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先生是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歷史學家。
90高齡的他，客居美國六十年，零距離觀察美國的歷史與現實，
集成作品《許倬雲說美國》，
“謹以這本可能是我最後的著作，呈獻我妻曼麗，願世界和平，讓我們餘年安寧。”
“回顧初來美國，曾經佩服這一國家立國理想是如此崇高。
在這裡客居六十年，經歷許多變化，常常感慨如此好的河山，如此多元的人民，
何以境況如此日漸敗壞？我以為，美國的起源是清教徒尋找自由土地，
其個人主義的'個人'，有信仰約束，行事自有分寸。現在，信仰淡薄，
個人主義淪於自私。民主政治必須有相當充實的群體意識，以此來聚集人心。
目前各種群體漸趨散漫，民主政治難有聚焦。資本主義變質，
財富成為統治勢力之寄託。美國社會解紐，弱勢階層人數眾多，
因其心懷不平而易受政客煽動，出現柏拉圖所謂的'僭主體制'。
最近特朗普執政，即是譁眾取寵的現象所致。
我認為，對於美國政治的匡正之道，首要在於糾正個人主義的偏頗：
人之為人，在'人'有提升心靈性情的可能，'人'也有合作樂群之需求。
循此二端，'個人'不再自私，也無復孤獨。
社會福利制度立足如此基礎，將可以落實為公平公義。
但願這番陰霾早日過去，美國回到坦途。
兩岸青山，江聲浩蕩，歷史長河，將全球人類帶入大同世界。”
《許倬雲說美國》是一部了解真實美國的通俗佳作，促使我們反思關於美國、
西方民主政治、現代化的想像。也許作品中的論述與省思，有不盡認同之處，
但字裡行間透出一位學者的志趣、雄心、殷切，令人感佩。
未來的世界與中國 許倬雲
這是《說美國》的最後一章，在此我想將前文所說的美國的現象，
與中國的處境互相對比，作為對中國前途的警示。
起筆寫這一章的時候，恰巧有一本新書出版，
乃是哈佛大學美國史教授拉波爾（Jill Lepore）所寫的《如此真理：美國的歷史》
（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本書幾乎長達千頁，
對於美國的過去有深刻的反省。從“如此真理”這四個字，
可以看出其以反諷的筆法來檢討美國立國的理想和實際之間的落差。
該書思想深刻，文筆流暢，使人欣賞其文采，但也令人心情沉重。
這本書一開始就說到美國立國：二百五十萬歐洲白人，進入了這一片“新大陸”，
擄掠、奴役了兩千五百萬的非洲人，幾乎逐滅了五千萬新大陸的原住民
（以上人口數字，與大家理解的數字稍微有參差）。在這塊廣闊肥沃的新土地上，
白人無所不用其極，奴役其他種族來開拓土地，大量開發礦產和森林資源。
作者認為，這種機遇歷史上史無前例，將來也不會再有新大陸供人類揮霍。
她也指出，這種機會使得白人在近代世界史上佔盡了優勢，成為世界的霸主。
從該書一開頭就可以見到，白人的優越感實際是美國文化的盲點。
於是她指出，美國歷史充滿了矛盾和衝突：在號稱自由的土地上，奴役他人；
在征服的土地上，宣告主權；在奴役他人時，宣稱自由；
永遠在戰鬥，把戰鬥當作自己的歷史和使命——於是，
美國歷史呈現為一個織錦的圖案，上面有信仰、有希望、有毀滅，也有繁榮，
有技術的進步，也有道德的危機。
到了18世紀初，雖然有許多教派進入新大陸，然而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大概只有20%。
到了18世紀末葉，也就是美國獨立建國的時候，則已有80%的人經常上教堂。
因此，在美國建國的理念中，對神的仰望和依靠成為新國家立國的宗旨；
人類的自由與平等是神的恩賜。一個排斥其他信仰、文明系統的國家，
竟自以為是在神的恩寵之下，得到特殊的地位。美國所崇奉的人間的平等和自由，
雖然是神賜予人類的，但是這賜予的對象卻是經過選擇的，
也就是在單一神信仰之下的“選民”，才配得到平等和自由。
這也是反諷：不證自明的自由和平等，只是在“我們”自己人之間自由
平等，對於外人卻是另外一回事。
從這種語氣上我們能夠理解，該書的書名“如此真理”乃是明顯的反諷。
不少人相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是適用於所有人類的“普世價值”。
不久前弗朗西斯·福山宣稱，美國的制度就是市場經濟下的自由經濟，
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民主選舉的政治體系，乃是歷史的終結。
福山的意思是指，人類的演化到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狀態，從此只需時時微調而已。
然而，拉波爾的這部著作，卻指陳了美國歷史中無窮無盡的衝突和矛盾、對立和分裂。
18 世紀以來，這一新國家締造之後，很快因為這個新土地上幾乎無限的發展空間，
取得無窮資源，進而累積巨大的資本，開啟了工業化，以機器代替人工勞動。
因此，人類創造了嶄新的文化。這一迅速開展的工業文化體系，
經歷一個世紀的繼長增高，將美國的地位推向巔峰。
在最近二三十年內，我們所見到的是機器的不斷更新，
把管理機器的工人也拋出了生產線。生產能力增加的同時，
沒有職業也沒有產業的人群增加了。追求快樂，追求福祉，
慢慢替代追求生產和追求財富。
拉波爾這本書的結論是：國家在分裂，城鄉在分離，社會在分化，人群在離散，
到最後，“個人”陷入“粒子化”—這些現象，我在前面各章都已有敘述。
拉波爾宣稱，面臨這種對立和分裂，雖然美國在不斷嘗試、
不斷創建新的理念空間，但這究竟是能夠解決問題，
還是注定遭遇到了一個衝突矛盾之下的難題，終於難以避免徬徨與迷茫？
她特別指出，19 世紀中葉是另一個轉變的關口，已經面臨過如此的困難，
那時候是理性和信仰、真理和宣傳、黑和白、奴役和自由、
移民和公民的對立——凡此種種的矛盾，終於導致了美國的內戰。
內戰終結後重建的過程，其實至今沒有完成。
從內戰到今天，種種民權運動都是為了要掙扎、擺脫上述幾乎已經視同“命定”的矛盾。
今天，我們也看見世界走向全球化，但是，“群眾”擁護的僭主，
卻將美國啟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當作災害，寧可向全世界挑戰，以保持美國優越的地位。
這一種現象，也正是希臘歷史上柏拉圖所指出的、幾乎難以避免的困擾：
在五種政治制度之中，群眾專政是最沒有理性的一項。
這一個現象，也正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麥迪遜在起草美國憲法時非常擔憂的情況，
而今天“僭主政治”居然出現了。
“僭主政治”之外，我們也看見這幾十年來，財富越來越集中，
佔總人口中0.1%以下的富人，卻掌握了美國一半以上的財富。
實質上，富人早已統治了美國：
從殖民時代開始，就已經有號稱“波士頓婆羅門”的豪門大族，掌握了財富，
掌握了權力，同時也掌握了教育。中產階層雖然經過二百年來的發展，
但終究無法代替前者掌握政治影響力。柏拉圖當年提出的五種政體之中，
美國建國理念的設計號稱“民主政體”。
實際上，美國的政治體制是富人政治為體，寡頭政體為用，
加上目前群眾擁護的僭主政體，至今美國祇差還沒有出現軍人政權。
從目前情況看來，柏拉圖盼望的哲人、賢能政體，在美國大概不可能出現了。
最近還有一篇刊登於《大西洋雜誌》的文章，提了嚴重的問題，
即美國的民主是否正在死亡？這位作者提出，理性和情緒應該可以互補，
但卻是兩個相衝突的因素。在美國的政治上，群眾人多勢眾，卻因為判斷力不足，
憑著直覺的情緒往往否定了理性，以至出現怪異現象：總統譁眾取寵、倒行逆施，
卻自詡為群眾謀福祉，為國家護霸權。這篇文章，毋寧是在呼應拉波爾同樣的擔憂：
理性與情緒之間無可解決的矛盾，終於會將美國原本出自善意的立國理念、
這一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實驗扭曲，陷入難解的困境。
這是拉波爾引用希臘神話中俄狄浦斯左右兩難的困境，終究難免淪落於毀滅。
行文至此，我自己的心情非常沉重。六十年前，我滿懷興奮進入新大陸，
盼望理解這個人類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為立國原則的新國家，
究竟是否能夠落實人類的夢想。
六十年後，卻目擊史學家、社會學家正在宣告這個新的政體病入膏肓。
回顧故國，自從清朝末年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賢俊盼望找到方向，
將中國改革為庶幾能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的狀態。
現在，西方原本最接近理性的美國政治體制，居然淪入如此困境！
中國將來的途徑應是如何？我願意在檢討美國歷史之時，向台海兩岸的中國人，
一抒個人的感想。
中國文化曾經有過長期演變，自先秦以下有過幾次大修改，
但其根源還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道家的基礎上，再加上印度傳來佛家的因素；
而在最近，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科技和自然哲學的影響。
中國秉持的文化營養豐厚，上面所說的主客、內外因素，
已經涵蓋了世界主要的文化體系。甚至於最晚起的伊斯蘭教系統，
在中國的影響雖然不大，但在明朝以後也進入中國的文化系統之內。
總結一句話，中國取精用宏，最後組成至今仍在人心的文化體系：
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社會倫理觀。
括而大之，由人的世界擴張到對宇宙的理解。
以時間軸上想，個人接受了許多過去的積累，也許是包袱，也許是資產；
向後看，由“我”開始，將我所取得的交給我的子女、後代。
從社會空間、自然空間和時間軸線三個向度上，
人類組織了一個“恕”的境界，一個將“心”比“心”的巨大系統。
我們尊重自己，所以也尊重別人；人與自然共存，所以不能蹂躪自然。
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聯繫，在中國人心目之中，不須有名有姓的神明作為保證，
而是以人的理性和情感交融，構成自己心中內在的神明。
這個神明是過去的歷史替我們培養而得，“人”有責任在這神明的指導之下，
也就是“良知”的指導之下，以“良心”對待他人，以“良能”與自然共存。
凡此，亦即根據中國人的知識論、倫理觀及宇宙觀，謹此提出一些觀察所及，
讓我們從美國歷史的成敗興衰擷取教訓：
學習其成功的經驗，避免其失誤的軌跡。中國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世界，
由此警惕，或能避凶趨吉，走出一條順利通暢的路徑。
第一點，最近幾十年，台海兩岸工業化和城市化突飛猛進。
尤其最近二十年左右，幾乎已經將所有的田園都轉變成為城市。
在本書前面屢次談到，美國都市化現象導致社會的解體、
個人粒子化以及社區之間的分裂和對立。
最可怕的是在水泥叢林之中，每個人都是迷失的個人，孤獨而迷茫。
台灣曾經自豪於“無米樂”，拋荒耕地，購糧他方；
大陸各地的農田一片一片地轉化為工廠和住宅，
也就是農業消失的時候—天地之間不再有植物的遮蔽和水土的保持，
肥沃的土壤一層一層剝落，隨風而去。
其實農業與工業並非不能共存，以農產品加工的過程而論，
一樣可將工業生產這一部分與農業結合，植根於土地之上，而不是剝削土地。
人類應該適應自然，而不是蹂躪自然。
美國的經驗是，過去開發內陸，將河流拉直、處處築壩——今天，
我們看見的新聞，大雨一來就洪水遍地。美國本來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林區，
然而，最近山火整年不斷，就是因為高山融雪和森林地下蓄水，
都已被截流轉移為城市的用水，以至於森林沒有足夠的水源，一到干季，
山火隨風而走，連片的林區，數十萬、數百萬的樹木化為灰燼。
如此浪費水資源，使大自然蒙受嚴重傷害。
美國使用機械深耕，大量使用化肥與殺蟲劑傷害土壤、剝去表土，每收穫一次，
一尺到三尺深的表土隨風而去。
我們擔心，五十年之內，美國內陸的大片平原將變成巨大的沙漠。
中國不應該一味跟隨所謂現代化的世界，將城市作為主要的居住形態。
中國人口居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能不考慮食糧自給自足。
台灣地區的可耕地面積甚小，更不應不珍惜土地資源，盡量保持適當的食糧自足率。
第二點，在中國的文化體系之內，人有生存的價值，每個人都應該有生存的機會。
自己希望能夠存活，就不要剝奪其他人存活的權利。
因此，人的生存權利應當有所保障，公權力必須在財富的分配上，
使最窮困、最無助的弱者也有活下去的機會。誠如《禮運·大同篇》所說，
幼有所養，壯有所用，老有所終，鰥寡孤獨窮困者，
都可以存活—這也是近代全世界都在注意的社會福利。
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從羅斯福新政以來不斷在改變，然而至今還趕不上歐洲，
尤其是北歐國家的周全。
台海兩岸，最近幾十年來財富成長了，但是窮富之間的差距巨大，
窮困者生計艱難。內陸農村和邊緣地區，一般百姓生活條件嚴重不足。
中國廣土眾民，如果將社會福利都集中處理統一籌辦，其實未必合適。
美國經驗表明，幾十年來，社會福利已可給每一個無業者或是無收入者，
提供基本生活的費用；然而，社會沒有適當的工作可以安置他們。
他們仰仗社保基金補助，活得沒有尊嚴也沒有意義。
北歐的制度是將這些最需要幫助的窮困人口置於社區照顧，
數千人的社區就地安置窮困人口。社區可以向中央要求撥款，
由社區支配照顧區內需要幫助的弱者。如此授權，可以按
照個別情況直接處置。這一富有彈性的措施，即可避免美國已經出現的窘況：
將近30% 的人口想要工作沒有機會，而其他地方需要勞力卻無人填補工作缺額。
中國大陸目前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內有若干不同級別的少數民族的自治區。
每一級地區——省級、縣級及市級，都有相當的自治權，就地處置只有當地能理解、
監督的問題。在如此安置之下，港、澳、台等地區都能在不同程度自治下，
得到因時、因地，因應各區歷史背景、文化特色和獨特理念的治理方式。
第三點也是有關政體的問題。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之後，
實質上施行的是國有資本和自由市場並行的經濟體制。
中國許多的巨富，有的是憑著自己的努力，例如阿里巴巴的馬雲。
然而不可諱言，有些財產的累積，卻是經過假公濟私獲得了致富的機會。
我以為，未嘗沒有預先防堵之法。若干人民生活必需的公用事業，
例如交通、能源及補助收入不足者的共有住宅建設，應當收為公有，
由國家以各個層次的公權力，組織管理這些與民生有關的各種事業。
公家尤其不能將土地輕易地釋放，作為私人致富的本錢。
其他行業可以讓私人經營，憑本領取得合理的利潤。
政府可按著利潤的比例徵收所得稅，這些與民生有關的各種企業納稅以後，
如果還有巨大的盈餘，應當由國家設置“信託基金”投入社會福利，
補充公家承擔之經費。
或者，私人企業合理利潤之外的盈餘，都應當存入這個基金。
該類信託基金乃是產業所得，用於進一步發展這一產業：
由公家與民間企業合組的管理機構，聘請專業人士管理支配，
支援有關行業進一步發展。又例如可以設立“創業基金”，
支持創業的年輕人放手施展。風險創業基金可以讓有志開創者藉用本錢，
在他成功後，將盈餘相當一部分歸還基金。又例如“開發基金”，
用來支援開發新資源，開發過程中需要設施。
以上各項，不外舉例言之而已。主要構想是開發新利基，都由公權力通盤籌劃，
支援各種投資需要項目。台灣省在1970—1990 年代，設有紡織業、
信息工業等項目的發展基金，支援同業開拓事業，這種方式的行之有效即是例證。
土地或建築的價值，可以仿照孫中山先生的原意，土地的增值按值徵稅，
過分漲價的部分都應該歸於公有。這部分的錢累積作為公有住宅的建築，
只租不賣，供應年輕人和收入不足者，使得居者有其屋。
新加坡在這一方面的實行，已有相當的成效—如此措施，
才能夠使得百姓享受安居樂業的福祉。這一部分收入即可儲備，用於都市更新經費。
第四點，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和西方標榜的民主體制頗為不同。
中國人的人身自由，應該有憲法的保障。只是，管理國家應當是相當專業的工作，
美國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在立國之初並沒有普及於全民；民權運動到今天，
確實已經落實到每個成年人都有一票。
然而，柏拉圖早就警告：群眾政治會產生僭主的困局。
無可諱言，“群眾”並不一定理性，如何避免非理性的選票，
選出來非理性的人物，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不但總統選舉如此，選舉各級代議員或者地方首長都會有這種“僭主現象”出現。
例如美國芝加哥的市政，幾乎有五六十年一直被戴利家族獨霸。我居住
的匹茲堡，也有幾個政治世家代代出市議員、州議員甚至國會議員。
這種現象，都是在群眾盲目地按慣例行事而致。“特朗普現象”也是一個明顯的個例。
美國總統大選，有所謂“選舉人會議”制度。當初設計時有兩個理由，
一則因為當時不少地區與首都之間距離遙遠，各處的投票結果難以及時送到首都，
遂由選舉人將各州的選票數字帶到首都開票，決定當選人。
另外一個理由則是立國之初設計時，麥迪遜等人曾經考慮選舉人代表，
實際上可以被選民授權，在最後投票時改變該州選擇的人選。
這一考慮，即是將群眾的選舉，委託一群知識程度較高也得到群眾信任的人物，
代表該區選民調整各處選票的選擇。
孫中山先生當年設計中華民國的民主體制時，有“國民大會”作為選舉總統的單位，
他的用意可能就從麥迪遜等顧慮得到啟迪。這種間接民主的方式，
在特殊情況下能匡救不足，例如兩位候選人所得票數非常接近，
即可以由“選舉人代表”當場再投票決定勝負。
間接投票確實也有弊端，可能有一批人長期盜用民意，以貫徹他們私人的意旨。
這一個弊端和群眾盲目投票的弊端，兩相比較，間接選舉未嘗不是補救之道。
前文所說，在理性和情感之間如何做抉擇，就在如此關鍵處，在設計時預設補救的考量。
第五點，政治是處理大眾意志和處理大眾委託事務的制度。
今天的社會，尤其是國家層級的複雜社會，許多政務牽涉到專業的考量。
以美國製度而言，選擇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必須考慮到候選人的法學專長是否夠格。
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是選擇在經濟學、市場學、貨幣學各方面都有特別專長的專家，
送請國會認可，請總統任命。有關國家安全的聯合參謀總部，是軍人之中最有能力、
最有專門知識的人合組。
除了這三個單位以外，美國的國會議員並沒有專業要求。
國會議員組成的各項專業委員會，要處理全國專業問題，往往荒腔走板。
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中，法家這一家實際上就是以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理論知識，
落實於“賢能政治”。法家著重的是專家的知識，以及專家知識施行的考核。
第六點，美國的制度是總統制，而且有一定的任期，
一個適任的總統，做了八年也夠累了；
如果總統不適任，只忍耐一年於國於民也非常痛苦。
英國的制度是內閣制，立法部門的代表中對於某一項目具有專業能力，
即被首相選擇作為有關部會首長。
於是，政務的執行和立法的原意可以融合無間。
首相的任期沒有一定的規定，做得好可以一直做下去，
做得不好隨時可以因為民意的反對，迫使國家元首英王下令，重新選舉改組內閣。
這兩個制度之中，英國的制度確實是有彈性，也有效率。
法國制度是英美兩制的混合，不上不下，至今法國已經五次更換“共和”國體，其內閣
未曾安定。法國的政治功效，也從未獲得好評。
凡此議論，乃是野叟獻曝，以備將來參考。我年已八八，僑居海外，
故國種種，我已經沒有發言的資格。
只是塞馬依風，越鳥棲南，總盼望中國一天一天更好，
也希望這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民族，能在世界上採取列國體制之長處，
創立一個最好的綜合體制，為億萬百姓求福祉，為天下萬世開太平：
建設一個大同世界的楷模——願以“過客”個人管見，結束六十年的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