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2011年中東劇變後，部分政權更替國家相繼啟動從威權政體到民主政體的政
治轉型。然而，中東政治轉型至今依然步履艱難，「民主化」失敗跡象明顯。其根源在於
民主藥方與中東地區面臨的問題之間存在巨大錯位：中東需要真正的革命，但「民主化」
不僅難以實現徹底變革的訴求，反而會使其偏離變革方向；阿拉伯國家需要強大的政府，
但分權制衡只會導致中央權威弱化；政治制度變革脫離中東地區國家國情，最終引發水土
不服。在可見的未來，中東政治轉型仍將曲折前行。
冷戰後，「民主萬能」的神話廣為流行，非西方國家似乎只要開啟西式民主，便能擺脫落
後，實現繁榮發展。但在現實中，「民主帶來繁榮」的成功案例甚少，而「民主引發動盪
衰落」的教訓卻很多，中東民主轉型即是一例。許多人曾將「民主化」視為中東擺脫困境
的「萬能靈藥」。然而，2011年開啟的中東民主轉型並未使相關國家情況好轉，反而深陷
「民主化」困境，以致軍人幹政重新抬頭。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2011年中東劇變本是一場包含多重訴求的全面變革，但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卻被簡
化為「民主反對獨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亞、也門、突尼斯等國實現政權更
替後，相繼開啟民主轉型進程（多黨選舉、三權分立、大眾參政等）。然而，從過去三年
多的實踐來看，相關國家反而陷入政治動盪與經濟惡化的惡性循環。
一方面，民主轉型導致政府掌控局勢的能力普遍下降，進而導致政局動盪。此前，埃及等
阿拉伯國家基本奉行威權體制，當權者掌控軍隊、警察等強力部門，有能力為民眾提供安
全穩定等「公共產品」。2011年中東劇變後，威權政權垮台和民主轉型進程的啟動，導致
相關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權力分散化甚至「權力真空」。穆巴拉克下台後短短幾個月時間
裡，埃及就湧現出近四百個政黨，參加下院選舉的政黨超過50個，候選人超過6700名。突
尼斯國內政黨數量過百，而利比亞則達到142個政黨。黨派間權力紛爭此起彼伏，導致政
治內耗和權力空轉，進而引發安全形勢惡化，恐怖勢力蔓延。
中東民主轉型三年來的實踐表明，「民主化」並未給相關國家帶來繁榮穩定，反而引發了
更為嚴重的政治衰朽和經濟惡化。阿拉伯民眾對國家發展方向的不滿情緒上升（突尼斯
78%，埃及62%），認為國家經濟狀況較此前更為糟糕（突尼斯83%，埃及76%）。有阿拉伯
學者感嘆，當前的民主化是「有毒的民主」，它將使更多的阿拉伯國家繼索馬里、伊拉克
和蘇丹之後淪為失敗國家。
阿拉伯國家解決諸多難題更需要「強政府」，但民主化卻導致政府權威弱化和政府失靈。
政治制度有「集權」與「分權」兩大類，選擇哪種政體主要取決於國家的發展階段和面臨
的主要任務。西方列強在崛起過程中，幾乎都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佔統治地位，且不
約而同地將建立「強政府」作為強國的政治保障。第二輪工業化時期的國家幾乎都是在威
權體制下完成現代化。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由於同時面臨工業化、壯大中產階級、國族
整合等諸多難題，建立具有較強資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強政府應是國家政體「頂層設計」
的基本方向。
阿拉伯國家面臨的問題遠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為複雜，因而更加需要集權和強政府。二戰
後相當長時期，能夠在中東政治舞台上叱咤風雲的國家，幾乎都是強人政權。據「自由之
家」（Freedom House）統計，世界上穆斯林佔多數的47個國家中，有38個不是民主國家
，伊斯蘭世界的國家中只有19%有民選政府，而非伊斯蘭世界有77%國家有民選政府。在中
東地區的22個國家中，除以色列和土耳其，其餘均為威權國家或半威權國家。換言之，高
度集權的政體和梟雄式人物，更適應中東複雜多變的政治土壤。
實現「好民主」需要具備若干條件，生搬硬套只會導致「壞民主」
歷史經驗表明，民主政治良性運行需要具備若干前提條件，因而民主化是個循序漸進、不
斷積累條件的歷史過程。美國從獨立到黑人選舉權利實現用了兩個世紀，法國從大革命到
第五共和國穩定下來花了150多年，英國實現普選歷經兩個多世紀。缺乏實現民主的基本
條件，又不肯耐心經歷足夠的歷史和物質積澱，急於照搬和推行西式民主，實際就是列寧
曾批評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讓毛皮下水」，最終只會導致「早熟民主」和「壞民主」。
中東民主轉型就屬於這種情況。
事實上，沒有脫離特殊性而單獨存在的普遍性，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民主
，「民主萬能論」本身就是個偽命題，中東政治轉型的路徑選擇出現了方向性錯誤。實踐
證明，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的民主化試驗，並不能解決阿拉伯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反
而使其深陷「民主化陷阱」。埃及在短短三年內在軍人幹政與民選政府之間來回擺動，在
「分權」與「集權」之間左右徘徊，表明這些國家的理論和道路迷惘是如此之深，以致朝
野上下對任何一種政治試驗都喪失了起碼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