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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伊朗最重要的導演之一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1940-2016）於
2016 年 7 月 4 日，因癌症於法國病逝，享年七十六歲。消息一出，全球熱愛電影的人
們一陣譁然，紐約電影雜誌《The Film Stage》立刻以一則推文「我們恐怕失去了最偉大
的電影導演。」來表示對阿巴斯逝世消息的哀悼。美國名導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亦這樣回憶阿巴斯：「他是一個極度優雅、極有說服力，又相當沉靜，並謹言
慎行的人。」
「電影始於大衛．格里菲斯，止於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
如此空前絕後的讚譽，是法國新浪潮大導高達對阿巴斯電影美學的評價。作為伊朗電影新
浪潮的巨擘，阿巴斯出生在德黑蘭的中產家庭，父親是一位濕壁畫技法的畫家，自小耳濡
目染也喜歡畫畫，阿巴斯大學讀的並非電影，而是德黑蘭大學藝術系，曾擔任過平面設計
師，也從事攝影。在拍過上百部電視廣告以後，阿巴斯展開他的電影導演人生，然而，他
在電影創作上的表現，則一直要到《何處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The Friend’s
House，1988）後才獲得國際注意。
1979 年，伊朗經歷了伊斯蘭革命，這是一場關於西方價值觀與伊斯蘭傳統思想之間的矛
盾衝突，國家產生劇烈改變，電影業受到嚴重衝擊，電影一度停產；更有激進伊斯蘭教徒
到戲院縱火，認為電影腐蝕人們心靈。電影創作者以「敗壞道德」之罪被送庭審判，千部
公映過的影片被重新審查。保守一方對文化的控管越趨嚴格，在令人窒息的政治環境中，
人民看什麼、接觸什麼都受到限制，阿巴斯必需面對國家的審查制度，也因此讓他學會將
相關的政治議題埋藏在影像表層下。雖然面臨如此嚴苛的社會環境，阿巴斯依然留在家鄉
伊朗拍片，他曾說自己就像棵樹植根於此，樹木無需為孕育自己的土地過於擔憂，只要好
好地開花、結果就好。
2000 年以前，阿巴斯的作品都在伊朗拍攝，聚焦小人物說故事，關注邊緣的人們，例如
小孩、單身婦女、村民、勞工等在伊朗社會往往沒有話語權的人群，他偏好與素人演員合
作，時常到了拍攝地點才來尋覓角色人選。著名的「科克三部曲」（Koker trilogy）：
《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長流》（And Life Goes On，1992）、《橄欖樹下的情人
》（Through the Olive Tree，1994）這三部以伊朗北部科克地區為拍攝地點的作品，以
和緩的影像節奏、詩意的凝視、鏡頭遊走在伊朗獨特的黃土荒丘地景、櫛次鱗比循著階梯
上下的民居之間，跟著影片裡的主角——無論男女老幼，展開一場精彩的旅程。
《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一心要歸還同學作業簿的小男孩，不惜翻過一座山丘來到隔壁村莊
，而命運的陰錯陽差，帶領他展開了一趟尋覓之旅。而《生生長流》，則開始於 1990 年
伊朗大地震之後，科克是這次地震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阿巴斯擔憂兩位在《何處是我朋友
的家》演出的小演員，因而開車前往災區尋找，進而將在災後觀察到的一切發展成《生生
長流》這部雜揉真實與虛構的「公路電影」。片中的主角亦是一位導演，他帶著兒子開著
車，沿著科克地區被地震破壞的道路，展開探尋海報上電影男主角的旅程。沿途的殘垣斷
壁，雖有部分是事後搭景而成，但許多無疑是地震發生不久後，阿巴斯親自目睹的情況，
虛實交織中，阿巴斯牽引出的不單單是觀眾對大地震的關注或傷亡的哀痛——片中導演一
路尋覓雖障礙重重，但是他遇到的居民卻大多仍精神抖擻，孩子們記得地震當晚正在觀看
世界盃，大人們也關注哪隊能奪冠；《生生長流》正如其片名所示，即使發生如此嚴重的
天災，但影片中呈現出來的人性溫暖，正如同春風一般，徐緩地吹拂著這黃土大地。
獲得 1997 年坎城金棕櫚獎的《櫻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描述一位一心尋死
的男子，開著車沿路找尋願意在他自殺後埋葬他的人，漫長緩慢的公路歷程／人生，沒有
戲劇化的目的與動機，阿巴斯也不訴諸觀眾的同情與悲憫，只是在路程中緩緩展開生命意
義的辯證。
阿巴斯的電影，雖不直接控訴伊朗嚴密的審查制度，但他電影中的場景選擇，在在顯見、
暗示其身處的政治環境。阿巴斯電影的「在路上」同時反映出的是伊朗政府對人身自由的
嚴密限制——伊朗婦女不能夠在電影中輕易拋頭露面不戴頭巾，而家戶空間這類的私領域
，更是不能輕易地展露在人面前，這使得阿巴斯的電影中少見家戶內的場景，唯一可以自
由說話、自在展現的空間，只有在車內；車內的場景，車內的對話，敘事循著車子的行駛
而開展，是他長期在創作環境受限制的伊朗拍片而衍生出的風格（即使是在日本拍攝的《
像戀人一樣》，也幾乎有半個多小時的場景都在車內），一如蔡明亮電影緩慢風格的形塑
，有部分是因為他偏愛的演員李康生表演節奏緩慢而來。
沿著伊朗廣闊地景而延綿展開的無盡旅程，是阿巴斯作品常見的設定，藉由電影所開展的
「旅程」，延續到他晚期的創作。由茱麗葉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主演的《愛情對
白》（Certified Copy，2010）是阿巴斯擔任導演多年，第一部在伊朗以外拍攝的劇情片
，藉由片中男女主角對「贗品」、「真品」的價值論辯，延伸至愛情中、生活中種種似真
似假、虛實交錯、假戲真作、詭譎多變，讓人捉摸不定的本質。最終當然也沒有任何答案
，但影片就像是帶著觀眾一起走過了思辨的過程。而阿巴斯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像戀人
一樣》（Like someone in love，2012），依然延續著他一貫對電影的思考，對於電影與
觀看的關係、真實與虛構是否與看見與否全然對應？電影的開頭與結尾就是個武斷的選擇
，一如現實生活。
《希林公主》（Shirin，2008）是一部相當特別的作品。影片拍攝場景不在車內，而是在
電影院裡，阿巴斯以一個個特寫鏡頭凝視著戲院內正觀賞著古老波斯史詩為故事背景的電
影觀眾，114 位觀眾都是女性，涵括不同年齡層，她們都是專業演員，其中包含茱麗葉畢
諾許，以及一些被伊朗當權者封殺禁演的女演員，阿巴斯讓這些被伊朗社會忽視、禁制的
女性面貌，有了足夠被看見的可能性；他的鏡頭帶領我們跟著影片裡正在欣賞電影的觀眾
們一起經歷一趟「電影的想像之旅」，我們只看見銀幕上的光影／劇情，反映／反應在女
演員們臉龐上的樣貌，只聽聞些許聲響，不知道播放的電影劇情演些什麼，整個過程不發
一語，毫無敘事軸線，阿巴斯說「這是一部關於觀眾的凝視的電影」，影框內外的觀眾皆
實時性的經歷一部電影。
對於電影本質和（電影）時間的探索，在阿巴斯更早期的作品中便展露其關懷。 1995 年
為了慶祝電影誕生一百年而聯合四十位知名導演創作的短片集《盧米埃和他的夥伴們》（
Lumière et compagnie）——導演們各自使用盧米埃兄弟研發的古老攝影機拍攝一段
52 秒的短片，以闡述自己的電影概念；其中阿巴斯的 52 秒，拍攝了一段用平底鍋煎雞
蛋，由生到熟的過程，沒有任何鏡頭運動，就只是凝視，凝視時間在膠卷上施加的魔法。
而阿巴斯向他最崇敬的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致敬的影片《五》（Five: Dedicated to
Yasujiro Ozu，2003），五段定鏡的長鏡頭，展現了時間與電影最純粹的本質。
阿巴斯電影的互文性，以及虛實之間的交織，讓他的作品有了更豐富的美學層次。特別是
《特寫》（Close-up，1990）這部雜揉了紀錄片與劇情片特質的作品。故事來自一樁真實
發生的社會案件：一位貧窮的青年假冒自己是伊朗知名導演穆森˙馬克馬巴夫（Mohsen
Makhmalbaf），誘使人們掏錢出來幫助他拍電影、共織電影夢，最後事蹟敗露登上了雜誌
報導，阿巴斯看見以後，立刻決定要為這個故事拍一部電影。他跑去監獄找等待受審的青
年談話，說服青年與法官讓他在開庭的時候拍攝記錄。阿巴斯深感這起案件其實是兩位電
影迷（被告與原告）為了一圓電影夢，只可惜用了違法的方式而造成的錯誤，假冒的青年
並不是為了錢財惡意詐欺，因此阿巴斯請出了真正的馬克馬巴夫，在青年和受騙方之間協
調，促使假冒的青年能夠獲得原諒。並且在受騙方同意原諒青年，無罪釋放後，阿巴斯更
說服整個事件中的關係人，一起參與他的拍片計畫。
《特寫》片中所有的角色，都是以自己真實的身份與名字出現，重演了事件的重要橋段，
整部片由紀錄影像和重演的橋段交錯而成。而青年在影片的最後，也和真正的馬克馬巴夫
相見，兩人帶著鮮花來到受騙者家中正式賠罪拜謝，雙方在鏡頭前、電影中、真實世界裡
，彼此和解。阿巴斯的這部影片，將伊朗電影，甚至是全人類的電影更加推進了一步，《
特寫》不僅帶有義大利新寫實主義中對於社會現實的關懷，同時也帶有法國新浪潮電影的
個人美學特質，他讓電影的形式手法與社會功能發揮得更加極致，懷抱電影夢的假冒青年
以無罪、和解作收，難說不是因為阿巴斯電影的影響。
阿巴斯終身都為了自由創作而努力。但阿巴斯的死，卻因為醫療資訊的不自由流通而提早
來臨。在伊朗，病人時常不被醫生告知病情的嚴重與否，因為這樣的資訊封鎖，使得病人
無法及時接受合適的治療。病情後期，阿巴斯轉送法國就醫，但最終依舊挽回不了他的生
命。遺體送回伊朗德黑蘭，阿巴斯最念茲在茲的家鄉，但兒子 Ahmad Kiarostami 卻因為
政治立場與伊朗當局相左而無法回國參與。籠罩在伊朗上空的陰影，仍未散去。
相較於當代其他受國際矚目的伊朗導演，阿巴斯的創作並不直白地針砭伊朗的社會、政治
情況，他相當清楚電影唯有被更多人看見，而不是被審查制度擋在門外，才能發揮更多力
量，因此他的作品總是在現實主義與詩意之間尋求平衡，試圖為觀眾留下最多的解讀空間
，讓觀者自行運用想像把故事連接起來。
阿巴斯曾說過：
「伊朗的情況對任何有心從事創作的人是相當困難的，但我們都各自尋求能夠與這審查制
度共存的方式，有的人繼續留在伊朗創作，想辦法與審查制度周旋，有的人選擇移民他國
生活，有的人像我一樣，選擇在國外拍片，但我習慣伊朗這地方，所以我繼續居住在我的
國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沒有好壞對錯，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選擇自己能做的方式
，然後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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