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來》能否重贏知識分子的心？
初見張藝謀之前，我的腦海里還回旋著小學時看《紅高粱》的情景，記憶偶爾還會串行
，以為嘶吼著“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的不是姜文，而是張藝謀。待一個穿黑衣的人進
來，坐定，沖我笑，我才意識到，張藝謀已是一位64歲的老人。
他的臉的確很像兵馬俑，一張非常中國的臉，沒有第二個人的面部有他那種刀砍斧鑿的
質感。他不動時如同一尊遠古雕像，咧開嘴巴笑起來，又變回了憨厚的西北漢子。這種
雙重印象，讓我想起黑澤明的《影子武士》，武田信玄沉默如山，不怒自威，他的替身
卻是藏不住的扭捏與膽怯。這兩者，渾然統一在張藝謀身上，如同眾多歷史人物具有的
雙重性格。我問哪個才是他的本來樣子，他沉默一陣子說：“人一生中，只有幾百個，
甚至幾十個人真正了解自己，其他的多是誤解，以訛傳訛。”他常說的兩個詞是“不解
釋”、“算了”。
我一直認為，憑著這樣的性格和面容，張藝謀本可成為最好的男演員，中國的高倉健，
然而命運給了他另外的選擇，一條更危險、更有權力、掛滿桂冠也遍地荊棘的導演路。
《歸來》釋放的信號
5月16日，張藝謀脫離張偉平后的首部影片《歸來》將全國公映。《歸來》脫胎于嚴歌苓
的《陸犯焉識》，一部出色的“文革”小說。但張藝謀只截取了小說的最后部分，讓故
事從“文革”中的陸焉識逃回家看妻子開始，然后主要講述“文革”后，陸焉識和妻子
馮婉喻的“精神療傷”。陸焉識是上海大戶人家的少爺，回國后成了教授，上世紀五十
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文革”時被判處無期徒刑，終被平反。所以這是一部純正的知識
分子電影。當逃出農場的陸焉識進入鏡頭，形象和表演方式的反差，我一下沒認出是陳
道明。他表演中的霸氣和夸張完全消失，變得含蓄隱忍，身上的書卷氣也契合大學教授
的身份。影片中打動人之處，也多發生在陳道明的表演情節中。
張藝謀說，陳道明很努力，很多場景他會提供三四種表演方式，而張藝謀剪取最不演的
那一條，那最符合知識分子的身份，也融于影片的風格。陳道明的改變，背后是張藝謀
的改變。
講述“文革”的電影并不好拍。《活著》有大段情節正面講述“文革”，讓葛優成為戛
納影帝，也給張藝謀帶來了遭禁的厄運；田壯壯的“文革”電影《藍風箏》遭禁，本人
更被“禁賽”多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也命運多舛。不可否認，這幾部直面“文革
”的電影，成為中國藝術電影的高峰，也成為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史詩。張藝謀新片仍然
對準“文革”這一敏感區，既顯示了某種選擇，也釋放了一種信號。
但張藝謀從來不是跟體制死磕的人，他接受了之前的教訓，《歸來》雖然從“文革”講
起，但并不直接表現，而是瞄準了“后文革時代”，講述“文革”后療傷的過程，講述
“文革”帶來的次生災害，解釋更深層次的痛苦。你可以當成家庭倫理片來看，這是它
催淚的地方，也可以作為“文革”電影來解析。張藝謀對記者說，《歸來》和上述幾部
“文革”電影不是并列，而是前后繼承的關系。“文革”如二戰一樣，在幾十年、一百
年之后，也仍然值得文學家和導演深度挖掘，反復吟唱。
不得不承認，無論從應對審查還是藝術表現，《歸來》的角度選取都令人叫絕，顯示了
張藝謀的精明，以及對尺度拿捏的精準。離開了張偉平，不再有商業票房壓力。對商業
電影的厭倦，再加上作家的輔助，張藝謀開始向藝術電影回歸，并向他的老朋友們（后
來成為老對手）——知識分子靠攏。
與知識分子的恩怨情仇
幾年前，《三槍拍案驚奇》放映前后，張藝謀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過一句話：“
想讓知識分子笑，很難。”一句話道出張藝謀對知識分子的五味雜陳。
在鬧僵之前，張藝謀和知識分子其實有過長時間的親密關系。張藝謀早期的電影，往往
有出色的小說作為母體。那時候張藝謀和莫言一塊種高粱，和余華、劉恒一起改劇本，
他對文學和作家甚至尊敬到了虔誠。1987年《紅高粱》放映后，體制內老干部大怒，認
為張藝謀靠宣揚愚昧落后、展示民族丑陋一面討好外國觀眾，群起批判《紅高粱》是“
詆毀祖國，詆毀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但這部電影得到百姓的喜歡，思想新銳的知
識分子更從中解讀出了時代氣息，對電影給予了熱情的支持。
《活著》的遭禁，讓知識分子對張藝謀的支持和同情達到頂峰，但張藝謀本人的感受要
苦澀得多，他更在乎的是電影能不能被國內的觀眾看到。知識分子的批評聲音從《一個
都不能少》開始。1999年，《一個都不能少》參賽戛納電影節，電影節主席雅各布公開
表示不喜歡，認為是在替政治做宣傳。張藝謀發表《給雅各布的一封信》，不接受西方
對影片的政治化解讀，宣布退出戛納電影節。這種向西方說不的姿態，激怒了國內知識
分子，一封信成了決裂的開始。
決裂的標志是《英雄》，票房取得空前成功，但影片體現出來的價值觀令知識分子憤怒
。著名學者崔衛平認為影片“以法西斯美學為極權者找合法性”。張藝謀沒有辯解，但
跡象顯示他深感委屈。采訪時他對我說，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批評有些過度政治化，因為
他拍《英雄》時根本沒想那么多，而且當時他想拍另一個結尾，即秦王陳道明欺騙了刺
客李連杰，只不過念頭閃了一下沒有去拍，如果采用這個結尾，結果就會完全顛覆。
此后《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三槍拍案驚奇》，甚至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讓
張藝謀戴上了“紅衛兵情結”“裝修大師”等頭銜，他成了知識分子的公敵。最激烈的
批判來自2004年，北京《藝術評論》組織“張藝謀和中國電影藝術研討會”，批評張藝
謀“追逐名利、失去靈魂”“崇洋媚外、討好西方觀眾”“有文化戀尸癖”，等等。
知識分子的天然使命是社會批判，而作為中國導演來說，批判意味著各種各樣的死法。
深知這一點的張藝謀，尋找適合生存的空間，贏得了市場、票房，但失去了知識分子的
心。這也成為張藝謀心中的隱痛。他說知識分子的批評有道理，但又抱怨他們過度政治
解讀。
從這一點，張藝謀“歸來”的意義，既是離開商業挾持后向藝術電影的回歸，也許更是
張藝謀向知識分子的回歸。但只有等到《歸來》上映，我們才會知道，知識分子會不會
重新接納他，歡迎他的“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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