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悲劇前夕
1989/4/15
查良鏞最愛的領導人之一：胡耀邦過世。查良鏞立刻指示：明報開始製作胡耀邦專頁，圖文並茂的紀念這位「致力改革、正直誠懇、深得民心」的政治人物。
13年前的1976，周恩來逝世，群眾也聚集在天安門前懷念他。當時學生藉著弔念，要求政府處理四人幫，結果被公安痛打一頓，鄧小平也為這件事被踢出領導核心。十三年後，鄧小平權力在握，政府對天安門前的學生也特別寬容，可見中國是在進步的。雖然心裡有些擔心，但查良鏞還是相當樂觀。
他在隔天的社評寫道：「群眾以和平方式表示意願和情緒並非壞事...政府與人民共同努力，建設富強的國家、美好的社會、和諧的環境，由此導致極大多數人舒暢的心情。」
接下來的一週，查良鏞交代報社密切關注，謹慎發言。依據他對中國政府的經驗，學運拖的越久，他越感到不安。他在低調一週之後，寫了第二篇社評：
「當局多作一件好事、少作一件壞事，都能增加民眾的信心...我們絕不願意見到政府站在與群眾的對立面，也絕不願意見到群眾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互敬互信，有商有量，天下無難事也！」
1989/5/4
查良鏞專文紀念五四運動：科學精神的目的，是為了要打破長久的封建...但西方國家的制度「一來各有不同，二來其中各有不合理的重大流弊，三來未必能適用於中國。」這樣的立場與他之前對於基本法的態度一致：他贊同改革，但他從來都不覺得西方的民主制度適合中國。依這個邏輯，他雖然對學運樂觀，但並不認為西方將抗爭是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作法適用於中國。
1989/5/13
戈巴契夫即將造訪北京，學生打算在當日發動遊行，並開始絕食。
查良鏞的新聞直覺告訴他事情不妙。意識形態上，他不支持外國勢力介入中國；專業上，他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本性，只要是任何牽扯到統治權和國際關係，通常沒有太多商量餘地。
1989/5/15
中共下令凌晨三點前，天安門廣場必須淨空。查良鏞還沒開口，明報的同仁就主動表示：願意集體無薪加班，謹守記者的本分，作為歷史的證人。
查良鏞開始慌了手腳。他的記者群情緒激動，集體反對低調的報導方針。查良鏞自己也承認，自己累積多年經驗，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完全沒有任何概念。
1989/5/18
查良鏞發表社評：「請鄧小平領導愛國學運」。他依然相信鄧小平會用智慧化解危機。多年後他痛心的知道，在他寫下這篇文章的前幾天，鄧小平已經調動解放軍前往北京。
當天稍晚，國務院總理李鵬拒絕接見學生，還把學生痛罵一頓。
隔天明報宣布：即日起不接受頭版廣告，全力報導學運。
1989/5/19
北京戒嚴的消息尚未傳到香港。查良鏞對鄧小平完全死心。他寫下這樣一段話，作為隔天的社評：
「我們曾寄希望於鄧小平，企盼他能力挽狂瀾，再一次安邦定國，但他令群眾感到失望。」
查良鏞宣布取消隔日的明報三十周年慶祝會。
1989/5/20
李鵬公開宣布：學運為叛亂行為。查良鏞隨後公開宣布：辭去基本法委員身分，作為抗議。
(二十四) 六四屠城
5月21日，查良鏞在明報上寫下「既感痛惜、亦復痛心」。他的文章下面，是坦克車開進北京的照片。
事到如此，查良鏞已將完全無法再節制報導了。當日，香港發動了百萬人支持學運大遊行，他在明報大樓上，鳥瞰人潮，寫出尺度前所未有的社評：
「統治者縱有軍隊、機關槍、直升機在手，能把十億人殺的乾乾淨淨嗎？天下有什麼巨大的監獄，能把萬眾一心的十億人都關了起來？」
事到如今，查良鏞已經完全看透鄧小平了。據說他在寫作時留下了眼淚：
胡耀邦下臺，趙紫陽被定為學運黑手「這顯然都是我們曾經擁護愛戴的鄧小平所同意批准的...鄧小平先生，人民曾經這樣愛你，為什麼你忽然不愛人民了？」
5月24日，明報全版刊登「支持愛國學運，反對暴力鎮壓」聯署書。聯署者包含金庸夫婦、林青霞、徐克、吳宇森、蔡瀾、張曼玉等人。對於這個悲觀的局面，唯一讓查良鏞感到欣慰的，就是看到香港有上百萬人願意站出來支持學運。
北京戒嚴後，香港無法獲得第一手動態。5月27日，有些學生提出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雖然決議後來被推翻，但查良鏞還是報著希望寫著「一場大屠殺大概可以避免，這是當李鵬開始宣布戒嚴時大家所料想不到的。」他樂觀的將標題定為「大風波後三不可」最後還寫道：
「這件事開始漸漸平息，以後怎樣呢？」
接著幾天，北京沒有傳來新的消息。
6/3日晚上，儘管沒有第一手消息，他仍對情勢懷有希望。寫了一篇社評，準備登在明早的報紙上：
「當前的關鍵，是北京最高當局能不能運用中國三千多年來的政治智慧...中華民族有史可稽的歷史長達四千年...政治智慧當是主要原因。」
寫完這篇文章後，他把文章交給報社，安穩的上床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