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由於課業因素，整理了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與遷臺早期的報章雜誌
鑒於臺灣早期足球研究的缺乏，大部分人對於足球在臺灣的發展較為陌生，
故在這邊分享部分整理出來的資料，如果有任何意見歡迎指教。
在這邊因為文章脈絡的關係，對於中華民國、臺灣、大陸地區等用語會有區分，
以方便閱讀，若有涉及意識形態的部分，請大家多多包涵。
在這些資料可以簡單的看出臺灣足球的發展脈絡以及組成成分可以簡單分成
1.中華民國遷台時來臺的大陸人民(主要以軍方為代表)
2.日本統治時期在臺灣的臺灣人
3.代表中華民國代表隊(自由中國、臺灣、福爾摩沙或其他當時的不同稱呼)的
華人(中國人、東南亞華僑、香港人、海外中國人或其他你能想到的稱呼)
但在當時的政府觀念下，大家都是中(華民)國人，不用分太細。
[背景]
早年中華民國曾經擁有遠東足球王國的美名，這是由於從1913年開辦以來的遠東運動會，
中華民國除了第一屆足球賽事敗給菲律賓外，在餘下的九屆比賽完成九連霸的佳績。
雖然該項賽事多數時間只有中國、日本、菲律賓三方參與，
但對於長期積弱不振的中國可以說是莫大的鼓舞，
甚至在1930年與日本並列冠軍的時候還被足球界視為奇恥大辱，
可以說當時在遠東地區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而球隊最重要的組成球員為香港的球員(以南華為主，還有上海天津等地球員)
在早年《申報》的報導也認為不用選拔，直接派香港球員去比就會贏了，
直到1930年代上海足球發展起來後，才有選拔的呼聲，
到了1936年柏林奧運時才擁有相對正式的選訓制度，
並逐漸發展出一套以賽代訓的國家隊練兵模式。
這邊補充一下，當時對於球員的身分認定不一定是看出生地，
有時候是祖籍、有時候是看參與的聯賽，
如有「球王」、「球怪」之稱的李惠堂就有廣東梅州五華人、香港出生的香港人、
代表華東或上海地區出賽全運會的上海球星等不同身分。
可以看到當時對於球員身分的認定相當籠統，
更重要的反而是球員的代表地區以及是不是具有業餘資格
(這個相當重要，上海在1935年甚至有反對球員職業化的呼聲)
[國府遷臺後的兩岸情勢]
在當年國民政府剛來到臺灣的1950年代，
當時還被認為遷臺只是權宜之計，故不宜將資源大舉投入基層建設，
也因此凡是建設球場、舉辦國際賽事等藝文活動通通都會被打槍，
在戰爭期間被盟軍轟炸的體無完膚的體育設施也因此鮮有恢復的機會。
但當時在國際上已經開始出現兩個中國互爭正統的代表權之爭，
最早在1952年的赫爾辛基奧運就已經開始。
在基於漢賊不兩立的理由下中華民國代表團退出奧運，
而聞訊派出觀察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也只剛剛好趕上閉幕，
無法參與該屆賽事。但國際賽場的角力從這時便開始展開。
而雙方也把目光放到號稱革命之母的海外華僑，
透過爭取海外華人的支持來增加自己的正統性。
至下一次正式的國際賽：1954年馬尼拉亞運，
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積極組織海內外華人參賽。
[1954年馬尼拉亞運]
這邊因為沒有足協的檔案直接佐證，
只能用《聯合報》、《中央日報》等資料進行側面描寫。
早年海外這群老華僑大多認為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正統政府，
而中國共產黨只是作亂的土匪，因此對於臺灣這邊自然較為同情，
也因此早年自菲律賓訪臺(勞軍)的華僑絡繹不絕，受到政府高度的重視。
另外當年除了隨著政府撤退來臺這條路線，
也有不少人逃入香港，
比如1952年訪問臺灣的香港「光華」足球隊
這隻球隊的主要支持者是上海商人王志聖，
球員多是解放前上海聯賽實力最頂尖的「青白」、「東華」兩隊逃到香港的球員組成。
當時香港也充滿許多中國內地出生的運動員，
這批香港球界的球員自然也成為拉攏的對象(畢竟足球當年是「國球」)。
在「光華」訪臺的三場比賽中，分別以懸殊比數打爆北市聯隊、空軍、海軍。
由於FIFA與國際奧委會一樣於1952年都同時承認兩個中國，
而香港又有資格參與1954亞運，因此拉攏香港球員具有相當的意義。
所以臺灣體育會足球協會(後變為足球委員會再改組成足協)就把腦筋動到身在香港的球員
身上，但由於無法肯定香港球員能否參賽，最早公布的足球選拔方案是以新加坡、馬來
亞、越南、泰國等地的華僑為主。
首先，為了拉攏香港足球界，
臺灣方面抱腿抱滿的任命住在香港的李惠堂為國家隊總教練，
並任命他為選拔委員，而同樣住在香港的沈瑞慶、王志聖也入選籌備委員與選拔委員。
在1953年緊鑼密鼓籌備的同時，海外華人球隊來臺灣的次數也逐漸密集，
包含菲律賓「電光」、「閃電」，香港「光華」、「南華」、「傑志」，
其中最特別的當屬曾多次代表早年中國足球的「南華」。
1953年下半年，為了慶祝雙十國慶，足協邀請「南華」、「傑志」兩隻球隊來臺，
而「南華」在臺的花費均由足協統一包辦(當時的政府哭窮，但在這裡很大方)，
「南華」飛抵機場的時候，帶隊的籌備委員沈瑞慶也當場發表演說道：
「如有可能，南華願意代表自由中國參加亞運。」
隨後「南華」在臺灣進行多場表演賽，與菲律賓華僑和臺灣球隊互有勝負的情形不同，
「南華」橫掃當時軍方所屬的所有球隊，
可以說把當時政府有概念的臺灣球隊通通打趴在地上，
《聯合報》社論直接撰文痛罵臺灣是足球落後地區。
在「南華」、「傑志」訪問期間，亞運的選拔委員會也陸續公布選拔方案，
早先因傳言統一在臺灣選拔，所以「光華」預先留下5名球員參加選拔。
而原定於9月底舉行選拔也剛好因雨延期，
10月中選拔委員會公布選拔改採分區選拔的方式，
預計選香港12人、臺灣4人、馬來亞與菲律賓各2人，並附有但書香港球員可以多選。
到了隔年1月確立香港選12人，其他地區選4人補充的方案，
最後香港地區選出17人，臺灣地區則選出4人，
台灣地區又有2個球員是當時「光華」留下的球員，
而土生土長的臺灣球員只有守門員徐徽博一人。
在這次選拔過程中確立了往後以香港球員為主的選拔方式，
而其他地方的華僑則來到臺灣進行選拔以做補充，
但往後國際賽幾乎都只使用香港地區的球員，
如1956年奧運及亞洲杯時已不見徵召台將之討論。
這可能是因為中華民國想要擴展它實質擁有的體育領域，
也可能是急需爭標進行政治宣傳的政治目的，
由於沒有進一步的資料佐證，無法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而由球王李惠堂執掌兵符，香港名將姚卓然、莫振華等為主力組成的中華隊一路過關
斬將，先以3比2小勝越南，再以4比0大勝地主菲律賓隊，又以4比2斬落印尼，
即使李惠堂在比賽中跑去當播報員轉播賽事不在場中指揮球隊，
中華隊在決賽時仍然不費吹灰之力的以5比2輕取韓國，
贏得當年中華民國唯二的亞運金牌。
香港球員在亞運後直接飛回香港，並未在台停留，
至6月13日臺灣方面才在體育界呼籲下成立籌備會邀請代表隊回國，
可以看到當時的香港球界與臺灣社會關係其實相當淡薄。
而當時的臺灣社會基層足球在國家隊選拔過程難見其蹤，
這跟當時的社會背景也有關係，
除了省運會，臺灣社會球隊罕有正式比賽的機會，只能進行零星的友誼賽，
加上缺乏適合的場地，因此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初逐漸消失，
而被覆蓋在國家隊光環之下的基層足球問題到了1958年才開始受人注意。
參考資料：
1.《申報》、《大公報》、《聯合報》、《中央日報》
2.李峻嶸，《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香港，三聯書店，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