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F20週年之6】青春的戰役：訪TIDF青少年評審徐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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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以下簡稱TIDF）與富邦青少年發聲網合作的「青少年評審團獎」，
自2014年設立，至今已邁入第三屆了。從全台高中職學生招募而來的青少年評審，必須先
參加為期三至四天的青少年評審培訓營，透過觀看與討論紀錄片，認識影像語言的呈現，
並從中建立獨立觀點。培訓營結束後，TIDF會與富邦共同選出評審團成員，這群評審則得
再歷經三天密集看片與討論的過程，共同決選出該屆得獎影片。
青少年評審團獎，展現青少年不容小覷的能耐
「其實在國外，很多影展都有青少年評審獎，但是台灣沒有。我們很想推這件事，拜訪了
很多影展，TIDF是第一個誠意回應的。」服務於富邦文教基金會、長期與青少年接觸的楊
詠齡，笑著回憶起雙方合作機緣。
在台灣眾多影展競賽中，TIDF青少年評審團獎是一項創舉。「富邦青少年發聲網一直在做
的，就是鼓勵青少年主動關注生活週遭的人、事、物，產生自己的想法，運用媒體抒發觀
點，這個國際獎項的設立，是一個管道，讓台灣青少年的聲音可以被世界聽見。」楊詠齡
說。
無論是培訓營的學員，或是最後的評審團組成，富邦和TIDF希望這群青少年的背景是多元
的，他們不僅來自不同的城鄉，還有截然不同的觀影經驗，有跑影展的小影癡，也有初次
接觸紀錄片的人，這裡不是競爭的關係，而是透過分享與討論的過程打開想像和視野，在
差異化的衝擊裡激盪學習。
多元的價值，在給青少年評審團決選的六部入圍影片裡也感受得到。「那種好像要拍給青
少年看的片，學生最不喜歡看了。」楊詠齡以多年跟青少年接觸的經驗打趣說。這些入圍
影片不論內容或表現形式都很不一樣，選片的考量是打造更寬廣的紀錄片光譜，不會因為
是青少年而有太多限制。「我們相信教育應該更開放，年輕人的能耐比大人所想的厲害。
」一席話，讓人不禁思忖，在台灣有多少青少年的能耐被社會低估？
在台灣，其實有不少青少年不甘於只能在成人未滿與升學壓力的雙層夾縫中生存，這需要
一點反抗的勇氣甚至是憤怒。這次，我們訪問到第一屆青少年評審徐伯瑜，21歲的他年紀
雖輕，但回顧自中學以來發生的事，宛如一場又一場的青春戰役，其中有光榮、也有慘烈
，主旋律都圍繞著一件事：「青少年主體性的宣示」。
捍衛學生權利、推動校園民主，有時還有電影
和徐伯瑜約在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簡稱台少盟)的辦公室，一坐下來，訪談尚未
開始，台少盟的宣傳小冊就先遞了過來，有講兒童人權公約的、有講18歲選舉權的，不一
而足。雖然是TIDF的專訪，但他像是個辛勤的傳教士，把握時間、有備而來的為自己多年
投入的社會運動積極推廣。
事實上，在成為影癡之前，徐伯瑜已經先是個學運份子，高中就開始關注校園威權壓迫的
問題，甚至聯合NGO開記者會向媒體舉發，並且參加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認識更
多對社會倡議有興趣的年輕人。「我那時就對學生權利、校園民主、青少年政策福利有興
趣，同時又愛看影展，對我來說，這兩條線是並進的。」他說。
只是有時看似平行的人生經歷，總會在不經意時碰撞出創意。「2014那年我看了樓一安導
演的《廢物》，電影有談到青少年的困惑，還拍了用藥的鏡頭，我覺得好勇敢，也很感動
，但居然上映一周就下片了。那時我意識到，電影是可以帶入青少年議題的，於是有了來
辦青少年影展的念頭。」毫無影展工作經驗的徐伯瑜，就在這個膽識十足的想法萌生後，
隨即又發現了TIDF青少年評審的營隊，就像是射門前的一記意外助攻，將他的影展路向前
推進。
參加TIDF青少年評審團，結識策展夥伴
第一屆青少年評審決選出的得獎影片是洪淳修導演的《刪海經》，回想起評審過程，徐伯
瑜觀察敏銳：「評審過程是蠻激烈的，比較會講話的人容易成為意見領袖，各執一方，還
好那時我們有夠開放、平等的討論空間，沒有被干預，大家意見都有充分表達。」他始終
相信，青少年需要的不是插手代勞，只需要營造友善的環境，協助表達出想法，這個過程
，不管是主體性的建立或民主性的學習，都很必要。
聊到參加頒獎典禮，成熟的他難得流露粉絲神情。「看到名人也會歡呼啊，而且我們評審
有上台致詞，那是華山Legacy搖滾明星的舞台耶！」聊到那屆影展的收穫，徐伯瑜喜孜孜
的說：「拿到一張貴賓證，看電影看到爽。」那年TIDF的焦點影人是小川紳介，正好是他
最感興的社會抗爭主題，果然是三句話不離初衷。
再追問擔任評審對他日後的影響，他說：「認識了很好的朋友，評審裡有將近一半的人都
成為我影展的夥伴。」他說的影展，正是日後由他主導的那兩屆轟轟烈烈的台灣國際青少
年影展（TITFF, 以下簡稱「青少年影展」）。
自己的影展自己辦，青少年影展登場
第一屆青少年影展，什麼都不懂得他們，抱著初生之犢的傻勁與衝勁，只讀了吳凡（註：
TIDF活動統籌）寫的《電影影展》就披掛上陣了。當時徐伯瑜最大的堅持就是「自己的影
展自己辦」，舉凡找片商、談價、簽約、播映、賣票……等所有事情，都不假「大人」之
手。
「跟華山簽場地合約的時候，一邊蓋著我的章，一邊蓋侯孝賢的章，真的好帥喔！」得意
的表情，不小心又開啟了粉絲模式。「很多片子超感謝各方影人大力支持，像傅天余導演
的《帶我去遠方》就很阿莎力的跟我們說不用錢，只要我們自己去搬拷貝就好。」但萬萬
沒想到，事情沒那麼簡單。
他苦笑的說：「我學到的第一件事是——膠卷拷貝很重的好嗎！請找貨運公司去搬。」接
著又說：「像申請准演執照的事，還是華山的人提醒我們才趕著去辦耶，甚至到最後一刻
才知道售票在稅務上非常複雜，所以只好臨時改成全部免費，票都印好了，我們手工一張
一張蓋上非賣品的章，超累！」即使有富邦青少年圓夢計劃的資金做後盾，影展籌備後期
還是遇上了資金短缺，只好刪減宣傳預算。
在危機接踵而至的狀況下，還是披荊斬棘的交出了一張表現不俗的成績單。他說：「在完
全沒有心力宣傳的情況下，票房有五成耶，真的很感動。」回憶起那場觀眾人次破百的《
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流露出藏不住的喜悅，接著又說：「我們很認真邀請影人，
傅天余導演和《帶我去遠方》的主要演員都來了！男主角林柏宏還跟我們一起映後QA。」
雖然過程驚險萬分，但這個影展從選片品味到活動策畫，其水準絲毫不輸國內其他行之有
年的影展。
升格國際型影展，挑戰更大
第二屆青少年影展的企圖心更大，決定放眼海外，「升格」為國際型影展。當然有來自上
一次累積的經驗，但更實際的原因是徐伯瑜對影片「很挑」。他正色說：「我選片的宗旨
，是要以青少年為本位思考的，不會只是因為有青少年角色或講到青少年故事就好，像柏
林影展有個generation單元，就是我選片很重要的來源。」
他們甚至積極地前往首爾青少年電影節觀摩取經。「人家是去首爾逛街，我們是窩在電影
院，每天看3-4場電影。」雖然外語能力有限，但他對電影的語言隔閡自有一番詮釋。「
這是青少年電影的特色，不會用太艱深的詞，畫面就表達了一切，就算是移民、生死等深
刻議題，也很容易有共鳴。」所思所想，在在顯示徐伯瑜對青少年幼體化的反抗，他堅信
：「青少年有能力和大人一樣討論深刻的事情。」
即使如此，舉辦國際型影展勢必要面臨更大的挑戰。比方跟國外片商談版權，還要處理不
熟悉的外匯事務，舉凡海關、報稅、寄國際快遞這些事情，都沒有想像中的簡單。「影展
確實有很大的問題，明明有分工，我自己卻攬下了很多工作，加上彼此理念不盡相同，導
至很多工作混亂。」比第一屆更嚴重的資金短缺，再度迫使團隊要忍痛砍掉宣傳經費，連
影展手冊都沒有印製出來，知道這個影展並且來看片的人寥寥無幾。
徐伯瑜頓時面臨人生最艱難的時刻，極大的壓力與考驗讓他一度難以承受。「影展後期，
大家都很擔心我從這邊跳下去。」他說的是當時團隊借用的位於12樓的台少盟辦公室。崩
潰、失聯等脫序行為顯示出他的精神狀態亮了紅燈，經確診是憂鬱症。
期待影展復辦，提供青少年多元的文化體驗
訪談至此，宛如看了一部情節急轉直下的電影，只是真實人生沒有英雄騰空相救，也不會
有神蹟發生，真實人生的感人之處，是個人以其渺小卻強韌的意志面對現實的侷限。徐伯
瑜回憶起那段既痛快又痛苦的時光說：「因為影展，我跟原本很要好的朋友鬧得不愉快，
當初不爽的情緒，回過頭看真的很沒意義，我很後悔，現在也試著重新拉回這些朋友，畢
竟我們共同創造過不可多得的經驗。」
人要誠實面對自己的缺點很不容易，這需要莫大的勇氣，而我們彷彿陪他回望了一段屬於
他的年少時光。大學即將畢業的他，未來展望何在？他說：「當然希望青少年影展可以復
辦，也希望可以做好青少年非營利組織運動，讓五年十年後的學生有不一樣的文化體驗。
」言至於此，少年的目光再度抖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