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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報 高雄同志遊行訴求具體 拉高抗爭強度 文／宋瑞文
民進黨政府上台後，由於過去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相對友好，選前有意見認為，之後將進入「
社運黑暗期」，然而華航罷工、反勞基法84-1條（責任制）、反台南鐵路東移等抗議不斷，
人民走上街頭的需求並未因此大幅衰退；與此同時，連向來相對溫和許多的（高雄）同志遊
行，也拉高了抗爭強度──提出具體主張。
提出具體主張，在許多大型抗議遊行裡，是不可或缺的活動目標與基本要素，如反核遊行要
求廢核、移工遊行要求休假，而不只是標舉「環境正義」、「照顧正義」等精神上的口號。
既有具體訴求，便沒有模糊空間，政府不能只是表示同理、感到遺憾就了事，必須拿出具體
作為做為回應；遊行群眾也有（某一種）明確的成敗標準，無法因為「難得大家一起上街」
「有讓社會看到就是成功」就感到志得意滿。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歡唱樂舞也不能粉飾傷痕
。
儘管（向政府提出）具體主張的重要性不證自明，不過在過往的台灣同志遊行裡，卻難看到
著墨，遊行人數年年增多，處境與制度上的改進，卻和遊行本身關係不大，例如去年在各地
興起的同性伴侶登記，或者長照法反歧視條款等，多不在遊行的訴求之列，難說是因為同志
上街而得到的權益果實（例外是2015年底由非同權專門團體、能盛興工廠所主辦的台南同志
遊行有登記制等訴求、台南市政府於隔年1月開始辦理），充其量只能泛泛地說，增加了同
志議題的曝光度，或許間接地促成進展。
不管是「要正義」或者「反歧視」，政治人物僅僅表達同意支持時，群眾也還要追問：「那
要如何得到正義？」「那要如何減少歧視？」反過來說，同志自己標舉這項訴求時，也該寫
出具體主張，否則旁觀的社會大眾，大可用「我身邊沒有人歧視同志啊」、「極少數案例不
代表普遍狀況」等主觀標準，恣意認定上街遊行沒有必要，一如許多歧視的人，常認為自己
並沒有歧視，可見看法差異之大；反之，訴求具體，可減少不必要的爭執，讓運動向前一步
的推力，集中起來。
觀諸今年高雄同志遊行的具體訴求：「教育局應徹查高中以下各級學校彩虹媽媽及得勝者課
程實施現況，並規範其退出校園」、「教育局應針對技職教育體系之公民課程及專業科目加
強性平課程實施」、「勞工局應調查並公開市府各相關單位性別主流化課程實施狀況（包括
講師及講題）」、「勞工局應對一般商家及企業進行勞動檢查（尤其服儀和職務分工等項）
，以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問責對象明確，再也不是範圍籠統的政府與主流社會
。
大體而言，上街遊行，是時間短、成本高、強度大的武場，原本就是爭取具體目標、需要拉
高抗爭強度時才會採用的手段（無法和政府溝通才上街），訴求若是包山包海，甚至空泛虛
無，等於奮力一擊而難竟全功；反之，弭平差異、期待社會了解認同等目標，比較適合演講
、座談、電影放映等文場，更具交流作用與討論空間的方式，方便化解誤會、消融歧見。
這次，高雄同志遊行提出具體主張，給予政治人物明確的評分標準，對於台灣社會邁向不問
立場黨派，只求是非公斷的成熟階段，絕對有其效益，在此祝福遊行成功、台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