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控制在中國由來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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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LEIBOLD
澳洲墨爾本——中國已在新疆的西部地區建起了一個龐大的法外拘留營網路。維吾爾族和
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在這些拘留營裡被要求放棄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被迫接受政治灌輸。
在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政府都否認拘留營的存在，現在則將其稱之為教授法律、普通
話和職業技能，對人有利的培訓中心——這種說法已被揭露為一種不誠實的委婉說法，目
的是為了轉移人們對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批評。
但這些拘留營，尤其是用它們來重塑人民思想的野心，揭示了一個長期以來界定中國政府
與公眾關係的熟悉邏輯：把偏離常規的思想和行為病態化，然後試圖強行改變它們的家長
式做法。今天，政府在新疆搞的這場運動的規模和速度可能令人驚奇，但這種做法及其採
用的手段一點也不奇怪。
早在公元前3世紀，哲學家荀子就認為，人性如「枸木」（彎曲的木頭），在追求社會和
諧的過程中，人的性格缺陷需要加以磨礪或矯正。孟子是與荀子觀點對立的思想家，孟子
認為人性本善，但他也強調自我完善的重要性。
與西方的自由主義截然不同的是，儒家思想——以及更廣泛的中國政治文化不是有賴於個
人的權利，而是有賴於對社會等級制度的接受，有賴於人可以變得完美的信念。在中國人
的思想中，人不是生來平等的；人的「素質」或品質不同。例如，南疆一個貧窮的維吾爾
族農民處於進化階梯的底部；一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的官員則接近這個階梯的頂部。
但人是可塑的，如果說素質一定程度上是先天的話，素質也是一個人的物質環境和養育的
產物。正如錯誤的環境可能導致墮落一樣，正確的環境也可以改變一個人。因此，聽從被
認為擁有更高素質的人——孔子稱這些人為「君子」、如今共產黨稱之為「領導幹部」—
—的指導很重要。
因此，即使是一個地位低下的維吾爾族農民，也可以通過教育、培訓、體育鍛煉，或者可
能通過移居到別的地方，來提高其素質。積極幫助臣民進步，或者用中國學者迪莉婭·林
(Delia Lin)的話說，把「原來有缺陷的人改造為成熟的、有能力的、負責任的公民」，
是一個開明、仁慈政府的道德責任。在執政的70年裡，中國共產黨多次試圖改造不服從指
揮的學生、政治對手、妓女和農民。
在中國皇權統治的許多世紀裡，家庭是社會秩序的孵化器，父親指導兒子，丈夫按照一套
嚴格的儀式指導妻子。如果家庭和睦，整個社區也會和睦。另一方面，惡行的懲罰可以是
毆打、奴役、流放，或用絞刑、斬首或凌遲處死。
如今，還有感化，也就是通過道德高尚的榜樣來改進邪惡的性格特徵。感化改變性格的邏
輯支撐著中國的教育體制、監禁理論，甚至支撐著統一戰線工作。統一戰線是中共的神秘
影響機構，其代理人試圖爭取或拉攏無黨派人士和海外華人。
例如，犯人剛入獄時往往遭到孤立，然後逐漸重新融入群體。他們慢慢地被迫服從監獄人
員、暴徒式的牢房頭目和已經改造好了的囚犯。各種各樣的手段都是了為這個目的，包括
引誘（更多的食物、睡眠或人際接觸）和懲罰（剝奪、酷刑、排擠）。恥辱、內疚、懊悔
和認罪的經歷，理應帶來囚犯的悔過自新。這個過程有意地造成破壞：用當代哲學家杜維
明的說法，這是在追求人類進步過程中一個必然的「痛苦和磨難」歷程。
從理論上講，這個過程的嚴酷程度本應被自我提升的自主願望，以及對達不到要求的人表
達同情來加以緩和。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們在追求專制的過程中，把這些緩和因素放
到一站。他們的改造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高壓手段，而不是道德說服，多年來，他
們往往殘酷的手段導致了數千萬中國公民的死亡。
中共試圖改造的很多人受到的是「行政處罰」，而不是刑事訴訟。他們被送進拘留營接受
「勞動教養」（勞教）。2013年，在被批評侵犯個人權利之後，勞教制度正式廢除。然而
，在強制性的法律和道德培訓或監護的幌子下，這種再教育如今仍在繼續——不僅是在新
疆。普通人和名人都可能遭受這種處罰，他們往往是不情願的，也不能求助於法律。
2014年，演員黃海波在嫖妓後經受了6個月的「收容教育」。今年，影星范冰冰失蹤了好
幾個月，後來她公開承認自己犯有稅務欺詐行為，並讚美中國共產黨。
這也是一項基層工作。在「鄉村振興」的名義下，東北黑龍江省的中共官員呼籲「規範農
民的思想和行為」。東北的項目只是中共中央委員會「提高農民思想道德素質，讓淳樸民
風重新回歸」的三年行動計劃的一部分。
這些做法用在新疆、西藏或其他邊疆地區時，感化似乎等同於「開化工程」，用人類學家
郝瑞(Stevan Harrell )的話說，其目的是在單一的「中華民族」旗幟下創造一個統一的
民眾。但還不止這些。在20世紀60年代，精神病學家羅伯特·傑·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把中國式的思想控制——對絕對真理的教條信仰，以及對不可救藥者的強制修理
——稱為「意識型態極權主義」。
正如利夫頓所指出的，中國的意識型態極權主義不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是一個週期性的
現象。它會引起各種各樣的情緒。有些人順從，有的人脫離；個別人一開始可能會很熱情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壓制的窒息特徵也會滋生怨恨和反抗，而這反過來又會帶來更
加壓制的控制方法。
在毛澤東時代，由於被拘留者和他們的監管者都遭受了飢餓和筋疲力盡，各種各樣的改造
運動逐漸減弱。一輪鎮壓會減弱，但針對不同目標的又一輪鎮壓會出現：1959年毛澤東下
令釋放的所謂右派，在僅僅幾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貼上了反革命的標籤而遭到圍
剿。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議程幫助中國社會回歸到了一個更平衡、更務實
的狀態——至少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是這樣。但現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好像再次加
強了鎮壓，他的目標包括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律師、基督徒、勞工活動人士，甚至毛派
學生。
然而，意識型態極權主義似乎包含了自我毀滅的種子。它的成本高昂。它鼓勵地方黨政官
員濫用權力，這些官員因維穩而得到回報。權力的濫用破壞了法治和社會信任。
隨著時間的推移，意識型態極權主義帶來了讓國家的合法性受侵蝕的威脅。「一旦民眾對
政府的信任感和認同感降低甚至喪失，」中國學者於建嶸寫道，「必將引發民眾的恐慌和
社會秩序的全面混亂。」
正是這個政權最根本的不安全感——對叛亂的恐懼，以及對最終的中國解體的恐懼——在
推動著它越來越深入地進入到公民的私人生活中，這只會與人民更加格格不入。對新疆維
吾爾族的鎮壓只不過是中國共產黨惡毒地——也是不可持續地——追求全面控制的極端表
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