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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關係中的第三者，無論是被認定為真愛，抑或是受到破壞感情的責難，無論是褒是貶，供通點都是這些第三者在這段感情關係中扮演的角色總是讓人止不住地好奇。尤其是女性第三者，真愛也好，狐狸精也罷，女性第三者「情婦」總是帶點胸有城府的神秘感，而情婦們與情人之間這段不受世人接納的禁忌關係，也使得這些情事在歷史上邊緣化，反而更使得情婦與這些感情糾葛更吸引人。《情婦史》就是一部嘗試在自正史與野史中還原這一段段不見容於社會的感情關係，使得這些邊緣化的角色得以擁有一段完整的感情敘事。
情婦是古往今來、舉世皆有的，情婦可以是感情中的女性第三者，也可以是不得名份但仍與情人發展出近似伴侶的女子。然而隨著各地風俗民情與律法規範的不同，雖說都不至於到正向，但社會對情婦的處置仍會有些許不同。《情婦史》便是時間尺度與地理範圍雙管齊下，將依時代和地域的不同來呈現情婦們的故事和其歷史背景，這點可從一目瞭然的章節看出。
更細看一下，作者是用「人物」，或者說「情事」（只是敘述上仍是聚焦於人物）作為單位，一件一件地推進這部情婦史，可以說是類似紀傳體的史書形式，而自這一件件的情事當中，呈現出不同時空環境下的情婦所要面臨的社會民情。
就這方面來說，《情婦史》的敘事筆調讓整部作品讀起來相當有趣。《情婦史》具有小說的文筆，而又能在簡短的篇章中概括不同情境下對情婦的處理。古希臘的阿斯帕齊婭即使身為權貴伯里克里斯的情婦也未能獲得人身安全的保障、6世紀法國宮廷出現了專職情婦（Maîtresse-en-titre）以作為對情婦地位的保障；以婚姻作為權力交易的貴族，也能發展出一男二女的三口之家家庭型態；殖民地的跨種族關係、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禁忌
形式各異，但相同的是很多時候，情婦是部分女性獲得更好生活的方式，卻也有著失勢而落魄淒慘的下場：法王路易十五情曲折地先安排情婦先下嫁貴族，待取得貴族的頭銜後，杜巴利伯爵夫人（Comtesse du Barry）才能明正言順地進出宮廷。
如果上面這幾段文字就能完整涵蓋《情婦史》，那真是再理想不過了。《情婦史》的敘事和歷史切入角度都相當不錯，然而這中間穿插太多令人難以忽視的缺陷，主觀或客觀者都有。
先就客觀的錯誤來說，〈東方妾婦與後宮嬪妃〉這個章節中「慈禧太后的故事」，就充滿了許多史實上的謬誤，而且不只一兩處，短短 17 頁的篇幅就有五處以上的錯誤，這部分雖然多虧了編輯和譯者盡心改善，但閱讀體驗仍然很糟，尤其是作者最後稍微為慈禧辯護的內容（不至於翻案，但還是稍微有為慈禧說話），和通篇的紕漏一起看下來，即使還有些道理但還是顯得無力。事實上，〈東方妾婦與後宮嬪妃〉這個章節相較於其他章節來說疲弱上許多，細節考據都沒有其他章節來得強，採納二手史料來剖析中、日歷史本來就較難施展，這方面可看出作者已力不從心。
「慈禧太后的故事」這篇還算幸運，可能晚清歷史剛好是編輯與譯者的專業所在（譯者廖彥博先生是歷史系出身，譯作也包括一些中國史的作品），然而在脫離中國史的地方仍有錯誤出現，而這方面可能就是編輯與意者無法顧及到的。舉例來說，第三章〈誰的妾婦？歐洲皇室的情婦〉中「尚娜—安東娃妮特・龐畢度夫人的故事」第 123 頁，作者提到：
「不過，路易（十四）做出一項意義重大的改革。他將受寵情婦們的地位合法化，成為官方認可的『專職情婦（Maîtresse-en-titre）』 」
然而，專職情婦的制度始於法王亨利四世。歷史書籍難免有些差錯，但這種充滿錯誤的情況不禁讓人擔心本書的品質，除了影響閱讀體驗，也讓人懷疑本書究竟有沒有參考價值？
另外同樣在〈東方妾婦與後宮嬪妃〉中，「藝伎情婦」這篇，作者對藝伎做出如此的描述（第 80 頁）：
「 這樣的穿著打扮讓藝伎不只是一名女性，還是一個外表帶有強大情欲涵義的精緻活體 」
然而藝伎這個行業本身並不是自情慾出發的，雖然確實是有藝伎從事性交易，這點無可否認，但作者直接藝伎歸納為情慾個體的作法實在讓人無法苟同。
這也帶出《情婦史》另一個寫作上較為主觀的問題。作者似乎很執著地想要透過一些案例來證明「有些情婦才是真愛」。事實上，作者在書中也多次表示許多情婦與男性之間的關係並非真愛，有許多是利益結合，而有更多只是一時激情，例如作者在第四章〈貴族階層裡的婚姻交易〉中列舉出詩人拜倫的諸多情婦多是如此。
然而只要一些個案有些許跡象顯示情婦和情夫之間可能有「真情」時，作者便會盡力強調這其中的愛情。然而，在階級制度嚴明的情境下，不同階級間的關係是否能有愛情尚需要更嚴謹的歷史細節佐證，因為這其中牽涉到諸如剝削等階級暴力。當然我們無從定義客觀的真愛維和，設身處地地想，也許在特定情境下，真愛能與階級暴力並存，然而在《情婦史》有限的篇幅與作者盡力渲染的文筆交互作用下，作者力圖證明的愛情僅顯得濫情而難以讓人信服，第七章〈獨特習俗下的跨種族性關係〉中，講述美國女黑奴和白人奴隸主之間關係的「哈莉耶特・賈可布的故事」即是一例
，而作者對查爾斯親王、卡蜜拉和黛妃這段三角關係的論述更是武斷地讓人難以直視。
上述的缺點一部份可能是取材所導致的，《情婦史》的取材造成的問題卻不限於此。《情婦史》中有許多故事的取材範圍都非常狹隘，第二張〈東方妾婦與後宮嬪妃〉中，「梅英的故事」的來源是一本孫女為祖母寫的回憶錄，故事始於中國華南，但由於到孫女輩時已是海外華僑，故這本回憶錄是英文寫成，也未能提供太多近代中國社會下的情婦面貌，「梅英的故事」更像是八卦閒談而不是對情婦的論述。
同樣的，第五章〈獨身（或非獨身）聖職者的祕密伴侶〉中，「露薏絲・尤許維茲的故事」的來源是作者與尤許維茲的私人訪談。透過尤許維茲，我們確實能看見近代耶穌會、教會是如何罔顧女性權益，以及充斥其中的偽善。然而這些資訊伴隨著的，是不成比例的瑣碎細節，閱讀起來相當累人。取材於市井小民的故事沒有錯，但篇幅的限制使得論述架構匱乏，最後這些素材僅淪為街談巷議，作者雖有文筆，但卻只能有限度地將一篇篇散亂的故事姑且連結在一起，實在可惜。
作者為《情婦史》訂下的寫作方向是好的，主題也相當有趣。情婦的視角是一般歷史寫作中少有的，在歷史中經常被一筆帶過的凡諾莎・達利納諾（Vanozza d'Arignano），細究之下也能提供另一個審視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的視角。然而作者執行不力，《情婦史》的架構虛弱，回顧整部作品顯得更是顯得十分破碎，實在是可惜了一個好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