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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9 與中國現代性的銜接問題
楊儒賓
筆者認為：1949 就是這樣的機會，1949 以後形成的中華民國的民主政體就是它長成的形
式。 談到1949，所以要追溯到宋明，尤其是晚明，也要追溯到明清學術的判斷問題，乃
因新儒家——至少是渡海一代的新儒家一向認為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所依循的三民主義
基本上的方向是對的，是儒學傳統在20 世紀的新的體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不以學理
艱深見長，但孫中山認為三民主義有契於儒家的傳統，又符合現代世界的潮流，這種混合
中西兩種現代性的格局卻是清楚的。中華民國成立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執行的策略上
犯了許多的錯誤，走了許多的冤枉路，或者說是「曲路」，但原則上仍是對的。1949 渡
台之後的國民政府，施政上仍然犯了許多的錯誤，也還是走了一段曲路，但在台的中華民
國的方向仍是大體無誤的。
證成中華民國的屬性，不可能不涉及到對孫中山的理解問題。眾所共知，孫中山晚年有聯
俄容共之舉，因此，對孫中山的思想遂有左右派的解釋。左派認為孫中山有早、晚期的孫
中山，晚期的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大幅左傾向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正是孫中山志業的
繼承人，孫中山之作為「偉大的先行者」，其先行的意義在此。從中華民國過渡到中華人
民共和國，乃是歷史合理的發展。新儒家學者反對這樣的解釋，而且認為孫中山晚年的容
共政策正是曲路之一。他們的反共先是不約而同，彼此相識之後，更是相約而同。1949
年後渡海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與其時遁居嶺南的業師熊十力為了其師的行止曾反覆
商量，由於彼時的手劄陸續刊出，熊門師弟對共產黨之極度不信任，情見乎詞。熊十力後
來雖然北返，沒有渡海，但其間的掙扎可說是心力交瘁。在八表同昏、赤焰飆天的四零年
代、五零年代之交，去留是事關個人身家性命與民族生命的大事，相對於其他學者的燕處
安居，新儒家學者毋寧是珍貴的少數。
在1949 年兩岸分治的大局中，渡海新儒家堅決支持在台的中華民國，而強烈否定中共政
權的正當性，這種選擇是極清楚的。我們即以渡海新儒家中最少直接談及現實政治的唐君
毅為例，以見一斑。唐君毅他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始終無渝。他在新亞書院任教內經歷過兩
次的大風波，一次是新亞書院併入中文大學的改制問題，唐君毅在這場高度爭議性的事件
中堅持理念，遍體麟傷，最後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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