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Sitor Situmorang在1965年的悲慘事件發生後，
被軍政府關進了監牢許多年。他被釋放後，又在海外
流亡了更多年。1997年夏天，在時尚的、後殖民的雅
加達赭瑪拉咖啡館（Cafe Cemara），我目睹了、耳
聞了他的歸國。當時咖啡館所有桌椅都被挪到牆邊，
而我們，一大群衣冠楚楚的聽眾們，都坐在地板上，
挨著身子擠在一起。而詩人，跟畫家一樣，似乎總是
對空間與聲音很在行。我們翹首盼望著詩人。Sitor
在人群中央站了起來，稍稍停頓了一下，用普通、平
淡、日常的聲音說了聲：「革命」。接著他說：「No！」，
稍微大聲了點，然後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說：「No！」，
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大、「No！！」、「No！！！」、
直到他嘶聲尖叫、滿臉通紅，脖子上條條青筋爆突為止。
聽眾紛紛往後退縮，都挺直了上身往後靠，好像想離他
遠點。然後是一陣靜默，尷尬、死寂、冗長、越來越
失去知覺的靜默。我們跟他失去了互動。突然，一聲呢
喃，十分疲累、幾乎聽不清楚（還想讓我們聽見他的聲
音嗎？），他說出了：「Yes」。
摘譯自：
Rudolf Mrazek, A Certain Age: Colonial Jakarta through
the Memories of its Intellectual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