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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死了。
也許金庸最大的好處和壞處，都在他會寫東西這一點。金庸一手寫小說，一手辦報寫社評
。才子聲名鵲起，又涉身於傳媒，政治自然就會找上門。很多文藝菁英或學術翹楚，最終
都無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
一個文人，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士大夫人格的文人，是不可能一世寫文章，做
一個好作家就了事的。因為士大夫人格講儒家，講經世致用。士大夫的基本修行路徑是「
致物致知，誠意正心」，然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後來的中國皇帝為了獨攬大權，排斥功臣和貴族集團，創造了科舉制以考試取士，將一部
份平民提升為官僚階級。其實事情揭穿了，只是大有為的皇帝要將權力集中，不願再與父
祖一輩的功臣和皇族成員分享權力。但這畢竟促成了階級流動，新貴的士大夫，產生了帝
制也能夠開明的想像。這便是延續至今的魯迅猛烈批評過的折衷主義。近世新儒家在帝制
文化中求開明，金庸也說過中國最好是行「開明的社會主義」。
中國士大夫的救世之心，即由此而起；帝師情結，由此而生。每一個士大夫最終服侍的對
象都是皇帝和統治者，希望向統治當局反映意見，甚至分享權力。金庸寫小說受歡迎，旗
下的報紙有影響力，所以在主權移交前的談判時期，成為中方其中一個重點拉攏對象。之
後的事情成為金庸的污點。然而這並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金庸出身於江南名門望族，書
香世代，恐怕「經世」之心是早就有的。
年輕時金庸考入國民黨的學校打算報效國家，中共建國後又去過外交部求職，都沒有成功
。後來逃到香港辦報，因為在議論大力反對文革，成為親共派追殺命令的對象。但大亂過
後，國家還是國家，81年鄧小平邀請金庸見面，他就去了，而且日後多次回顧，可見對於
士大夫文人來說，接受皇帝召見是多大的榮寵。以前各種陣營變換，也都值得了。
屈原宮怨不受楚王寵幸，但金庸幸運得多，馬上受到統戰，然後在80年代的政制談判，成
為當然的玩家，坐落在保守派的一方，88年推出代表中國立場的「雙查方案」，將政制民
主化急凍在非常保守的狀態。
一年之後，六四鎮壓，北京的民主運動流血了，而且是鄧小平下的命令。金庸又悲天憫人
起來，表示對鄧小平失望，並辭去基本法草案委員的職位。殺人之後，皇帝想必又在某一
次呵護他一下，士大夫的臣子病又發作，便是「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又從了。
1999年，金庸在中國的「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會議」中，發表題為《兩種社會中的新聞
工作》的演講，親切的叫著「毛澤東主席」、「如今，中國的政權十分穩固，江澤民主席
領導黨與國家，朱熔基總理辦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
的周圍……」跟寫小說的金庸，是兩套話語。才子的文字好，但你永遠不要墮進去全盤相
信。
金庸又表示：
「……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
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
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
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他的演講在香港也受到不少非議，金庸也因此與發表批評的《蘋果日報》交手。現在找到
的演講全稿，也是因為金庸認為《蘋果》斷章取義而自行提供。
但作為後人也得感謝金庸留下文稿，不然我們無法了解現實比小說更離奇。韋小寶在清人
面前，也沒有金庸的入戲。金庸自此再沒有和皇帝鬧翻了，自在故國如魚得水。而後《明
報》易手，香港政制得出最保守的方案，之後一切都是歷史。
文學和小說，只是文學和小說。作者是存在於實際社會和政治組織中的人，而中國傳統又
從來是講求權力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是中國士大夫文化很徹底的披露。金庸那一生，
可以用「一世做穩建制派」來概括。他年輕時投向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是建制派，中國的
唯一統治者；後來他從了中國共產黨、從了社會主義，因為這也是中國唯一的統治者。就
算文革殺了多少人，六四殘害了一代年輕人，那又如何，國家還要過日子。沒有這國家，
他們就沒有國家了。
這並不是隨風擺柳，而是士大夫一向自我定位於權力階層之中。士人、文人、士大夫，生
來就應該分享權力。因此我不相信金庸會有甚麼陣營之見的心障，津津回味與統治者的親
切見面，大概也是真的。
間或有一些過度簡化的意見，將金庸受到的非議定性為「大中華與本土」之爭，或當年雙
查方案是「出賣民主」。不，你得從中國文化的原型和高度去看，才能理解金庸的代表性
。在侵華時期長大的人，自然是至死擁抱著富國強兵的中華民族愛國主義，這也不是很壞
。很多人都是大中華主義的。但令金庸在談判桌上對香港反戈一擊的，並不是大中華情結
，而是士大夫人格。因中華文人對皇帝的召命，毫無抵抗力，很多鬧劇和悲劇都是這樣發
生的。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後記說：
「……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只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
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
也許我們都可以說，我們仍然能夠尊敬金庸的跨地域甚至跨文化的文學成就，然而，金庸
的一生仍是中華士大夫的活化石。在士大夫的系譜中，經世之用，拜倒在統治者腳下成為
「建制派」，成為當然的勝利者，才是主流；隱士、流浪者、狂士，崇尚無用之用的，是
隱埋的支流。
中國士人或廣義中國人是不做隱士的，他們都有文化基因種下的權力飢渴。而權力只能臣
服而問皇上索要。在取得權力和虛榮的過程，旁人他地故鄉或者避難所的事情，自然變得
不再重要。在特殊的過渡時勢之中，好人也可以做至大的壞事；何況是集文人商人於一身
、靈巧如蛇的金庸？
中國下層人民永遠要做穩奴隸，而士人階層則永遠要做穩建制派，這是中國。相比很多前
清遺老、南來文人，想做帝師而終一生沒有得到，金庸算是最成功的了。至少他取得了一
些經世致用的幻覺、見過聖上一面、摸過軍機處外面的一塊，在香港也擔過一些權力的虛
銜，對士大夫文化的末裔來說，也算是死無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