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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春，在漠北草原斡難河源的大帳前，九尾白旄纛（用九條白馬尾做成的旌旗）
迎風飄展，草原各部首領正在舉行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忽里勒台」，一致同意尊奉鐵木
真為蒙古大汗，上尊號「成吉思汗」。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的建立結束了漠
北草原四分五裂混戰不休的亂局。東起興安嶺，西至阿爾泰山，南達陰山，北抵「林中百
姓」居住地區（貝加爾湖附近）的廣袤土地成為成吉思汗一統的天下。
成吉思汗祖孫三代的征戰，實現了後來西方學者所說的「蒙古（統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a），當時的西方人甚至驚呼：「蒙古不是一個國家，蒙古就是整個世界。」
「蒙古和平」下的絲綢之路
阿拉伯帝國與大唐衰敗後數百年來時斷時續的東西方交通，在「蒙古和平」時期已經暢通
無阻。此時的絲綢之路北穿今天的南俄羅斯，南貫波斯，其中一條從中亞細亞沿天山北麓
直通和林（今蒙古國哈拉和林），再從那裏通到大都（今北京）；另一條從西伯利亞南部
沿薩彥嶺北麓直通和林與大都，當然還有從中亞經河西走廊直通中原的傳統商道。商隊在
旅途中所花費的時間由於道路條件良好而大大縮短，在當時以牛車、馬車為主要交通工具
的條件下，從克里米亞半島到大都（今北京），不過五六個月的行程。
順着絲綢之路，蒙古統治者「在國土上遍設驛站，給每所驛站的費用和供應作好安排，配
給一定數量的人和獸，以及食物、飲料等必需品」。每個驛站間隔的距離，一般情況下是
當時的交通工具一天左右的路程，即30至50公里。驛站所提供的交通工具也因地區有異，
從馬、牛車、驢車、駱駝車、船，一直到狗拉爬犁。
當局從當地徵收的「全部收入用於支付強征的簽軍、驛站和使臣的開銷。除此以外，不得
干擾百姓，不得非法征索，向他們要東西，更不得接受賄賂」，其中竟有半數是用來維持
驛站運營的，包括經營驛站本身的費用，如糧食、交通工具、牲畜等，以及提供給過往使
臣、官員、宗王、商人等的食宿之費。
得到蒙古帝國精心維護的驛站系統自然是商人的福音。在世紀出版的一本商業手冊《通商
指南》中，佛羅倫薩商人佩戈洛蒂（Pegolotti）強調，通往中國的道路「無論是在白天
還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即使稍有危險的路段，「若結隊至60人同行，即當最危
之際，亦與居家無異」。蒙古當局還頒發了一種具有護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證件，所謂
的「牌符」。這是一塊比手掌大的金牌、銀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鏈條穿着，戴在脖子上或
系在衣服上。「牌符」的持有者可以在帝國全境平安旅行，「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
者如出鄰家」。
中亞地區的絲路重鎮中，雖然大都在蒙古西征時經歷了兵燹，但大多數隨後就因大規模的
東西方貿易活動而重新恢復，到1259至1260年，即成吉思汗西征40年後，「這些州縣在某
些方面已達到原來繁榮昌盛的水平，而在另一些方面很接近原來的水平」。比如13世紀中
亞最著名的商業重鎮玉龍傑赤，在佩戈洛蒂的《通商指南》中，這裏已經重新成為東西方
貿易的樞紐，「商務繁盛，貨到即可銷出」。在中世紀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
看來，玉龍傑赤是「最寬闊、最雄偉、最美麗、最龐大的城市。市場建築雅緻，街道寬敞
，房舍鱗次，真是美不勝收。該城人口之多宛如潮湧」。
此外，蒙古帝國時代的絲綢之路還出現了一條新的商路，從黑海沿岸克里米亞半島附近的
亞速起始，向東越過伏爾加河，橫穿欽察草原或者轉向東南進入中亞。「在欽察汗國整個
存在時期，亞洲是從基輔城的南郊開始的。」
這條連接歐亞的商路在欽察汗國境內，黑海的港口與蒙古統治下的東亞市場相連，草原地
區或北部森林地區出產的糧食、牛馬、皮毛、木材和魚蝦，以及中國或中亞生產的奢侈品
——譬如絲綢（包括生絲）和瓷器——都是由船隻或商隊運送到拜占庭、埃及、敍利亞和
意大利等地的。作為交換，珍寶、貴金屬、香水、水果以及非洲牲畜也源源不斷地運往中
亞和中國。
伊本・白圖泰曾記述：「薩萊城是最美的城市之一，它建在平原上，規模特別大，人口眾
多，市場壯觀，街道寬闊……到處都有漂亮的市場，寬闊的街道，大量的清真寺。這裏的
絲織品大部分是從中國運來的，從匈牙利、俄羅斯，甚至意大利來的商人用不着到中國去
買中國絲織品。他們可以在這裏買到它。」
波斯的「中國風」
實際上，「蒙古統治下的和平帶來了偉大的突破，它使人們的視野從地中海轉向亞歐大陸
」。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西亞建立了自己的汗國，即蒙古四大汗國之一的伊利汗
國（舊譯伊兒汗國），「伊利汗」（Il-khan）意為「總督」，這本身就說明旭烈兀承認
忽必烈（以及元朝皇帝）是帝國大汗，而自己的汗國則是元朝的藩屬。
事實也是如此，旭烈兀以後的歷代伊利汗即位，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冊封為合法程序，當
然元朝皇帝也從未刁難伊利汗的冊封。伊利汗國是以波斯（今伊朗）領土為中心建立起來
的，而波斯在古代就以其發達的文明著稱於世。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與伊利汗國
在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極具吸引力。一些著名的大商人不斷往返於兩國之間，如「波斯
人馬思忽惕之父牙豁卜（Yacob）為大商，於1276年自忽必烈駐所還」。既然牙豁卜為大
商人，他返回伊利汗國，當然少不了貿易經商活動。
隨着1258年巴格達為旭烈兀所攻陷，並降為伊利汗國的一個邊疆省區，這座「天賜花園」
失去昔日的顯赫地位。取代巴格達商業地位的則是阿塞拜疆地區的大不里士（今屬伊朗）
。這個伊利汗國的首都位於西至小亞細亞，北達南俄羅斯的交通要道上，因而作為一個國
際大都會異常繁榮起來。馬可．波羅聲稱：這裏「位置適中，是商業樞紐，所以印度、巴
格達、摩蘇爾、克雷默索和歐洲等地的商人，雲集在這裏進行貿易，吞吐量很大，城中珠
寶的貨源十分充足，可供各地商人前來採購」。
意大利商人在這裏可以輕鬆地獲得伊朗和中國的織物、東印度群島的香料。大不里士奪走
了波斯灣所有的香料貿易，這些香料被直接運到大不里士，而不是巴格達、巴士拉及其他
古代貿易中心。
旭烈兀早年西征時就帶去了許多中國醫生，他生病時，由隨侍的中國醫生治療。伊利汗國
的合贊汗（1295—1304 年在位）患眼疾，由中國的熱炙療法治癒。唐代孫思邈的《千金
要方》在元代被譯成波斯文。與此同時，阿拉伯的醫學知識也傳入中國，明代醫學家李時
珍的《本草綱目》中已記有許多阿拉伯傳統藥物和醫法。可以說，經由絲綢之路傳入的東
方影響在伊利汗國隨處可見。波斯和阿拉伯世界酷愛中國的藝術，那裏的人們仿造中國的
瓷器，學習中國的水墨畫，戴中國式的帽子，穿中國式的服裝。中國風尚在蒙古人統治時
期的伊朗社會中已成為最流行、最有感染力的新事物。
世界上最早的幣制條例
在洋溢着「中國風」的伊利汗國，甚至出現了紙幣這一當時堪稱新奇的物品。
毋庸置疑，紙幣源自中國。中國最早的紙幣是「交子」，出自10世紀北宋時期的四川民間
，當時四川鐵錢繁重，商人為方便交易與攜帶，出具了一種兩面印花紋的紙券，金額由商
人臨時填寫。「交子」的叫法與四川方言習俗有關，是對照票據取錢的意思。「交子」起
初由商人自由發行，信用度低，後十六戶富商主持印製與發行，再後來，私「交子」被取
締而由政府發行官「交子」。宋朝紙幣主流為「交子」「錢引」「會子」「關子」，紙幣
實行「屆」制，一般三年為一屆，期滿發行新紙幣兌換舊紙幣。
到了元代，紙幣（鈔）更成為全國通行的唯一法定貨幣。元廷禁止金銀、銅錢在市面流通
，「只准官收作價」，將收集的金銀集中於國庫作為紙幣發行的「本」（準備金），用嚴
厲的國家法令強迫百姓只能使用元朝紙幣。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政府頒佈了具有
劃時代意義的《整治鈔法條劃》，對元朝紙幣的發行流通等做了基本規定。5年後，元廷
根據社會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並針對前一個「條劃」在執行中出現的新問題，又頒行了《
至元寶鈔通行條劃》十四款，這是中國，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完備的幣制條例。
正是依靠這個條例，元朝紙幣流通得以成為「純紙幣」流通。新條劃十四款詳盡地規定了
元朝基本的幣制規範，如寶鈔種類和票面單位、寶鈔發行和易換方法、發行準備金辦法、
寶鈔行用範圍和新舊鈔比價、買賣金銀辦法與私自買賣金銀的懲處、偽造寶鈔的懲處等。
元廷設立獨立的諸路寶鈔提舉司，全國各地設平准行用庫，以具體貫徹執行這些制度。寶
鈔提舉司專司寶鈔的印製、發行和日常管理，平准行用庫則是由政府撥給一定鈔本，通過
其分佈廣的優勢吞吐金銀、紙幣，用以平抑物價，藉以推行鈔法。通過這些措施，元朝的
紙幣「東進渤海、西貫中亞、南達夷越、北窮朔漠，莫不通行」。
近代以來，從吐魯番等地出土相當數量的元代「中統鈔」及「至元鈔」，也可看作是上述
說法的佐證。當時，元廷官員的俸祿、軍兵的餉銀都用寶鈔發放，政府稅收、市場買賣、
借貸等均必須使用寶鈔。馬可．波羅親眼所見，大元帝國的所有臣民都毫不猶豫地接受這
種紙幣，使用起來「竟與純金無別」。
毫無疑問，元朝紙幣是我國3000餘年貨幣文明史上燦爛的一頁。它開世界純紙幣流通之先
河，借元朝遼闊版圖，流通範圍空前廣大。其影響所及，竟遠至西亞的伊利汗國。13世紀
末期，伊利汗國正處在財政危機之中，「國帑……罄盡，且不能舉債。由是不能以一羊供
汗食」。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想到了元朝暢通無阻、萬般靈驗的紙幣，並希望通過它來擺脫財政困
境。當時服務於伊利汗廷的元朝丞相孛羅告訴伊利汗乞合都：「紙幣是蓋有大汗印的紙，
紙幣代替金屬鑄幣可在元朝四處流通，元帝國所有的硬幣巴里失（銀錠）便被送入國庫存
儲。」乞合都汗意識到紙幣的生產成本低，卻可累積金銀，世上的金銀對其而言永遠不夠
，於是贊成在伊利汗國印刷、發行紙幣，遂於1294年5月初召開了有關紙鈔的會議。經過
幾個月的準備，伊利汗國於 1294年9月12日正式發行紙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