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726/cc26bambooslips/zh-hant/
本文最初發表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紐約時報中文網翻譯、發表此文，獲得了《紐約書評》的授權。
在北京準備舉辦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香港發生了一起小小的戲劇性事件。時間再往前推兩年，有幾個文物販子搞到盜墓賊從中國的中南部掘出的一批泡在水中的竹簡。這些文獻當時已經走私到了香港，存放在一個保險庫裡，等待著買家。
華人世界裡的許多大學和博物館都表現出了興趣，卻不願出手購買。這些文獻寫在數千枚的竹簡上，大小跟筷子相當，其歷史似乎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個思想非常活躍的時代，催生出中國最偉大的思想流派。但它們的真實性仍然存疑，而且購買贓物也有違道德。之後，到了7月，一位匿名的清華大學校友開始介入，買下這些受潮了的竹簡，將它們運回位於北京的母校。
校方當機立斷，任命中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時年75歲的李學勤擔任專家組組長，對竹簡進行研究。7月17日，研究人員小心翼翼地把竹簡放進裝滿水的搪瓷盆，希望能複製讓竹簡的纖維材質得以長時間保存的環境。
第二天，災難發生了。研究團隊的成員驚恐地發現，薄薄的竹簡上已經開始出現黑點。一天的工夫，黴菌就能把竹簡蛀穿一個洞來。校方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指示該校最好的化學教授要想辦法保護這些竹簡。
在接下來的幾週，科學家們日以繼夜地工作。那時，校園裡空蕩得有些反常——原來學生已經放假，其他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校園東邊數公里之外的奧林匹克公園。為了這次運動會，舉國上下保持高度戒備，安保部門禁止科學家把穩定劑帶入這座戒備森嚴的都城。但校方再次全力相助，說服有關領導保護這些竹簡是國家應優先考慮的事項。到那年夏天結束的時候，李教授和他的團隊獲得了回報：這是一批幫助我們對爭論不休的中國歷史進行重新理解的珍貴文獻。
直到現在，這場革命主要還是侷限在古文字學界和釋讀古文獻的專家。基於清華大學對清華簡的解讀，加之過去20年間其他的幾處考古發現，它的重要性正慢慢地滲透至其他學科。雖然在西方，這批竹簡的重要性遠未獲得廣泛的認可，但在中國，隨著這批文獻的整理和發表，報紙和電視台紛紛進行報導，已經激起了許多人的興趣。不過，這些出土文獻所帶來的影響，還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方能為人所領悟。
這批竹書之所以重要，還是因為它們異常久遠的歷史。通過碳-14測年，它們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300年前後。時值戰國時代思想學說發展的巔峰期，那是一個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的動盪時代。在這段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包括關注等級關係與社會責任的儒家、追求與道（一種元氣）達成統一的道家、主張嚴格遵守法令的法家，以及主張平等的墨家。兩千年來，這些思想流派支撐著中國社會和政治。直到現在，習近平也對這些學說大力宣揚，作為一黨執政的支柱。
這批新發現的文獻，挑戰了長期以來有關這個時期的種種定論。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政治思想家考慮到官員的任人唯賢，最後產生了著名的科舉制度，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的帝制官僚體系。
但這批竹書顯示，當時的一些哲學家認為，統治者也應該憑本事而不是根據出生進行選擇——這跟傳統統治中國歷史的世襲王朝大相逕庭。從這批竹書中，我們還能看到，即便是在所謂的世俗化的儒家世界裡，巫術和占卜比我們過去一直所以為的要更為盛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那時，聖賢們並非心悅誠服地擁護各自分立的哲學流派，而是各種觀點競相交鋒。思想界顯得更為靈動不拘、生機勃勃——後來甚少出現觀念爭鳴如此明顯的時代。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建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帝制王朝。之後，這些互相競爭的觀點就消失了。秦始皇試圖通過焚書來統一意識形態，這成為中國文化史上最慘痛的浩劫之一。現代歷史學家質疑究竟有多少書真的遭到焚燬。（更多作品可能是進入到皇家的編修項目中——用新的標準字體把竹簡上的內容重抄到新的技術應用上，例如絲綢的捲軸，以及後來的紙張。）但事實是，兩千年多年以來，我們對中國數量眾多的哲學流派的全部知識，都受到了秦統一以後修訂文獻的限制，更早期的版本以及相互競爭的觀念都消失了——直到現在這批文獻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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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世紀初中國帝制的解體，反傳統者利用古代文獻的缺失，對中國歷史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質疑。以顧頡剛（中國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為首，這場「疑古」運動對中國人數千年來所接受的歷史知識提出了質疑，從最早的一批朝代是否真的存在過，到偉大哲學文獻的統一性，不一而足。在顧頡剛及其支持者看來，中西曆史很相似，開始都是以神話和口述傳統的形式出現，很晚以後才逐漸有了文字記載。這些觀點貌似有理，只是依賴對傳世文獻的細讀來尋找破綻，並沒有考古證據的支持。
在1949年共產黨勝利之後，這種質疑歷史的做法遭到取代。歷史通過另一種定焦鏡頭來加以解讀：馬克思主義把人類社會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刻板劃分。雖然在一些中國的博物館裡，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這種劃分方式，但由於毛時代的各種災難讓人看透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今天已經不大有人真的相信它。
不過，在此後的許多年裡，隨著中國努力塑造新的認同感，一場「信古」運動逐漸興起——它現在獲得了共產黨的推動，構築出一部充滿孝順與和諧的簡約歷史，一個完全無害的童話般世界，卻死氣沉沉、了無生氣。
古代文獻的發現，已經開始對這些過分簡單化的立場提出了挑戰。1993年，在中國中部湖北省的郭店村，一群蟊賊盜墓未能得逞。考古學家開始介入，結果發現了800枚竹簡。次年，上海博物館購入1200枚走私到香港的竹簡。接下來是2008年的清華簡，這次發現的完好竹簡數量有近2000枚（隨著殘斷簡的拼接，最終數字還將有變化）。所有這三起考古發現，很有可能都是來自長江附近的同一個地區，那裡曾經是楚國的所在地。通過碳-14測年，表明這三批竹簡都是埋葬於公元前300年前後，恰好是孔子主要的追隨者孟子去世前後。
這些並非中國歷史最為久遠的文字記載。中國文字最早出現在「甲骨」上——這是用於占卜的龜甲，主要來自商朝（大約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50年）。甲骨文對於瞭解那個時代，具有很大的意義，但中國文明的核心文獻卻是後來才出現。它們寫在用繩子穿起後可以捲起的竹簡或者木簡上，它們的出現使得創造複雜的傳說、哲學和歷史作品成為可能。
這些竹書解讀起來相當不易。它們其中包含很多變化多端的字形，所以古文字學家對一些重要段落的確切含義爭論不休。比如已經出版數輯的清華簡整理報告，採用的是李教授的團隊認可的版本，但也還是存在不同的觀點。（截至目前，僅三分之一左右的清華簡發表，每年出版一輯。預計還將出版十輯。）
有關這批竹簡，中國的學術界發表了成千上萬的專著和論文，對這批新發現文獻的每一個細節展開了討論。西方的學者也以更為緩慢的速度加入進來。
不過，或許是因為受益於距離的緣故，他們所得出的結論更為坦率、更具爭議性。比如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Yale-NUS College)顧史考(Scott Cook)厚達1200頁的煌煌巨作《郭店楚簡》(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對郭店全部800枚竹簡進行了註釋和翻譯。在包括中文在內的所有語言中，這都是對郭店考古發現最為完整的解讀；它也證明對於在博客和聊天室裡分享想法和觀點的古文字學家來說，進行跨文化工作現在是可能的。
在郭店楚簡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道家經典——老子的《道德經》。顧史考寫道，該發現至少部分證實了《道德經》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傳統觀點，在過去的那個世紀裡，這一直引發激烈的爭論，尤其是在西方。
這是因為，顧頡剛等人對古史的考辯態度，影響了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一些漢學家。比如，在影響力最大的企鵝出版社1963年版《道德經》的譯本中，劉殿爵（香港語言學家、哲學家、翻譯家——譯註）自作主張給正文添加了196個小標題，認為《道德經》是彼此之間只有「細微」聯繫的單獨格言，很晚才彙集到一起，而且採用的是一種雜亂無序的方式。但新出土的文獻表明，早在戰國時代，至少《道德經》的絕大部分內容就已經在中國流傳。而顧史考和李學勤等這些研究中國的學者都相信，那時已經有了完整版本。
但這些文獻最具革命性的影響卻是在政治層面上。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古文字學家艾蘭(Sarah Allan)在1981年的著作《世襲與禪讓：古代中國的王朝更替傳說》(The Heir and the Sage)裡，曾經頗有先見之明地描述了禪讓(abdication)在中國古代思想裡所扮演的中心角色。與當時的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哲學家糾結於國家最好的組織和領導方式：一個人究竟應該忠於家庭（因此要支持是世襲原則），還是應該以國家（以及人民）的最大利益優先，從而認同唯才是舉？
中國的一個思想流派墨家主張官吏任命的舉賢任能，其他流派也提到古代的君主將王位傳給賢良之臣，而非皇子。這些關於禪讓的傳說，也收錄在孟子的作品裡。他認同世襲制，但也提出警告，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他，將「天命」傳與仁君。不過，總的說來，當時流傳的文獻都支持宗法制度；反叛是廢黜殘暴或昏庸君主的最後一個手段。禪讓留在了原始社會。
這些新發現的文獻表明，其他一些哲學家的立場更為激進。有些人主張，每一個上位者最後都應該選賢能以禪讓。不僅如此，至少有一篇明確來自儒家的新文獻，使得我們必須調整對這個思想流派的看法。艾蘭在膽識過人的新作《湮沒的思想：出土竹簡中的禪讓傳說與理想政制》(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一書中，對此作瞭解釋。這是四個之前未知文本的翻譯，全部是關於儒家的智識世界，他們都極力主張任人唯賢，哪怕是在統治者的選擇上。
其中的《唐虞之道》出土自郭店，這是一篇哲學論述，以堯沒有將權力傳給孽子，而是授予知識淵博的大臣舜這件廣為人知的事情闡發開去。但這本書並沒有像之前流傳的文本那樣將其作為例外，而是把其作為每個時代所有統治者值得效仿的榜樣：「禪而不專，聖之盛也。」
艾蘭還分析了上博簡的兩種竹書。其中一種以對話體形式記錄了孔子和門生子羔關於選賢舉能的討論。在包含孔子生平的著名儒家文本——主要是《論語》和《孟子》中，子羔被描繪成一個沒什麼才華的邊緣人物。但在這篇竹書裡，子羔是一個受到孔子歡迎的談話對象，還問孔子有關禪讓的問題，孔子支持這個做法。而此前，大家並不認為孔子是這個觀點。從這個文本中，還可以看到孔子討論受神啟而孕以及奇蹟誕生這樣一些神秘問題。這直接挑戰了孔子是世俗論者的傳統觀點，正如《論語》中所言，「子不語怪力亂神。」
另一篇來自上博的文獻《容成氏》，是一部描繪了理想化時代的長篇敘事，每個人根據才華而非出身各盡其能。最後一篇《保訓》來自清華簡，是一位王對兒子的教誨，提醒他禪讓是最高理想。
在簡明的前言和結論部分，艾蘭提醒說，這些文獻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哲學流派。但它們也的確談到現存經典中的人物和爭論，所以，孟子的「天命觀」是對這種作品的直接回應，以及它通過吸收禪讓制的一些觀點，從而做出妥協以維護世襲制，都變得合理可信。艾蘭寫道，這些故事：
是為了倡導以禪讓製取代世襲制。禪讓制度是在中國傳統中所發現的朝代循環的唯一替代品；作為一種權力繼承的替代理念，它止於秦漢。
這些古老的竹書今天還有意義嗎？答案是肯定的，它們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事關中國書寫文化的悠久歷史。在西方，大家普遍認為許多經典文本，比如荷馬創作的史詩，或者《聖經》裡的故事，一開始都是口頭流傳的作品，後來才有了文字版本——這也是顧頡剛和20世紀早期疑古派的歷史觀。雖然顧頡剛的觀點在中國已不是主流，但他在西方的繼承者，往往對於中國的重要作品很早就有書面文字，甚至本來就是以書面形式進行創作的傳統觀點不以為然。
在許多充滿懷疑的西方人看來，中國人努力證明其文化歷史悠久的做法，是隱蔽的沙文主義，或者說是通過誇大華夏文明的古老，來讚美中國這個國家計劃的一部分。
但是，這些新的考古發現應該可以令這種懷疑暫時打住。艾蘭認為，這些文本的確是在起初就寫成了文字，並非口頭傳說的文字記錄版。除了《道德經》，在過去20年發掘出土的文獻中，只有很少幾種設計有助記方式或者步韻。她寫道，甚至那些據稱屬於遠古時代的君王的講話，也源自文學創作。正如郭店楚簡所示，類似《道德經》這樣的作品的成書年代，要早於疑古派所認定的年代，甚至有可能跟傳統派所聲稱的年代一樣古老。
另一個爭論的焦點是古代華夏文明的範圍。在傳統史學中，中國北起北京，南抵廣東，東至沿海，西達今天的四川。有些西方學者對此不以為然，聲稱公元前3世紀秦統一中國之前，妄談「中國」是沒有意義的。相反，他們主張，存在於秦之前的各國應該被視為各自獨立的文化。但這些竹書的出土，至少是部分支持了傳統派的觀點。它們確定了華夏文明包括南部的楚國。楚國有最為獨特的地方文化。這意味著當時各國都參與了同一的哲學爭辯和討論，或許可以說這是一個範圍更大的文化區域。
不過，這些竹書也對傳統派提出了挑戰。直至當下，共產黨都用孟子的「天命說」論證其統治合法性：國民黨變得腐敗、無能，因此共產黨奪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中國的經濟發展，又成為共產黨繼續執政的理由，證明了這是上天的支持（用共產黨的說法，這是「歷史的選擇」）。與中國的傳統做法如出一轍，共產黨明確表示其統治源自繼承。這不僅在廣義上說，其他政黨不能執政，從狹義上說，在參與創立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紅色」家庭周圍，聚集起一個近似世襲的階層。
但這些古老的竹書顯示，哪怕是在遠古時代的中國，也有相當數量的寫作者不認同這種做法，認為統治應該純粹基於賢能而非某個群體的身份。
哪怕不用通過今天的鏡頭詳看歷史，你也能發現不少其他有意思的、與當今社會相似的地方。在戰國時代，隨著受教育人群的增多，加之城市化，導致一個向君王出謀劃策的士階層的興起；有些人認為，他們比命中注定繼承王位的人更有資格掌權——這也就是任人唯賢主張的根源。今天，也存在類似的趨勢，但範圍卻要大得多。現在，不僅僅是學者階層想要有話語權，全體人民都想要。
有人可能甚至會說，這些出土的文獻展現了一個比今天要更為無拘無束的社會。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充滿激烈爭辯的過去——一個儒家贊同君主禪讓的地方，他們甚至有可能幻想過自己成為國家的管理者。當今的中國也存在這樣的想法，但就跟出土之前的竹簡一樣，它們埋在地下，成為不可發掘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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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位於故宮北側，那是幾棟建於上世紀50年代的建築。這是一個短暫時期，當時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國正試圖發展自己的建築風格，幾個著名的建築師拿出來一種混合形式：主結構採用的是磚而非木頭，這樣在體量上可以更大更高，但屋頂鋪了瓦，採用飛簷樣式。在那個時候，許多人譴責這種風格東拼西湊，但它們是首都北京少數幾幢把過去與現代連接起來的建築。
2014年，我去那裡聽李學勤教授的主要助手——劉國忠的一個講座。幾乎每一年，這個團隊都會向公眾彙報他們的工作進展。作為團隊中更年輕、精力更充沛的一員，這個任務往往就落在了他的身上。劉教授是一個說話帶有濃厚湖南口音的南方人，談吐幽默、動人，沒有講稿滔滔不絕說了90分鐘。
面對100人左右的聽眾，劉教授描述了他和其他團隊成員在2008年的時候，如何拯救這些竹簡，防止它們腐爛。從他出示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這些竹簡現在放在托盤上，保存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裡；清華大學還為他們蓋了一座博物館和研究中心。然後，他概括了即將發表的竹書內容：一個乘法表，以及幾種關於占卜的新書。
劉措辭很謹慎，儘力避免給出最終的結論。他們私下在辦公室的時候，或者在他們舉辦的國際會議上，團隊成員說話總是很自由，但在他們的書面作品中和發表評論時，總是集中在非常具體的問題上。有一次開會，我跟艾蘭坐在一起，她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
「我不知道這是因為中國人尤其如此，還是因為過去幾十年的（政治動亂），人們往往不想得出更大的結論，」她告訴我。「他們寫論文和做研究的時候，腦海中是有大局的，不過卻極少寫下來。」
不過，還是有許多人似乎感受到了影響。古文字學是一個受歡迎的領域，吸引了中國一些最優秀的年輕學者。在我向劉教授問起這件事的時候，他告訴我說，直到上世紀70年代，「我們有譬如《尚書》這樣的經典之作，在過去的兩千年裡，它們沒有任何變化。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之前是什麼樣子，那些文本是不同的！」
在演講中，劉教授說到，這個工作夠他忙到退休，然後又補充：「不過，之後在本世紀剩下的時間裡，你們和其他人將就此爭論不休。」然後，他就結束了演講，向聽眾鞠躬致意。大家湧到講台，接二連三地向這位年輕學者提出各種問題。一個來自易經研究會的人問，他們應該怎麼看待那些新發現的關於占卜的文獻。一個記者問起那個可以當計算器使用的表格。一名北京大學的研究生熱切地問起了禪讓的政治意涵。劉教授一一作答，一邊分發自己的名片。在名片用完之後，眾人開始傳遞他的名片，用手機拍下。
屋裡只有冬季昏暗的陽光。後面的保安等著鎖門，但聽眾不願意讓劉教授走。對於他們來說，他掌握著開啟當下的鑰匙——那就是過去。
《湮沒的思想：出土竹簡中的禪讓傳說與理想政制》（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
艾蘭(Sarah Allan)著
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