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經濟視角：左派消退40年　全球化反讓民粹主義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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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翼民粹主義復甦之際，左翼勢力相對衰弱，這反映了工會和勞工團體的式微，這兩者
在歷史上曾是左派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骨幹。除此之外，左派意識形態40年來的消退也是重
要因素之一。
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擾亂了社會和經濟局勢，客觀來說，右翼民粹主義者是此過程中的最大
受益者。
例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巴西總
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這些政客之所以能夠握有大權，正是因為他們利用人民
對於政治菁英日漸深化的敵意，並挑起潛在的本土主義情緒。
左派的解決方案有限
左翼團體和激進團體在這些行動中幾乎完全缺席。
左翼勢力相對衰弱，反映了工會和勞工團體的式微，這兩者在歷史上曾是左派和社會主義
運動的骨幹。除此之外，左派意識形態的消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左派政黨愈發依賴教育
程度高的菁英，而非工人階級，他們的政策理念也趨向金融、企業利益靠攏。
正因如此，主流左派政黨提出的解決方案非常有限：增加教育預算、改善社會福利政策、
更激進的改革稅制，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左派的方案僅僅美化了當前的制度，並沒有深入
經濟、社會、政治不平等的本源。
「稅收與移轉政策（tax-and-transfer policies）」的效果有限，這已漸漸成為共識。
社會保險和稅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在美國尤其如此。但是還需要更根本的改革，才能
協助普通勞工和家庭在各個層面獲得公平的機會。這些層面包括產品、勞動、金融市場、
科技政策與政治規則。
經濟生產整合
僅透過財富再分配，無論是平衡富人與窮人間的差距，或是平衡經濟體中生產力不同的部
門，都無法達成共榮的目標。反之，應該將技術能力較低的勞工、小型企業、落後的產業
，都與經濟體中的佼佼者徹底結合。
換句話說，我們應首先進行國內經濟的「生產整合（productive reintegration）」。大
型且多產的公司應肩負重任，因為他們的興盛有賴於國家政府與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財
，包括各種法令、智慧財產的保障、公共建設、技術與研發的公共投資。
因此，這些大公司必須嘉惠地方社群、供應商、勞動力，而且並不是將之視為社會責任，
而是公司的主要任務。
早期，各國政府投入農業推廣，教導小農新的技能。近年來，W.E.普強就業研究所（
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的資深經濟學者巴提克（Timothy
Bartik）提出「製造推廣服務（manufacturing extension services）」，這和農業推廣
有類似的使命，只是將領域延伸至生產性服務業。
這個概念希望政府單位和企業合作，鼓勵企業將先端科技和製造技術推廣至經濟體中的其
他領域。現在已經有許多類似的倡議，可供這些政府單位參考。
自動化與人工智慧
第二項公共行動的領域涉及科技發展的方向。勞動力往往遭自動化和人工智慧這類的新科
技所取代，低技術勞工首當其衝。但是這個情況在未來可以轉變。資本補助等政策會讓機
器取代勞工的情形更加嚴重，但是也有部分科技，能夠為低技術勞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而政府應該透過政策鼓勵應用這些科技。
已故的經濟學家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在著作《扭轉貧富不均（Inequality）》中
，質疑政府支持自動駕駛汽車的做法，認為政府並未考慮計程車司機和貨車駕駛可能受到
的衝擊。
近年來，艾塞默魯（Daron Acemou）、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雷斯特雷珀（
Pascual Restrepo）等人均在著作中提及，人工智慧能夠透過新型態的配置來增加勞工需
求。舉例來說，人工智慧可以讓一般勞工從事以前過於困難的工作。但是若想朝此方向發
展，各國政府必須投注心血，重新審視創新政策，並鼓勵私人機構共同參與。
勞動市場與金融體制
勞動市場也要重新取得平衡。
工會和勞工保護式微，削弱了傳統上與企業抗衡的勢力。近期的研究顯示，業主在與雇員
協商時持有大量籌碼，得以打壓薪資與勞動條件。為了要消除這種趨勢，需要制定一系列
支持勞工的政策，包括鼓勵組織工會、提高最低薪資，並制定適當的規範保障「零工經濟
（gig economy）」中的勞工。
金融體制也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
多數已開發經濟體的金融部門都過於龐大，長久以來威脅經濟穩定，卻沒有加碼投資生產
活動以帶來相應的效益。
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家阿迪瑪特（Anat Admati）及其他學者認為，銀行應該至少要提升「
資本要求（capital requirements）」，並更加嚴密的審查內部規範。眾多金融機構安然
挺過2008年金融危機，這充分說明它們握有強大政治力量。
是否繼續美化體制？
金融規範有許多缺漏，由此可見，經濟改革固然重要，但還需要其他措施配套，讓政治參
與更加平等。
美國的許多政策都讓普通勞工身處劣勢：選舉辦在平日而非假日、選民登記制度的限制、
「選區劃界不公（gerrymandering）」，以及眾多其他的選舉規範等。此外，競選財務規
範賦予大企業和富人過多的權力影響立法。
2年內，美國將再次舉行總統大選，民主黨屆時會面臨嚴峻的考驗。同時，黨內也要做出
決定：是否要繼續美化不公允的經濟體制？或者要拿出勇氣，從根本解決制度中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