠信
並恰當地監管私營公司，那麼對這些公司實施私有化能夠帶來好處。
國企的有效框架（例如，在北歐國家和新西蘭，許多良好的做法已經落實）包括以下內容
：
．將所有國企完全納入財政核算：這使政府和公眾能更好地評估國企經營的效果。
．提供正確的激勵：國企應該有權制定反映成本的價格，並因其職能得到補償（例如普
遍的供電和供水）。獨立的監管機構可以平衡各方的利益（消費者、公司和政府）。
．財務監督和治理：第一步是收集所有國企的信息並明確其職能。多數國家可以改進監
督和公司治理。
．國企績效透明度和國企與政府的關係：一份分析國企整體和個體績效的年度報告（如
巴西、印度和瑞典）能夠有所幫助。
政府應該確保國企和私企在國內外的公平競爭，以促進經濟增長並更好地利用公共資 金
。許多國家可以採取更多的措施來構建公平的競爭環境，這將直接惠及其經濟發展。在全
球範圍內，未來一個可能的方法是達成一致原則來指導國企的國際行為（例如政府指令和
支 持的透明度）和接受國的應對措施（即確保國企在遵守原則的情況下不受歧視）。這
些原則將構建互信。
國企可以通過打擊腐敗、促進綠色政策以及支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來幫助實現全球議程
。為實現這些目標，許多國家需要對國企進行更穩健的選擇和監督。
//
2020年4月《中東和中亞地區經濟展望》
https://tinyurl.com/yamo55p5
中東和中亞地區遭受了兩場形勢日益嚴峻的重大衝擊。COVID-19疫情和油價暴跌不僅對人
類健康造成破壞性影響，而且給該地區帶來經濟動盪，脆弱和遭受衝突影響的國家受到尤
其嚴重的打擊，因為它們已經面臨嚴峻的人道和難民挑戰，並且衛生基礎設施薄弱。政策
的當務之急是通過必要的衛生支出挽救生命，無論財政空間如何，同時，維持增長引擎，
向家庭和受嚴重影響的行業提供有針對性的支持。為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提供緊急
援助，在當前的困難時期向該地區國家提供幫助。在具備政策空間的情況下，廣泛的財政
和貨幣措施應當為日後的經濟復甦提供支持，如果政策空間有限，則應尋求外部援助。
1. 面對的衝擊
中東和中亞地區經濟同時遭受了COVID-19疫情和油價暴跌這兩大衝擊。一方面COVID-19嚴
重影響民眾健康，另一方面由其引發的供需衝擊加上同期發生的國際原油價格暴跌在該地
區造成重大的經濟震盪。截止四月初中東和中亞地區各國幾乎均報導有COVID-19的確診病
例。另外，自今年年初以來，油價已下跌50%以上。
疫情導致貿易活動遭到嚴重干擾，貿易損失巨大，擁有大量就業崗位的行業和企業因此深
受影響。各主要經濟體和重要貿易夥伴採取的防控措施導致對外需求銳減。由此導致的全
球經濟放緩對該地區的全球價值鏈產生影響，那些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零售和製造業以及
中小企業（SME）遭受重創。同時，該地區各國政府採取的嚴格防控控制措施加上對疫情
蔓延的擔憂導致消費者需求疲軟，旅遊、酒店和零售業尤為如此。在此期間，全球金融形
勢也急劇收緊，令該地區形勢雪上加霜。
衝擊影響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儘管此番危機的影響深度及持續時間仍有很大變數，但此
次疫情無疑會令該地區的失業問題變得更加嚴峻，也會使很多國家已經高企的公共債務和
外債性進一步惡化。
2. 各國的應對措施
面對此次危機，各國迅速採取了應對措施。具體措施包括維護生命健康、遏制疫情蔓延以
及向遭受重創的行業提供針對性支持。雖然所有國家均增加了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用以
支持應急響應和改善醫療衛生基礎設施，但由於原有基礎設施及當前支出水平各不相同，
各國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應對措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
各國採取的財政措施規模各異，具體取決於可動用的政策空間。許多國家已宣佈了涵蓋收
入和支出兩方面的財政支持一攬子計畫，平均規模達到GDP的3.8%。
各國中央銀行也及時提供支持。已有七個國家宣佈了支持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措施，平均規
模達到GDP的3.4%。貨幣政策態勢在該地區普遍趨於寬鬆，各國還視情況利用匯率提供緩
衝。
3. 前景和脆弱性
該地區遭受的經濟衝擊巨大，2020年的經濟增長將平均收縮3.1%。大多數國家已將一年內
的增長較預期下調4個百分點以上，相當於將該地區的總產出削減4,250億美元。對幾乎所
有國家而言，這樣的下調幅度已超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5年石油價格衝擊所導致的
經濟下滑幅度。
脆弱和受衝突影響的國家預計將會受到特別嚴重的打擊。對這些國家而言，經濟下行預計
會加劇業已巨大的人道和難民危機，特別是當地薄弱的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和生活條件都有
可能助長疫情的快速蔓延。
外部收支平衡和財政餘額承壓。全球需求下滑以及石油價格走低是石油出口國遭受的雙重
魔咒。整個地區的石油出口額預計會減少2,500億美元以上。因此，財政餘額預計會轉為
負值，且大多數國家的赤字估計均會超過GDP的10%。由於來自石油出口國的匯款、投資和
資本流量大幅減少，石油進口國也會受到不利影響。在中東、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
區，由於稅收收入增長放緩，支出大幅增加，財政赤字將出現嚴重惡化，公共債務佔GDP
的比例預計將達到95%左右。
脆弱性上升，與全球趨勢一致。以目前的市場條件看，即將到期的高額債務構成令人擔憂
的金融風險。高企的公共債務水平也限制了採取額外措施的財政空間。
4. 政策優先事項
當務之急是挽救生命。不管財政空間大小多少，政府應確保必要的醫療衛生支出到位。非
必要的支出可向後推遲，以創造財政空間。在有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外部融資和捐助方的
支持。
各項政策應著重保護增長引擎，緩解家庭、受嚴重影響行業以及中小企業受到的影響。財
政政策應確保提供充分的社會保障，並提供臨時、有針對性的稅收減免、補貼和轉移支付
。貨幣和財政政策應確保滿足金融市場流動性需求，同時保持金融系統穩健性。
展望未來，政策目標應著眼於將經濟恢復到可持續增長的軌道上。這就需要重振市場信心
，具體包括在政策空間允許的情況下提供廣泛的財政和貨幣支持，並在空間不足的情況下
積極尋求外部援助。選擇提供政策支持的國家應等到在經濟走上穩步復甦後才退出支持措
施，另外所有國家應避免採取任何保護主義政策。
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作用
IMF正在積極應對來自多國的緊急援助請求。迄今為止，IMF已收到來自中東和中亞地區的
12份融資請求。吉爾吉斯共和國是首個受益於快速融資工具/快速信貸的成員國，之後IMF
也向突尼斯提供了快速信貸。在約旦，IMF支持的新規劃為重要的醫療衛生相關支出騰出
空間。針對目前危機產生的需求，摩洛哥也已動用了預防性和流動性額度（PLL）。
中東和中亞部與有關成員國保持密切聯繫。現已組織了多場地區性遠程會議與各國當局聯
繫，商討如何有效應對不斷變化的各項經濟衝擊。工作人員還通過持續的雙邊互動來共享
IMF的政策倡議和過往寶貴經驗，提供相關建議。
我們將繼續與國際金融機構、多邊開發銀行、地區開發銀行以及捐助方密切協調。在整個
中東和中亞地區，IMF工作人員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以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同事
密切配合，並與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AMF）、阿拉伯社會經濟發展基金（AFSED）和中亞
地區經濟合作計畫（CAREC）等地區機構保持協調，旨在將各項政策建議、金融援助、捐
助方支持和減債舉措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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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經濟展望》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REO/SSA/Issues/2020/04/01/sreo0420
．Covid-19疫情可能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其引發的經濟危機可能導致近期的經濟發展
進程出現倒退。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2020年經濟增長率預計為-1.6%，這是有紀錄以來的最低水平。
．政策重點是提高公共衛生整體實力和加大公共衛生支出，以挽救生命和控制疫情。
．來自所有發展夥伴的支持，對於滿足國家的龐大融資需求來說至關重要，其中包括對受
衝擊最嚴重國家的債務減免。
．應通過財政、貨幣和金融政策來保護脆弱群體，減輕經濟損失，並支持經濟復甦。一
旦危機消退，財政狀況應回歸到可持續路徑。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衛生和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可能打亂該地區的前進
步伐，使近年來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進展出現倒退。此外，危機會造成沉重的生命代價
， 擾亂人們的生計，破壞企業和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因此，可能會拖累該地區未來若干
年的 增長前景。任何國家都不能倖免。
病毒的快速傳播如果得不到控制，薄弱的醫療體系可能就會不堪重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區的COVID-19確診病例正在迅速增加。截至4月9日，該地區43個國家的確診病例已超過
6200人，其中南非、喀麥隆和布基納法索受影響最為嚴重。
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衛生危機在該地區迅速引發了一場經濟危機，反映了對經濟活動的
三大衝擊：
．各國為控制COVID-19疫情蔓延而不得不採取的嚴格防控和緩解措施，將干擾生產並大>
幅降低需求；
．全球經濟增長驟然減速，加上全球金融狀況收緊，對該地區造成了顯著的溢出效應；
．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石油價格）的急劇下跌將加劇該地區一些最大的資源密集型經濟
體所面臨的挑戰，從而加劇這些效應。
結果是，預計該地區經濟今年將萎縮1.6%，是有紀錄以來的最差情況，這比我們2019年
10 月的預測降低了5.2個百分點。在該地區，經濟多元化程度較低的國家將受到最大衝擊
，反 映了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和疫情防控措施的影響。在非資源密集型國家中，那些依賴
旅遊業 的國家將因大範圍旅行限制而出現經濟嚴重收縮，而新興市場和前沿經濟體將受
到資本大 規模外流和金融狀況收緊的影響。
嚴重的負面衝擊將導致社會狀況惡化，並加劇現有的經濟脆弱性。各國不得不採取的強制
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勢必損害大量脆弱群體的生計。由於社會保障體系有限，人們將遭
受 痛苦。此外，在疫情侵入非洲大陸時，多數國家抵禦這種衝擊的預算空間有限，進而
加大 了採取適當應對政策的難度。
為此，迫切需要採取果斷的措施，限制生命和經濟損失，保護這個世界上最脆弱的群體：
以人為先。當務之急是，各國盡全力增加公共衛生支出以遏制疫情的爆發，無論其財政
空間和債務狀況如何都應如此。
財政政策。必須提供大規模、及時的和臨時性的財政支持，保護受影響最嚴重的個人和
企業，包括非正規部門中的個人和企業。政策可以包括通過現金或實物轉移向處於困境的
群體提供幫助（包括通過數字技術），以及向遭受最大衝擊的部門提供有針對性的臨時
支 持。一旦危機消退，各國應將財政狀況恢復到能夠確保債務可持續性的軌道。
國際團結。各國實施必要財政應對措施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金融社會能否
以贈款和優惠條件提供充足的外部資金。這在當前全球資本市場嚴重中斷情況下變得更為
關鍵。如果沒有充足的外部融資，暫時的流動性問題就可能變成償付能力問題，導致
COVID- 19危機的影響變得持久。
貨幣政策。採取更具支持性的貨幣政策和注入流動性，這兩項行動也能通過支持需求，
從而在維持企業和就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金融體系監管機構應著眼於在維護金融穩定與
維持經濟活動之間取得平衡。對於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匯率靈活性有助於緩解外
部 衝擊，而適當提用儲備以舒緩市場無序調整的做法，可以減輕外匯資產和債務不匹配
可能 造成的金融影響。面臨大規模無序資本外流的國家，可以考慮將臨時性資本流動管
理措施 作為更廣泛的一攬子政策中的一部分。
在當前環境下，經濟預測的不確定性高於通常水平。如果能果斷的採取上述措施，該地區
的經濟增長預計將在2021年恢復到4%。然而，2020年經濟下滑的程度和之後的復甦速度
將 取決於若干因素，包括當地薄弱的衛生體系如何應對疫情，各國防控工作的有效性，
以及 國際社會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