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專訪TIDF策展人

作者: sandrinelin (桑德林)   2018-03-19 21:20:41
破壞,才有更多可能!——專訪第三、第四屆TIDF策展人王派彰
提到王派彰這個名字,相信許多觀眾應該不會太陌生。1999年,他曾與實驗電影創作者吳俊輝共組「影像運動電影協會」,他們引進、放映了許多實驗電影,又為了「搗亂」標下了第三、四屆,也就是2002、2004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現名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以下簡稱「TIDF」)。不久,他便擔任2005至2009年國民戲院影展策展人,精彩選片仍令許多死忠影迷懷念不已;而自2009年至今,則於公視《紀錄觀點》擔任委製編輯,致力於扶植新銳紀錄片導演,精選出所謂「能夠鬆動觀眾原本篤信的一切」的紀錄片。
猶記得第一次見到王派彰時,他看起來有點嚴肅,但隨著訪談內容越發深入,我漸漸發覺,那是對許多事物「不願妥協」造就的凜然。
王派彰原先在台灣學習美術,隨後赴巴黎留學,從美術、電影,純粹的劇情片到實驗電影的領域,看似迥異的專長也似乎有跡可循。他分享,小時候住的侯硐礦區有個給礦工看的影院,從小在戲院看電影長大的他,開始對制式的影像感到不滿足,直至巴黎唸書時,才打開另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幾乎每天都有影展的巴黎,王派彰開始接觸各式各樣不同的電影,而他也深受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啟發——德勒茲身為當代著名哲學家,從不缺席任何電影首映與試片,王派彰發現,其實德勒茲並非對電影感興趣,而是對電影感興趣的東西跟哲學是一樣的。王派彰說,「他(德勒茲)的目標永遠是另一個地方,他永遠把自己放在一個困境裡面,然後思考如何從這個困境裡面掙脫出去?」而王派彰對電影,似乎也從不滿足於現況,無論在哪個位置,都在挑釁、激發、創造影像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就是為了去搗亂!」
剛留學回國的王派彰,對臺灣的學術圈沒有信心,為了摸索自己的定位曾徬徨了一兩年。期間,猶如伯樂遇上千里馬般,他遇見實驗電影創作者吳俊輝,兩人一拍即合,對跨界、實驗電影有興趣的他們,便在十分拮据的境況下,舉辦放映活動,專選非主流的、很難被看見的實驗電影,從找拷貝到邀請導演一切一手包辦,沒想到竟然場場爆滿!
而當時TIDF已經舉辦了兩屆,王派彰坦言,「我一直覺得台灣的紀錄片太過狹隘,那當然是紀錄片,但那只是『某種紀錄片』。你不能說它不好,只是台灣紀錄片導演和觀眾的視野都沒有被打開。」
所以當第三屆TIDF改成公開招標時,王派彰與夥伴們決定去投標,「對於要怎麼把一個影展做得讓所有人都滿意,我們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們是要來亂的,我們要告訴大家說,紀錄片其實不是你們想像的這樣子而已!」
2002年TIDF以「跨越真實」為主題,他策劃了「距離╱開放」單元,目的是想挑戰當時被認為是正統、強調長期蹲點與就近觀察的紀錄片模式。然而,什麼才是紀錄片與真實之間「恰到好處的距離」?一定要「靠近」才能完成紀錄片嗎?創作者的位置又在放在哪裡?「距離╱開放」單元選映21部片,從最遠到最近,希望讓觀眾看到紀錄片中「距離」。「要改變導演就要先讓觀眾不滿,因為是觀眾要去看這些影片,所以當觀眾不滿這樣的拍攝方式時,你自然沒辦法照著你的方式去拍攝,所以我只有用這種方式去改變台灣的紀錄片。」他說。
而在2004年,他更策劃了「比紀錄片還慢」以及「凝視死亡」兩個單元。「比紀錄片還慢」,並非刻意選擇節奏緩慢的紀錄片,而是企圖反思在電視紀錄片的發展,以及「作為溝通工具」的社會期待下,使得紀錄片卻趨規格與制式化,失去了成為一項視覺藝術的可能性。
而「凝視死亡」專題則源自他個人的興趣。死亡一直是紀錄片的熱門題材,卻也基於攝影倫理、道德與隱私而成為禁忌,王派彰在影展特刊裡提到:「重點在於觀看而非死亡。」專題裡雖選映不少太過隱私或不忍卒睹的畫面,但有別於拒絕呈現死亡,在凝視的過程中,反倒為死亡(或生命)營造更多自由的空間。
然而,王派彰不諱言,當時仍將做影展想得太天真,「我們雖然是去標案的,但我們就是四個傻瓜。」第一次辦影展他才發現,在臺灣,策展人要負責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不只要負責節目策劃,還包括整個行政,再者,策展人沒有完整的節目策劃自由,有非常多人可以干預,令他十分困擾,現實環境也常碰到兩難,「我會碰到很多我該不該讓步的時刻,我不可能永遠說:『我的原則很高,我全部都不要,你跟我談是不可能的。』可是常常我答應了之後,我會思考很久,然後難過很久。譬如如果我答應把某部片抽掉的話,我就很難去講我對紀錄片的堅持是什麼。」
破格的視野:「先把觀眾的胃口養大,使其對現狀不滿!」
在TIDF之後,王派彰曾經一度拒絕影展。但在因緣際會下,還是接了光點台北的「國民戲院」影展,一接就是六年。而當國民戲院取得一定成果時,公視總經理馮賢賢便邀請王派彰進入公視,他輾轉到了《紀錄觀點》節目任職委製編輯,直至今日。
王派彰說,他喜歡紀錄片有無限的可能,能夠更真切體驗影像、體驗自由。而提到紀錄片之於觀眾的意義,他則相信,希望觀眾看完紀錄片後,能讓原本篤信的東西改變了、鬆動,連導演也不例外。他舉例,自己就常告訴導演:「如果你拍出來跟企劃長得一樣,那你就是白拍了!」
在《紀錄觀點》的製作上,他也將「洋蔥理論」放入思考——假如紀錄片有光譜的話,他希望能夠為《紀錄觀點》的觀眾展現紀錄片的不同層次、切面,甚至是極端。而在尋找創作者時,他也常鎖定一些沒拍過紀錄片,但作品卻有紀錄片影子的創作者,例如當代藝術大師陳界仁、剛拍完劇情片《歸來的人》的趙德胤。
「我記得趙德胤跟我說,他不知道紀錄片是什麼。而我告訴他,『我就是要找不知道紀錄片是什麼的人』。」最後他和趙德胤簽約,拍了《挖玉石的人》。王派彰說,「沒有紀錄片的框架,表示這個人是自由的,紀錄片一向被說是在為某些人爭取自由,那你(導演)自己的自由就不需要被爭取嗎?」
也因為不願妥協,不論是過往的TIDF,或是現在在公視,他從不將迎合市場放在第一位。他表示,在公視如果節目收視率漂亮是會有獎金的,「這很容易啊!但你知道Merce Cunningham這個美國知名編舞家嗎?他很喜歡謝幕時上台看觀眾數量,若剩很多觀眾,他還會很不高興地說:還剩那麼多!」其實王派彰知道如何操作可以皆大歡喜,但他卻認為自己的角色應該是不斷地挑釁觀眾、創作者,以激發更多可能。
多看紀錄片,「唯有紀錄片才能更真切的體驗電影是什麼。」
在公共電視的《紀錄觀點》任職,他也不諱言官僚與行政的壓力一直存在。時不時,他也會被問到《紀錄觀點》如何照顧各個群體,如女性、原住民、老年議題等。他說,「我會引用一句名言『永遠要站在雞蛋的這一邊』,可是我也問,如果雞蛋是錯的呢?」
對於紀錄片如何記錄、呈現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王派彰曾深思熟慮過。他指出,有許多台灣紀錄片的問題是,觀眾看完只產生了「我好幸福,他們好淒慘,所以我們該為現在的生活感到滿足了!」的想法。觀影前後,人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質變,而我們的紀錄片創作生態卻仍舊一再地生產對改變社會、世界沒有作用的影片,還可以搖著大旗說:「你看看我是站在雞蛋這一邊!」
對於社會的所思所想,其實都可從紀錄片作為出發。王派彰非常鼓勵大家多看紀錄片,尤其是年輕人,他認為,「唯有紀錄片才能更真切的體驗電影是什麼。」動輒五年、十年的紀錄片拍攝,都是導演耗費大量生命經驗才得以成就,而我們何德何能,能從別人的生命裡得到啟發與思考呢?他說,「看電影會幫助你了解,人一輩子都在選擇,它會讓你更有智慧地去判斷你要做甚麼決定,畢竟沒有人天生就懂得。」
來源
https://goo.gl/K4br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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