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治時期的神社過渡到戰後忠烈祠的場域及功能性轉變，台師大的蔡錦
堂老師著有數篇論文討論。專文針對桃園神社－忠烈祠流變者，則可以參考
台師大歷史學系潘映儒碩論 《神聖空間意義的建構與競逐-從桃園神社到桃
園縣忠烈祠》，對於何以桃園神社挪作忠烈祠使用後的建體保存相較於其他
原神社更加完整有所爬梳，也指出其背後可能的含意。
日治時期廣泛在台灣進行神社建設，是為了因應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的精
神動員需求， 亟欲由上至下塑造民族性/國族的一種國家設施，無可諱言其
目的必然來自殖民者的功能性需求；有趣的是，根據相關研究，中華民國軍
事委員會和國民黨組織開始倡議設置忠烈祠的時間，與日本將明治維新前後
的「招魂社」改稱為「護國神社」的時間相仿，其目的按照蔡錦堂老師的說
法，俱是塑造國殤敘事的「神聖空間」。神社及忠烈祠的功能性其實是相當
接近的，如是，戰後利用既有神社空間做為忠烈祠使用，不僅只是表面上的
便宜行事，更重要的，實則是一個政權利用自己的國族敘述去覆蓋前一個政
權的國族敘述，將兩個政權的「國家宗祀」在同一個空間場域(神社)進行了
轉換。
唯有確認了這個歷史脈絡，我們才有可能知道忠烈祠為什麼會設置在舊有的
神社空間、以及其塑造國族神話的目的何在；以相同的角度，我們也才能夠
指出神社奉迎天照大神不妥之處，也許更在於此一舉動對接上了皇民化時期
塑造國族神話的意識形態工程記憶。
神社運營團隊的部分決斷，許或正是出自對於相關脈絡有欠了解，面對相關
的歷史遺緒，我們更需要的大概是瞭解相關脈絡以後，對之加以解構、剖析
，興許才能相較清楚的認知與指出可能的問題癥結；倘若面對存有疑義的歷
史解讀，選擇的應對手段卻是挪用另一個被統治者建構的意識形態敘事，那
麼我們也就只能持續受限在相仿的困境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