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病》：瘟疫與法西斯獨裁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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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pek）發表了他的劇作《白色病》
（The White Disease），這位早以另一齣劇作《羅梭的萬能工人》（R.U.R.）聞名於世
的作家（英語「robot」一詞便是出自這部作品，而後為廣傳），自三十年代開始，也曾
被多次提名競逐諾貝爾文學獎。然而，因著當時歐洲的政治情況，人們對《白色病》的回
應傾向兩極化。
一方面，《白色病》受到右翼政客吉日．斯特林尼（Ji술St檳rny ）強烈的批評，
法西斯政黨斯洛伐克人民黨（Slovak People’s Party）評之為「有害」。但在另一方面
，《白色病》馬上受到了歐洲各地文人的讚許。德國大文豪湯馬士．曼（Thomas Mann）
對《白色病》的人文關懷精神讚譽有嘉，[1] 甚至，在劇作出版的同年，他就曾致信阿爾
托，表示自己對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同胞表示關注，希望同是反對納粹政權的阿爾托
可以告訴他，流亡捷克的德國人的真實生活狀況（其後曼本人也流亡到美國）。[2]
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十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面對納粹德國的掘起，以至其權力對
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脅，恰佩克曾多次公開批評法西斯主義，自然是法西斯主義的眼中釘。
到了《白色病》，恰佩克便直接把對自己法西斯的看法化成戲劇，試圖以藝術對抗專制的
極端民族主義，讓他們知道「棒喝」的真正意義。這不難想像何以他會受到右翼人士的批
評。而在右翼與瘟疫流行的今天，再讀《白色病》彷彿又是一種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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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病》講述一種來自中國，名為「鄭氏病」（Cheng’s disease/ngova nemoc）
的不治之症已經席捲全世界（不要問為甚麼叫「鄭氏病」，我想只是巧合）。這種傳染病
表面症狀類似痲瘋，但卻比它更奇怪、更具殺傷力，因患者皮膚出現白色的斑點而姑且被
叫作「白色病」。這病會殺人，患者通常就只有一年的時間，使得人心惶惶。患了病的人
認為這可能是神要降罪於人，都在求神打救。古怪的是，「白色病」只對五十歲以上的人
具侵略性；年輕人似乎就是有一種神秘的免疫力。但也正因為如此，劇中國家的獨裁元帥
才會忙於發動戰爭，對瘟情的嚴峻漫不經心──畢竟，年輕人才是戰爭的主要投入，年老
的人由他們死去也只能算是不幸而已。
這時，一位名叫蓋倫（Galén）的神秘醫生突然出現在屬於黨的疾病研究所，聲稱自己找
到了「白色病」的治療方法。研究所的首席教授起初只把他當才瘋子，直到他得知，蓋倫
是當時最偉大的醫學教授利連塔爾（Lilienthal）口中最得意的門生「大孩子」（Dě
tina），才願意接受他的建議，把醫治窮困患者的第十三號大樓歸他管轄，用作實驗之用
。
事實上，蓋倫醫生只願意治愈窮人，他要求準患者攜帶收入證明，凡是有錢的一律不收留
。他甚至要求前來採訪的記者們向外宣布，只要政府願意停止戰爭，他就會醫治所有患者
。蓋倫之所以要如此偏執，是他想要借用有錢權貴們向政府施壓，以達到他所渴望的世界
和平。以至，後來連獨裁元帥身邊的得力助手也病倒了，蓋倫便利用他作為其中的談判籌
碼（這位名為克魯格［Krug］的工業家，似乎是現實歷史中幫助希特勒的工業家族克虜伯
［Krupp］的化身）。
獨裁元帥當然不會輕易屈服。他知道蓋倫想要利用富人的力量反抗，便設計了一場詭計，
聲稱蓋倫的一名前學生也掌握了「白色病」的根治方法，並開始向富人出售能一時消除症
狀的假藥，繼而展開了對鄰國的侵略。直到最後，連獨裁元帥本人也得了「白色病」，才
認真要考慮蓋倫提出的協議。但偏執的獨裁元帥還是死於「白色病」，到死前還是喊著「
戰爭萬歲」；而偏執的蓋倫醫生也因為不願意高呼支持戰爭而被殺。
最終，劇場以歐洲繼續飽受戰爭和疾病的催殘而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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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病》要刻意強調中國為瘟疫的源頭，大概可以歸咎為十九世紀末，香港把鼠疫帶到
歐洲的結果。但在另一方面，這也似乎顯示了一種屬於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世界觀，和他們
民族心靈的展現──中國不是好東西，捷克人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慣用語，把壞的
天氣以「中國」作為形容詞。
劇中的醫生名字叫「蓋倫」，也是大有來頭。這個蓋倫，指稱的是公元二世紀希臘名醫學
家蓋倫（Galen of Pergamon）。恰佩克還刻意說明過，劇中的蓋倫就跟歷史上的蓋倫一
樣，都是來自當時屬於希臘的別迦摩（Pergamon）。
偏要用到羅馬時期的醫學家蓋倫作為主角的原型人物，大概是他作為醫者的精神氣質。就
如，《白色病》中的蓋倫強調醫術所為一種政治和道德的實踐，似乎跟二千年前持柏拉圖
主義世界觀的蓋倫互相呼應。此外，在歷史上，蓋倫的醫學觀由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影響，而希波克拉底是史上第一個能真正被叫作醫者的人，這就不在話下
，另外，他也是第一個反對疾病為天譴或超自然力量所致的人。這似乎也符合了《白色病
》中蓋倫的形象。
在表面上看來，《白色病》中蓋倫似乎違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中所
提及，救濟所有病人的醫者品德，就此，恰佩克甚至要至信當時國內的醫生們，澄清劇中
的醫生並無所指。[3] 但細讀誓詞中的一句：「無論何適何遇，逢男或女，民人奴隸，余
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福，並檢點吾身，不為種種墮落害人之敗行，尤不為誘姦之事。」
或會發現，所謂醫德，本來就超越了純粹的救濟精神。那麼以醫術作為解救人類的手段，
在一個角度看來似乎亦無不可。正如恰佩克又說過：
這個劇本的想法來自我的一個醫生朋友：伊日．福斯特卡（Ji술Foustka）醫生。那個
主意是，一位醫生發現了一種可以消滅惡性腫瘤的新射線。他在它們身上找到了死亡的光
芒，在它們的幫助下，他同時成為了獨裁者和這個世界不祥的救世主。 一個掌握人類命
運的醫生。這個的想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記憶中。[4]
其實，恰佩克的父親也是一名優秀的醫生；除了醫事，他還是社會的活躍份子。恰佩克甚
至會稱他為「世代民族覺醒的好例子。」[5] 可見他對恰佩克的影響。此外，經歷了第一
次世界大戰，恰佩克就特別痛恨戰爭，認為所有人都只會是戰爭輸家。[6] 因此，恰佩克
才會在《白色病》的序言裡說：「戰後人類最鮮明的特徵之一，就是人性的退卻。 這個
詞象徵了對生命和人權的虔誠尊重，對自由與和平的熱愛，對真理與正義的追求，以及其
它在歐洲傳統意義之下，作為人類進化目的而保留至今的道德假設。 」[7]
正如魯迅會認為，只有醫治人民的心才能真正救國，繼而棄醫從文。就此，恰佩克似乎持
一種相反的看法，認為假如一個醫生能掌握獨有的醫術，便能為世界帶來和平。但又細看
兩者，又會發現兩人好像在走近似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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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Decameron），到莎士比亞的劇作，瘟
疫都會被指為神對人的懲罰，這似乎已經是過度普遍化的劇情。但當台上出現一個滿面瘟
疹的角色，不僅有對當十足的戲劇效果，還有引申的道德含意。[8] 《白色病》的第一幕
正是講述求神打救的三個病人；但可以說，恰佩克想要反對這種帶神學色彩的劇場美學觀
。
羅馬時期的神學美學家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就很反對劇場，在《上帝之城》
（City of God），他就曾把劇場跟瘟疫作類比，認為劇場損害一個人的心靈，就如瘟疫
損壞一個人的器官（這自然是劇場作為羅馬神話的展現有關）。[9]
聖奧古斯丁的這個說法，在表面看來好像就純粹是反劇場；但認真細讀他的想法，會發現
把劇場比作瘟疫實在是有挑戰核心權力的意味──他反對劇場，真正的用意是批評羅馬神
話的世界觀。正如，恰佩克偏要以瘟疫作為《白色病》的主題，要的是同時批評於歐洲核
心的基督教價值，和當時新興起的法西斯主義。
於這點上，似乎要沿著法國戲劇理論家安托南．阿爾托（Antonin Artaud）的文章，〈劇
場與瘟疫〉（The Theater and the Plague）細說……
注釋
[1] B.R. Bradbrook, Karel Capek: In Pursuit of Truth Tolerance And Trust,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pp. 69–71.
[2] Thomas Mann, Letters of Thomas Mann, 1889-195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29–221.
[3] 參考 B.R. Bradbrook, Karel Capek: In Pursuit of Truth Tolerance And
Trust,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p. 68.
[4] Karel pek, Renata Flint and Robert M. Philmus, “Preface to “Bílá
Nemoc”,”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 28, No. 1 (Mar., 2001), p. 2.
[5] 參考Thomas Ort, Art and Life in Modernist Prague: Karel Capek and His
Generation, 1911-1938.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9.
[6] Ibid., p. 104.
[7] Karel pek, Renata Flint and Robert M. Philmus, “Preface to “Bílá
Nemoc”,”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 28, No. 1 (Mar., 2001), p. 2.
[8] 參考 Louis F. Qualtiere & William W. E. Sllights “Contagion and Blam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Case of the French Pox,” In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22(1), (2003), p. 20.
[9] Saint Augustine, City of God, Book I: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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