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余光中

作者: zkow (逍遙山水憶秋年)   2018-11-09 14:57:08
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余光中的「文學生命」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為課本裏一尊不敗的銅像,自然只呈現出合宜、滑順、圓熟的一面,而不及從前的叛逆
、潑辣、頹廢、愛慾與虛無。這固然是把余光中介紹給年輕學子,但也是限縮了他的形象
(同時也播撒了日後批判的種籽)。
文:唐捐
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

余光中是「在冷戰的年代」的詩人,在那個年代裏,或許不乏比他精美、深刻、奧妙的詩
人。但在美蘇對抗的世界格局下,身處於「紅色中國-白色臺灣」座標之一點,能夠直擊
「冷戰年代」的時代氛圍,並用「詩」的體式加以表述,從而撼動人心者,仍不得不首推
余光中。任何人的所知所感都是有侷限的,處在某種時空裏便容易被其主潮所挾帶或淹沒
;只有少數人有機會置身其中復抽身其外,盱衡全局,而有較大範圍的認識。
余光中獲「亞洲協會」獎金,赴美留學(一九五八年十月),一年後回國專任師大英語系
講師,從此被視為「學院派詩人」的主力。他主編的New Chinese Poetry(《中國新詩選
》)由臺北美國新聞處出版(一九六一年一月),美國大使莊萊德還特地在寓所舉行茶會
招待詩人,以為慶祝。我們知道,美新處所傳播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共,文藝上的西化,
以及種種美國價值。余光中便以其個人條件,成為冷戰時代美國文化輸入的重要管道。
此外,還有「階級」問題可說。在「天狼星」論戰不久,洛夫曾說:「(〈天狼星論〉)
由於在措辭上對作者的由社會地位養成的『尊嚴』有所損及,致使作者大為震怒。」又說
:「臺灣詩人群與余光中並無恩怨之處,且彼此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流徙來
臺的年輕軍人,毀學棄家,斷離血親,不免懷怨生恨;這跟舉家遷臺,父居公職,身在大
學,放洋歸來者在心境上自然有所區別。
余光中則指洛夫等人為「惡魘派」,對於軍旅詩人緣於身世的「痛感」(這在余的前幾本
詩集是比較缺乏的),對於「非理性詩學」的意義,稍欠同情與理解。而洛夫對於〈天狼
星〉組詩,對於學院派的思維,也有過於苛刻的論斷。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同於紀弦
、覃子豪以至洛夫等人的法國取向,余光中譯介英美詩學,倡導知性與感性的平衡,依然
反映出冷戰時代裏文化傳播的變遷。而新大陸(美國)與舊大陸(中國)這兩「大」的相
互激蕩,也就養成了他筆下特有的雄豪之氣,以及分裂對峙的時代感。

余光中善戰,以此樹立聲名,與創作互為表裏。早年在現代詩論戰裏,他回應雜文家的文
字,最為明快而犀利。在與所謂「惡魘派」爭奪現代詩的代表權時,他思路清楚,文筆結
實而老到,因而在言辭爭鋒上絕不居於下風。但〈天狼星〉不算成功,確實被洛夫說中了
,故余光中後來推遲了出版時間並大幅修改。由此看來,余光中有時不免「辭」勝於「理
」,在辯論賽上常勝,但在觀念上未必佔優勢。
在晚年的訪談裏,余光中自承,他雖與紀弦相互譏嘲,但暗地裏反而受到紀弦的吸引(按
他自己的講法,就像「大家閨秀」對「浪子」欲拒還迎)。實際上,余洛之爭也存在著類
似的狀況。余在「論爭前」已是新古典與現代化並進,在「論戰後」則在兩方面都有較為
明快有力的躍進(而非一般所認定的,由西化期轉入新古典期)。余自稱「浪子回家」,
但他的浪子資格可能是論戰後才進一步補全的。
大約從一九六○年算起的十五年,余光中密集地推出了質量豐厚的詩、散文、評論。僅以
詩集而言,《蓮的聯想》、《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等四集,就撐
開了多重向度,並建構出各種有力的詩意模式。若要講求單一詩篇的「深」、「密」、「
複」,他恐怕不是上選;但若以詩集為單位,綜論其「多」、「變」、「廣」,並考慮到
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則余光中詩仍然是那個時代裏一座雄偉的山峰。
《蓮的聯想》聯結「文化-中國」,愛情與美感,開發了「漢語性」的現代潛能,並且演
示一種辯證性(浪漫與古典),並非借屍還魂而已。《敲打樂》裏的「現代-中國」符號
,兼含羞恥與愛,其實與當時的主流並不相同。余光中能夠表現「多面化」的國族感受(
包含負面),顏元叔早就指出他並非「教條式的愛國主義者」。他以一種灰色、自傷、頹
廢的情調,戲劇化了半世紀來「中國人」的內在癥結。當然,他之所以能夠採取「反教條
化」的方式去書寫中國,恐怕與站在相對安全的位置有關。
《在冷戰的年代》很可能是余光中的最佳詩集,前此他在現代詩陣營裏仍是個遲到者。這
時,他獨樹一格的「新造無韻體」終告成熟,此體宜於鋪展、馳縱與堆疊,特別適合能雄
辯、擅氣勢、好修辭的(散文式)詩人。此外,他精準把握到「冷戰」時代下的精神困境
,因而寫出〈雙人床〉那樣極立體的名篇。
《白玉苦瓜》的民歌體淺易,但有社會影響力(他雖倡導「現代詩」可向「搖滾樂」學習
,但自己未必做得到)。至於與書同名的〈白玉苦瓜〉,則造及一種最圓熟的中國性(文
化傳統與近代苦難),恰恰滿足了中國意識走到極點的社會心靈。

詩有文本,有語境,有永恆性,有變動性。而與一時一地之社會心理相對話,乃是寫詩與
讀詩皆不能免的程序。今天的情境與余光中鼎盛時相較,已有極大的變化。若是以今律昔
,而說一九六○-一九七五年的余光中全是保守、滯後,因政治性而獲取文化聲名;或說
那種中國性違離了臺灣主體性,無甚可觀。我認為,並不公允。余光中的詩集(我是說詩
集,而非詩行)「高度濃縮」「強力體現」了特定時空斷層下的一種集體情感,這不是輕
易的,也未必是其他現代詩人所能與之爭勝的。
當然,詩人如何處理自己與時代、社會、政治之間的關係,或順或逆,可即可離。有時受
命運之安排,有時則為意志之抉擇,也是讀者評議詩人的一大關鍵。余光中在一九六○年
代(藉由學院、詩人、報刊)一躍而為文化英雄,自然有「勢」的輔助,但亦繫於個人的
才能、學識與意志,絕不能說只因投機或僥倖。在文星時期,他「以鋼筆與毛筆對抗」,
攻擊文化守成主義,仍具有一定的叛逆性。雖然就勢而言,他也傳播了一種美國價值。
瘂弦說過一段話:「詩以文傳,文以教授傳,教授以英文傳,英文以西裝傳,西裝以煙斗
傳。」這話未必專門針對誰,看似挖苦,但也揭示了一種文化現象。余光中詩文兼擅,中
西並修,自較符合文壇巨擘的要件;在重視「傳播」的現代情境裏,「文」之推波助瀾,
加上雄辯而幽默的演說能力,更使他如虎添翼。但若非他的詩具有某種質量,能夠召喚大
眾與青年,他也無法成為當時的詩界明星。
從《蓮的聯想》到《白玉苦瓜》,余光中的詩大致完成了「正典化」。此後,從香港時期
到高雄時期,他各發展出若干的詩意模組,續有進境;惟總的說來,不甚激盪人心。而在
文化論述上,他逐漸趨於「守成主義」,更在乎時間長流裏的「永恆性」而非當代世界的
「變動性」。於是,「余光中」遂凝定為一種符號,更像是不動的堡壘,而非騎兵隊。他
啟迪了許多起步期的青年作家,但他們未必都留在「這裏」。另一個關鍵形式是在港臺的
中學課本裏,他幾乎成了現代文學的同義詞。
作為課本裏一尊不敗的銅像,自然只呈現出合宜、滑順、圓熟的一面,而不及從前的叛逆
、潑辣、頹廢、愛慾與虛無。這固然是把余光中介紹給年輕學子,但也是限縮了他的形象
(同時也播撒了日後批判的種籽)。當然,余光中反覆發表「中文純化」、「古典為現代
之本」、「詩行要短要均衡」之論,也算是一種個人堅持或抉擇,後軍充前軍,求仁而得
仁。在這個層次上,他把自己活成某種國文老師的至愛,模塑著年少的血氣。

稼軒詞云:「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戰者,重迅疾、主犀利
、尚剛猛;一生鏖戰如徐復觀,也不免有所錯擊。余光中的論戰文字可以說是範本級的,
有戰常參,出師屢捷。但一篇〈狼來了〉,如矢既發,便鑄下了難以收拾的悔疚,乃至恥
辱。這篇文章一貫地執行了自己的「反共」立場,看來必勝;然而見獵心喜的結果,使他
流露了輕率、刻薄的態度。這不是文辭層次的失著,而是一項行為。
在當時, 余光中可能自認為執行了一個符合公共(國家) 利益的行動;而在實質上,則
不無損傷他人生命與尊嚴, 而成為一種「殘酷」。依照佛洛依德的觀念,道德的考量(
moral deliberation)也常基於明智的計算(prudential calculation),其缺失亦然。
而余光中之計算錯誤,或緣於他陷在單面的階級、認同與思維裏,欠缺更為深廣的同情與
設身處地。他既淆亂了文學/政治的分際,如今只好受到這團亂線的糾纏。
但若僅以「狼來了」事件,輕易將詩人歸檔,仍然是可憾的。在公共倫理上有所損者,有
時卻是現實生活或文學圈裏,具有風範、智識、熱情的良師。余光中去世之後,被他直接
或間接啟迪、賞識和教導過的後輩,頗多切身而正面的回顧與評議。有些更年輕的朋友認
為,這些都不足以為逝者辯;但我認為,公共倫理與私人情誼恩惠雖宜區分開來,後者之
豐富仍有助於我們認識一個詩人的「文學生命」。
余光中在詩史上的熱源來自於爭議性,但也立基於詩文本身的豐富性。面對如此多產的作
家,我們不必太在乎那些平緩之作,而應細讀其詩文精品。它們絕對足以構成一座奇峰,
我相信,明敏的年輕讀者仍可從中獲取或正面或側面的啟迪。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文訊》三八七期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7411
作者: ctra (流風)   2018-11-10 00:03:00
有他三本書耶
作者: chi12345678 (to Terabithia)   2018-11-10 06:32:00
推! \ ( ‵ A ′ )/ 推!
作者: sora60726 (sora0322)   2018-11-11 00:20:00
超愛唐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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