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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能完好地離開這裡。」
當我在攻略幫忙下終於抵達結局時，我想到的只有這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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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款以極權國家為背景的策略遊戲，玩家扮演一名新上任的國宅房東，除了要善加管
理大樓外，也要留意監看是否有違法情事，並負起舉報清除不法份子的責任。
生活在崇尚民主與自由的國家中，這款遊戲堪稱是1984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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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開局時，我想把所有工作都做到最好：提升住客滿意度、確實糾舉不法份子、帶給
家人安平和樂的生活。
於是，在每個房客入住時，我都會和藹可親地去打招呼，有任何疑難雜症都盡快解決排除
但是，在房客出門時，我也會偷偷溜進房間裡翻看他的私人物品並裝設監視器。沒辦法，
為了安全穩定的社會，犧牲一點隱私和自由也是合理的。
可是，變故發生了：我的兒子要交15000元的大學學費，我的女兒因肺病而要20000元治療
費。可是我這老爸，交份調查報告得到的酬勞不到1000元，就連舉報不法份子也只值250
元啊。
在這個國家裡，健康權和受教權怎麼會這麼困難啊？
於是，我迎來第一次的GAME OVER：我的女兒病死，我的兒子因加入反叛軍而被警方擊斃，
我的妻子因傷心過度而自殺。至於我，則因為不願滿足某個反叛軍房客的要求，而在他租
屋門口被射殺身亡。
不到五小時的遊戲時間，即使我盡力維持正直信實，但我仍然保不住任何一個家人，連死
後國家還不願意幫我出喪葬費，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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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發現自己的策略有極重大的錯誤，上網查過攻略後，我完全翻新了自己的價值觀羅
盤。
下一次開局時，我開始了這樣機械式的操作：
房客入住時，要馬上進家中翻箱倒櫃並裝設監視器。找到的私人物品除了可以做成調查報
告外，如果有找到違禁品，也可以當作敲詐信的材料。
倘若這個人身世清白，就去黑市買個便宜的違禁品放在他家裡敲詐他，等他出門後再把東
西偷回來，放去別人家裡還可以再敲一筆。
房客入住後，要一直監看他有沒有違法舉動可供敲詐。如果他之後不理會敲詐信，而且後
續劇情裡沒有利用價值的話，就馬上向政府舉報，再回收他的私人物品賣去黑市。
面對房客（及家人）的請求，如果和劇情無關，能迴避的就盡量迴避，能拖延的就盡量拖
延。反正他們的請求大多都跟錢有關，但我要為自己的未來存下大筆資金，不可能再去做
善事。
面對政府和反叛軍，最好的策略便是對政府陽奉陰違，對反叛軍給予最大程度的支援。反
正國家不會回饋我，但是我如果幫忙反抗軍，他們付的封口費還能讓我勾結移民署官員來
偷渡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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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遊戲時間過去，我的滑鼠點擊速度越來越快。遊戲裡大部份的重點任務都有時效性，
為了要和時間賽跑，我只能把手速一直往上提高。
既然要快速點擊，遊戲的細節就不能太在意了。因此房客或家人間的對話，各住戶的情感
關係，房客的私人物品與回憶，在我看來全都變成毫不重要的背景資訊，只需要一一快速
點掉。
我的動作越來越機械化，所有操作都只是在完成各種文書檔案。
這時，我想起某位網友的評論：「遊戲後面的作業感越來越重，好像就只是一直在做文書
作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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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才發現，這正是這個遊戲，這個極權社會的目的。
生存持續受到擠壓時，人的心力只會投注在求生上，因此情感、道德、自由、權利等等高
層次的心理需求，全部變成心力不足而可以犧牲的事物。
我不想和妻子說話，因為我知道她一開口就是要生活費，而我光是付其他費用就已經耗盡
心力。
我不想和兒子說話，因為我知道他一開口就是在談權利和自由，而我只覺得這些事情在貧
窮之前只是狗屁幹話。
我不想和房客說話，因為我知道他們一開口都是些沒意義的閒話家常，跟他們聊天還不如
回去寫檢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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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奠基於生存之上，手頭寬裕時比較能促發利他行為，窮人的思考模式比富人更符
合經濟學模型。
這些都是我早就知道的心理現象，但我從沒有如此擬真地體會過這些事。
光是生活都不可得時，人只能選擇自保。因此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小孩願意舉報父母
是反動份子；在北韓苦難的行軍時期，人會在不告知家人及情人的情況下獨自偷渡出境。
為了生存，什麼都可以犧牲不是嗎？所以我在遊戲裡不也是這樣：犧牲所有人際交流，犧
牲所有道德感，就只是為了要賺到足夠多的錢，然後把家人全部偷渡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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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遊戲的完美結局，是極權政府被推翻，戰爭停止，主角一家人移民到國外生活。
「在那裡，他們看見了一張張友善的笑臉，一條條乾淨的街道和美麗蔚藍的天空。當他們
不用再為生活擔心了，他們便意識到了沒有監視的生活不僅是可能的，還是自由的！」
「他現在是全國最棒的圖書管理員，而他從未想起克魯什維契6號那些被毀掉的人們。嗯，
幾乎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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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自由、致平等、致天賦人權；致電影、致創作、致生活。」（莫子儀，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