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董，你又錯了！台灣愈是民主自由，愈能吸引外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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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剛出爐的打臉文，分享給大家。
正好在準備資格考，於是就把手邊的書單拿來寫一寫。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於11月15日接受陳文茜訪問時表示：
「若我是外商不會投資台灣」，台灣的各家媒體均以此
為題大幅報導。先不論郭董的公司到底還有多少比例的
經濟活動是在台灣（例如組裝iPhone工廠全都在中國）
、到底為台灣創造多少經濟效應，也不論郭董的公司曾
發生過的一連串跳樓事件、名列血汗科技大廠之列，郭
董主要是想告訴大家台灣必須要趕快跟中國大陸簽訂服
貿和貨貿，必須有一個強政府，立法院和民意對經貿談
判的監督會把投資者嚇跑。
郭董說：「民主發展不是最重要，強政府才是最重要，
強政府是指政府有強大的執行力以及法治，而且順序要
擺對，民主要擺在最後。」
筆者曾經針對郭董鄙視民主政治的發言，整理了一些政
治學研究成果來告訴大家為什麼郭董錯了（「民主不能
當飯吃」？郭董，你錯了！），本文再來整理政治學的
研究告訴我們的事：什麼因素影響國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立法機構
對經貿談判有什麼影響呢？
影響國外直接投資的因素
政治學的研究告訴我們，民主政體能夠吸引較多的外商
前來投資，原因在於民主政治當中的公民權利、政治權
利，以及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才能夠保障法治（rule
of law）實行，如此才能夠保障個人的財產權、減少
被國家隨意亂徵收的風險、提供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
，然後才能吸引更多人放心地前來投資（Goldsmith,
1995、Nieman and Thies, forthcoming、
Li & Resnick 2003、Jensen 2003）。
因此，在絕大多數研究中，學者發現民主國家相較於威
權國家而言，更能夠提升國外直接投資，而且民主程度
與FDI呈現正比關係。
Jensen（2003）檢視了1970到1997年之間114個國
家的表現，發現民主指標（Polity III 資料庫，把
國家從民主到非民主由10分到-10分打分數）與國外直
接投資（佔GDP的比例）成正比，也就是說，一個國家
的民主自由程度愈高，吸引到的投資愈多。
Li and Resnick（2003）的研究大致上也得到同樣
的結論，他們採用的資料庫含蓋1982到1995年間的53
個開發中國家，研究結果也顯示民主指標（Polity IV
資料庫）與國外投資的淨流入量是顯著正相關（see
also Choi 2009）。
Asiedu and Lien（2011）指出，只要一個國家的經
濟活動不是集中在天然礦產、石油輸出等容易被大財團
壟斷的產業，民主程度（Freedom House自由之家資
料庫）與國外直接投資（佔GDP的比例）成正比。他們
的樣本數含蓋1982-2007年間的112個發展中國家。
Busse and Hefeker（2007）的文章很適合為這段
作結。他們用1984到2003年間的國家樣本，整理出最
能夠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因素：政府穩定程度、沒有內
亂或族群衝突、民主程度（公民政治權利）、法治程度
。我們可以說，「民主自由程度愈高，愈能夠吸引國外
投資」基本上是學界一個廣為接受的共識。
不過，在民主與國外直接投資的相關研究當中，目前仍
然有一個爭論：民主程度對大型跨國公司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的投資
意願影響為何？Li and Resnick（2003）指出，有
些跨國公司較喜歡到威權國家去投資，因為這樣才能規
避民主程序下的各種法治程序，在愈缺乏民主法治的地
方，愈有走後門、靠關係、靠特許權而壟斷市場的機會。
Busse（2004）發現，在1970至1980年代間，大型跨
國公司特別喜歡投資那些威權國家，而威權國家也常常
利用這些大型公司的投資當作一種壓榨人民的方式。這
個研究與Asiedu and Lien（2011）的研究可以互
相呼應，因為那些被人權團體與NGO所指責的大型公司，
多半是掌握能源開採與出口的石油公司。在Busse論文
中被提到的例子有：Unocal石油公司在緬甸；殼牌石油
公司在奈及利亞，以及BP石油公司在哥倫比亞的各種行
為。Busse同時指出，1990年代以降，這樣的現象仍然
存在，但是較少出現。
說到這邊就要來「反觀」一下郭董大聲疾呼的許多想法，
包括台灣太過民主、民主不能當飯吃、我們需要一個強力
政府、立法院及民間團體不要再扯後腿、民主要放在最後
順位之類的言論，以及動不動就威脅「不要逼我離開」、
「不再投資台灣」、「強力擴展中國市場」的種種發言，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郭董領導的鴻海，比較接近哪種類型
的大型跨國公司呢？
威權政體與國外直接投資
民主的程度與國外直接投資成正比，這似已被學者們廣為
接受。最新的研究議程是討論什麼因素影響威權政體的
FDI多寡。
我們可以發現，就算在威權國家當中，也不是讓統治者擁
有無上的權力、一個超級「強大」的政府（依照郭董的思
維，應該就是政府官員可以決定一切），就可以吸引投資
。研究結果顯示，正好相反。
Gehlbach and Keefer（2012）的研究指出，在威權
國家當中，如果統治者的權力愈受到節制，愈能夠吸引國
外投資。獨裁者權力受節制的來源包括：制度化的政黨政
治（而非一人說的算），存在領導者更替的相關規則，以
及競爭性高的選舉。其背後的因果機制是，當獨裁者受到
節制的時候，就愈不能恣意妄為，當他要亂來的時候，會
有其他人利用那些集體決策機制來制衡獨裁者，這樣一來
統治的成果會比較好，治理的效能會提高，政權較穩定，
投資較能獲得保障，因此就能吸引到外商投資。
立法機關的參與
政治人物最常告訴我們，談判要講究效率、機密，所以總
是拒絕公布資訊，或是不想要做評估報告就要大家相信一
個對外談判是利大於弊。事實上，政治學的研究告訴我們
的也是完全相反。在對外關係當中，像是「監督條例」這
類的東西，以及國會與民意制度化的參與，都是「人民當
政府後盾」最好的機制（institution）。
Lisa Martin（2000）的研究最能代表這個論點。在一
個正常的民主國家，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本來就是互相監
督制衡的關係。讓立法機關參與對外政策的制定過程，行
政機關才會有動機去考量民意，去想辦法談出一個涵蓋最
大多數人利益的條約出來，並且去對其結果負責。如果沒
有國會的監督、授權、參與，則一來人民不知道行政機關
到底是談了什麼，一來行政機關也沒有動機去把條約談到
最好，對於經貿條約所帶來的衝擊也不用去認真處理。
政府常說，你要相信我們、我們都很愛台灣。問題在於，
口說無憑，而「制度化的參與管道」是一個政府與人民之
間的可信承諾機制（credible commitment），因為
它提供了有用的資訊：一方面告訴政府官員人民的偏好為
何，一方面政府也可以用這個機制來向人民保證一定會達
成大家的利益，而非隨口說說。
在國會的制度化參與之下，對外條約的談判不只對國內有
承諾，更會具有國際上的可信度（credibility），因
為對方知道你來跟我談是經過民意認證的，不會隨意憑領
導人一句話就修改，而且談好之後還必須經過國會批准，
如果在談判過程中兩邊亂談一通、或者隨意被人佔了便宜
，回去肯定是會被國會給拒絕批准、被民意反彈。因此，
只有在具備可信機制的狀況下，才能談出對雙方（尤其是
具有行政立法制度化參與的一方）最好的條約。
Martin的書中舉了丹麥的例子告訴大家他們怎麼談條約。
而我們政府最喜歡拿來比較的南韓，他們談FTA就是這樣談
的：「先研究、再溝通，最後才立法，然後才授權談判代表
上談判桌。」於是，韓國和中國的FTA談了十年，最近才完
成談判，談完也不是立刻就要大家接受，還要送到國會審議
和批准。南韓跟中國大陸談經貿條約，並沒有像我們政府這
樣，沒有研究（從頭到尾就只有一份中經院的報告，其他國
安報告失業衝擊產業調整一概沒有），流於形式的趕場公聽
會（而且只能聽不能改意見），不用授權（目前也沒有法律
可以授權），談好之後就要大家接受「反正就是Z＞B」
「簽下去就對了」。
郭董和許多政府官員其實都搞錯了，人民是政府的後盾，不是
敵人。制度化的參與（當然也是更高程度的民主），才是讓國
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國會的監督對行政機關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再拿另一篇有趣的
研究來討論。我們都會認為像是對外軍事行動必須要保持機密
、不能公布資訊。事實上，學者指出，沒有什麼「國防布」這
種東西。
Colaresi（2012）的研究採用MID資料庫（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從1970年起算共包括449起的國
際雙邊衝突。他發現，當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愈高、監督機制
愈完善（定義：新聞自由程度高，國會擁有對國安法案與政策
的監督權，存在政府資訊揭露的法案），與他國發生紛爭時，
取得優勢（也就是贏得戰爭）的機率更高、在戰爭當中發揮的
戰力（傷敵總數）會更強。
結論
民主與自由程度愈高的國家，愈能夠吸引國外直接投資，這是
政治學研究中一個接受度很高的結論。而立法機關的實質參與
、制度化參與，更是讓談判結果最佳化的關鍵。我們可以思考
的是，在台灣，破壞民主與法治的人到底是誰呢？我在前一篇
談〈民主不能當飯吃？〉的文章當中隨意列舉了幾項：
當法律無法保障人們的生命財產，而以依法行政之名進行徵收、迫遷；
當行政首長可以用違法監聽的方式打擊政敵、監控社會；
當立法委員無視朝野共識及會議程序共用30秒就通過審查重大法案；
當立法委員面對罷免的聲音還強硬以誹謗官司告發學生、並且不斷調高罷免門檻；
當行政體系的官員大聲指導司法單位、針對少數人做預防性羈押和嚴懲社運人士；
當政府官員強力護航大財團及宗教團體的違建，不理會環評和法院判決的結果；
當最該幫勞工講話的勞動部編列了幾千萬元來告關廠工人，爭討
被無良大老闆所積欠的薪資和退休金，然後事後總統還得意的說幫勞工打贏了訴訟……
在這些罄竹難書的種種事情之下，我們還要去怪台灣「太民主」
嗎？還是要去怪這些破壞民主法治的人呢？外商不投資台灣，真
的是因為我們不投資中國？真的是因為我們的立法院拖延監督條
例的審查？
郭董說，「台灣因反中恐中、反商仇富，使得經濟議題都無法理
性決策」、「沒有思考我們養了多少人、繳了多少稅」。對啊我
真的很好奇，鴻海到底繳了多少稅給台灣？跟台灣的銀行貸款多
少錢？（隨意列一筆，「群創」的紓困案就借了上千億元）投資
了多少錢到中國？請公布出來啊！我們前陣子才知道像頂新這樣
子的大企業竟然逃了一大堆營業稅不繳，不知道台灣最大的企業
鴻海繳了多少？
前年（2012）大家在討論證券交易所得稅（證所稅）議題的時
候，財政部長劉憶如舉郭董為例，他一年賣鴻海股票可以賺10億
，但只繳348萬元證交稅，然後還跳出來反對課徵證所稅（即使
課徵證所稅，他也只要繳7千萬元，稅率7%，跟最低級距的綜合
所得稅差不多，這樣子超低的證所稅都可以跳出來反對）。
郭董說「強大的政府和法治是吸引投資的關鍵」。但是，以他對
民主政治的鄙視態度來看，他對「法治」的理解恐怕是「以法而
治」（rule by law）而非法治（rule of law）。雖然民主
與法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唯有民主國家才會有健全的「法治」啊！
再說，法治的主要內涵是政府作為必須依照法律規範，是拿來規
範政府公權力的，不是拿來限制人民的。郭董，你真的完全搞錯
了，真正能吸引投資的因素就是民主政治所確立的法治（rule of law），
而不是讓政府很強大、不受限制的「以法而治」（rule by law）。
政治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如果依照你說的，把民主放在最後順位
，那台灣就真的要糟糕了。
台灣人要好好思考的應該是：我們還要繼續把那些急著跑到威權
國家去投資、整天嫌棄民主政治、壓榨勞工的大老闆們的話奉為
圭臬嗎？
延伸閱讀
吳俊德，「依」法而治還是「以」法而治？ –民主與法治的關係
http://whogovernstw.org/category/jundehwu/
David Chiou，我們要法治！…咦我們說的是同一件事嗎？
http://whogovernstw.org/2014/09/09/davidchiou1/
陳方隅，「民主不能當飯吃」？郭董，你錯了！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4021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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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Property Righ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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