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國歷史必須重寫 第一部 來自日本的歷史事實看中共(4)
二戰期間，莫斯科最為關心的當然是日本對蘇聯的軍事態度。蘇德開戰不可避免，只是遲早問題。這一點斯大林至少從1938年開始就認定!否則不會提前結束軍隊肅反工作。
而在1941年10月3日，共產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後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通過電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15個問題，包括:在法西斯德國猖狂進攻蘇聯莫斯科危殆的情況下，中共准備採取什麼措施以在中國戰場上積極軍事打擊日本，使日本不可能開闢法西斯軸心進犯蘇聯的第二戰場等。
由此可見，斯大林已經十分清楚，毛澤東消極抗日的態度，相當不滿!蘇聯情報機關的人，公開身分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代表弗拉基米洛夫身分駐紮延安，向莫斯科提供大量的相當尖銳的中共情報(下述)。
當天毛澤東就找王明溝通此事，雙方劍拔弩張，爭吵不息。看出問題沒有?王明當然是代表莫斯科的。王明主張:在國共關係問題上堅持認為一切依靠國民黨，反帝反封建要有主有次、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區別。這顯然是莫斯科的意見。戰爭前期，斯大林相信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提供了軍事援助。而並未向延安提供武器裝備。為何?
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王明主張:應該組建共同的抗日政權，共同的抗日軍隊。毛澤東完全不同意。
整場戰爭中，延安沒有遭到一次日本空襲!而蔣介石在重慶的秘密住所召開開軍事會議時，卻遭到20架日軍轟炸機的準確轟炸!這難道是偶然的?周恩來當時在重慶主持中共辦事處。
不僅如此，潘漢年的通敵行為，重慶當然知道!而且大量的軍統局、國民黨地下組織在敵後受到破壞。
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這一時期擔任中國國民黨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執行常委兼秘書長，全面負責上海的黨、政、軍、團的地下工作。他在著作《抗戰期中我所見到的杜月笙先生，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六輯—杜月笙先生紀念集》(文海出版，第39頁)這樣寫道:「頃得確報，知共產黨徒潘漢年，已與偽特工負責人李士群取得聯絡，相互協助，並聞潘漢年在滬，即李士群之私寓，予兄等以打擊，我兄此去，風險更大.....。」
1941年，潘漢年與李士群的聯繫更加頻繁，同年，李士群在上海破獲了中國國民黨上海區，區書記齊慶斌，區長陳恭澍被捕。
軍統局長戴笠當然知道:「李士群阻撓國府在淪陷區實施各種政策，凡足以獻媚日敵者，無所不用其極。另在杭州設無線電台，專偵察我軍事行動，實為抗戰以來罪大惡極之巨奸。」(費雲文，戴雨農先生(下)，台北:國防部情報局，1979年，第7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