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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吳心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外交部第四屆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華盛頓季刊》編委。
本文為吳教授《The China Challenge: Competitor or Order Transformer?》 一文的譯
文。原文於2020 年9 月15 日發表在《華盛頓季刊》第43卷第3 期。本文由複旦大學國際
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2020級博士生鄒琪翻譯，由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2019級
博士生湯傑校對。
毫無疑問，新冠肺炎的突然爆發給美國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並且使中美關係走上了一
條不健康的甚至是危險的加劇對抗之路。然而，中美兩國在新冠肺炎問題上的摩擦，可能
掩蓋了一些關鍵因素，這些因素可能在疫情過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將繼續影響中美雙邊關係
，甚至是國際大趨勢。目前，關於新冠肺炎大流行產生的討論，已經提出了一些問題：疫
情如何影響戰略競爭、中美兩國潛在的權力轉移，甚至是總體的國際秩序。因此，清醒、
系統地評估中美關係發展的動力和勢頭，對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以及新冠肺炎危機期間
和之後，都有重要意義。
2017 年12 月，特朗普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布重回大國競爭時代，並將中
國列為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報告斷言，中國不僅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與繁榮，而
且挑戰到戰後美國主導創建的現行國際秩序。自該報告發布，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反復強
調，美國應該與日漸強大的、雄心勃勃的中國展開競爭。這些精英成員表示，與冷戰期間
的蘇聯不同，中國給美國帶來的挑戰，是蘇聯和日本組合式的威脅，中國是美國現代史上
最具活力、最強大的競爭對手，等等。特朗普政府表示將與中國開展長期的戰略競爭，政
府內部和外部均有人在呼籲開展新冷戰，行政部門、國會、媒體和智囊團的行動和言論類
似於冷戰初期的社會動員。
中國的崛起無疑給美國帶來了複雜而獨特的挑戰。中國是世界主要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大
國，有著不同的政治體系、意識形態和文化，在國際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
時與美國保持著活躍的經濟和社會聯繫。如果應對方法不恰當，美國不僅難以應對這一前
所未有的挑戰，而且還可能嚴重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最終造成的問題將多於能解決的問
題。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可能是任何長期的戰略實踐的特徵，美國的對華戰略必須在深刻
理解問題的基礎上，採取明智的政策方向，目前特朗普政府這兩點均缺乏。
當前對中國挑戰的分析大多過於簡單化或是誇大其詞，甚至扭曲事實，這只會誤導美國形
成合理的對華戰略。事實上，要想對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採取適當的策略，就需要在三個
關鍵領域進行準確評估：競爭、權力轉移和國際秩序的轉變。
一種新型戰略競爭
大國對抗在歷史上時有發生，但其特點隨時間而變化。過去的大國競爭都帶有強烈的政治
軍事色彩，通常包括軍備競賽、地緣政治競爭，在冷戰中還包括意識形態對抗。在某些方
面，中美競爭與過去的大國競爭有相似性，但也受到21 世紀新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技
術環境影響而獨具特色。在近兩年中美兩國的互動中，中美競爭的領域很廣泛，涉及社會
經濟、政治、軍事等各個領域。然而，正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
樣，「中美之間的關鍵競爭更可能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而不是軍事方面的。」事實上，
當代競爭的關鍵在於經濟和技術創新以及國內治理，因為這些領域涉及到國家發展的必要
來源和條件。
中美競爭的限制因素
有三個關鍵因素制約著中美戰略競爭。一是相互確保核威懾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國
的核武庫比美國小得多，但它的威懾能力是可信的，而且在未來將會更加具有威懾力。
二是兩國在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中形成的經濟高度依存關係。經濟的深度融合造就了「一損
俱損、一榮俱榮」的局面，往往會在貿易、投資和金融領域產生摩擦和衝突，但它也有助
於界定競爭的邊界。
三是廣泛的國際規範，兩國作為這些規則的締約國，就必須受這些制度的規則和規範的約
束。與美國和蘇聯在兩個獨立的國際體系中運行的冷戰時代不同，今天中國和美國在同一
個國際架構中運行。這很大程度上為美中競爭設定了邊界：不會爆發直接和大規模的軍事
衝突，不會完全切斷經濟聯繫，也無法瓦解當前的國際體系。
中國的戰略目標
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其目標將對中美競爭的進程產生決定性影響。首先，中國加
強經濟和軍事的建設必然會縮小與美國的實力差距，但中國的目標更多的是降低自身的脆
弱性，而不是獲得優勢。換句話說，中國並不尋求全面上赶超過美國，而是改善自己的相
對地位。本質上說，這是一種防禦姿態，而非進攻姿態。
其次，中美角逐的手段主要是經濟和技術，政治、軍事手段則居於次要地位。中國無意像
冷戰時期的蘇聯一樣，投入大量資源與美國開展全面的軍備競賽或全球地緣政治競爭。就
其本身而言，中美之間的競爭遠不及美甦之間的對抗。
第三，中國不尋求輸出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中國確實試圖為自己的發展模式贏得外界的
掌聲，但無意將這種模式強加於他人。因此，中美爭奪國際政治影響力，不應視為核心價
值觀或基本生活方式的鬥爭。中國的戰略目標——專注於經濟和技術進步，同時縮小中國
的軍事劣勢，但不尋求任何意識形態的轉變——這些都不會對美國構成現實威脅。
隨著特朗普政府加劇與中國的對抗，中國方面承認，兩國將永遠存在競爭和分歧。同時，
中國倡導良性競爭，而不是惡性競爭：競爭應該是公平的、有規則的，雙方應該是雙贏的
，而非零和的，競爭不應該排除必要的合作。北京堅稱，一場積極的、建設性的競爭應該
是提升自己，而不是削弱或摧毀對手。
美國的政策分析者和決策者不應急於否定這一描述，將其當做口頭宣傳。21 世紀形成了
國際政治經濟相互依賴的密集網絡，大國尤其是核大國相互厭惡戰爭，迫切需要應對共同
挑戰，並且對多邊機構的依耐性強。在這種環境下，選擇惡性競爭，對任何一方都是不利
的。
美國應當如何開展戰略競爭
華盛頓應該如何對待與北京展開的戰略競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明智地指
出，中美競爭的實質在於各自的經濟和社會表現。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的格
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進一步闡述了這點，他認為，在國家間的競爭中，三
個因素最重要：經濟表現，經濟是國家權力的構成部分；管理能力，實現國家目標需要有
能動配置資源的能力；三是民族精神，這是維持國家的基礎。考慮到這些，美國的策略應
當從其國內出發，投入更多資源用於基礎設施升級、研發高新技術、改善基礎教育、緩解
國內政治極化和政治對立、優化社會結構、整治槍支暴力和毒品氾濫。
第二，競爭並不等於也不一定導致對抗。特朗普政府內外的一些人似乎渴望將競爭轉向結
構性對抗，甚至與中國爆發新的冷戰。這種情況必須避免，因為這一選擇將給美國帶來沉
重代價，加速其頭號地位的下降，世界經濟陷入混亂，同時也難以阻止中國的崛起。
第三，華盛頓應與北京合作，制定一套競爭的規則。[ix]即使在冷戰期間，華盛頓和莫斯
科也在危機管理和軍備控制等領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這些協議幫助兩國渡過了最危險的
難關。中美兩國共同製定和遵守的遊戲規則，將有助於管理兩國互動，並讓世界其他國家
放心，中美競爭不會演變成兩隻大象之間的破壞性鬥爭。
最後，競爭不應縮小合作的空間。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的傳統和中國產生的新影響力，
需要兩國共同提供公共產品，應對挑戰。從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到穩定國際金融，從減少碳
排放到控制流行病，有一系列問題需要北京、華盛頓和其他國家共同努力解決。最近爆發
的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彰顯了國際合作的緊迫性，而中美之間缺乏及時、有效的
合作，已經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應該是一個被長久銘記的教訓。
正如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 (Lee Kuan Yew) 曾經指出的那樣，中美競爭不可避免，但也
不會陷入衝突。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雙方應牢記比賽的性質，劃定競爭的邊界，採用適當
的方法，建立健全的規則，將競爭限制在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善治等領域。如果北京和
華盛頓以這種方式進行競爭，最終兩國不僅會藉助一個強大的對手來提高自己，而且還將
為全球治理的質量和國際體系的升級做出貢獻。
有限權力轉移
除了界定中美之間的競爭條件外，美國對中美關係的擔憂，似乎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全球
權力是否從美國轉移到中國的評估。廣義地說，中美權力轉移存在三種可能性：一是中國
幾乎在所有主要領域超越美國，取代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二是中國在某些重要方
面超過美國，但在其他方面會落後；三是中國像蘇聯一樣崩潰，或像日本一樣陷入停滯，
在美國保持主導地位的同時終結其崛起。考慮到下文闡述的各種因素，第二種情況似乎比
另外兩種更有可能發生。
動態變化
根據一些新冠疫情爆發前後的預測，中國的經濟規模將在 2030 年左右超過美國，其經濟
規模將超過美國 (以GDP 為衡量指標) 。與此同時，中國還將在一些重要技術上超越美國
，如5G 通訊、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在軍事方面，中國人民解放軍 (PLA) 可能會在西太
平洋第一島鏈上獲得一些局部優勢，並在核能力、外太空和網絡空間構成可靠的威懾，這
種優勢將限制華盛頓在台灣海峽或南中國海的軍事介入。
在國際層面，中國將在亞洲獲得更大的影響力，推進一些經濟和安全措施，如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AIIB）或「一帶一路」倡議 （BRI），推動多邊機構朝著偏向中國的利益和
偏好的方向調整和改革，最後，美國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中的議程時不時受阻，而中國通
過貿易、投資和發展援助，以及經濟發展和治理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不斷增強。
另一方面，美國將在許多方面保持領先地位。憑藉強大的研發能力和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
系統，美國經濟仍將處於最先進和最具競爭力的行列，在重要領域的技術處於領先地位。
美國仍將是唯一最重要的金融參與者，而美元將是外匯儲備和交易量最大的國際貨幣。軍
事上，美國將繼續擁有全球最強的軍事實力，擁有世界範圍內的軍事存在和全球力量投射
能力，以及從歐洲到中東、東亞到拉丁美洲的安全聯盟體系。
在國際上，華盛頓仍將在許多多邊機構中發揮重大影響力，有時甚至起決定性作用，因為
擁有否決權。並且美國還可以在盟友和夥伴的支持下，在國際體制外推動自己的議程。此
外，二戰結束以來，華盛頓在主動採取行動、制定議程和團隊建設方面的專長，是一個崛
起中的大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獲得的最寶貴資產。此外，美國與大多數發達國家建立了政
治和文化親緣關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美國式生活方式及文化極具魅力，這將使美國繼
續保持獨特的影響力。
在中美動態變化的權力關係中，崛起的中國不僅與美國競爭，還在重要方面對後者構成補
充。比如，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產品和服務有利於美國農業、製造業、能源、服務業等領域
的發展，美國企業參與中國迅速擴大的市場，也會給美國企業帶來更多利潤空間。中國對
美直接投資將促進美國經濟和就業，中國購買美國國債則有助於穩定美國金融市場。儘管
目前特朗普政府對中美經貿發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中國繼續從未切斷的貿易、投
資、技術和金融方面的經濟聯繫中獲益。因此，中美兩國既相互競爭，又相互補充；兩國
的權力關係並非純粹的零和博弈。相反，這種關係為雙贏構造了一個重要基礎，因為美蘇
在冷戰時期沒有經濟層面的交織。
隨著中國能力的增長和北京在世界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權力分享已經成為中美兩國權
力動態變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讓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和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中獲得了更多投票權和話語權。北京成功地全面啟動亞投行，為
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而美國領導的世界銀行或日本領導的亞洲開發銀行(ADB) 未
能滿足巨大的需求，華盛頓不得不勉強與北京分享金融權力。未來，世界需要在網絡空間
、數字經濟、外空等領域制定規則和規範，華盛頓將無法壟斷這些領域，需要與中國及其
他國家共同分擔責任。
如果我們繼續按照爭奪權力的思維方式來獲取權力，將會造成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並帶
來國際體系動蕩的風險。相反，分享權力將促進各國承擔責任並進行合作，從而構建一個
穩定的世界。
新型權力結構
一種不同於二戰後秩序的新型權力結構無疑正在形成。中國的實力將繼續提升，但中國永
遠不會取代美國，也不會成為美國的全面對手。美國的優勢將相對下降，但在可預見的未
來，其絕對實力仍將保持上升趨勢。事實上，美國實力優勢在20世紀50年代達到頂峰後，
近70年來一直在走下坡路——這一趨勢在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暫時逆轉，但在21世
紀初又恢復了。新的權力結構以美國、中國、歐盟、俄羅斯、日本和印度為主要參與者的
不對稱多極化為特徵。美國將保持對其他國家的相對優勢，即使中國在某些方面縮小了與
美國的權力差距。權力轉移不僅發生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也發生在歐盟、日本、中國和印
度之間。
簡單地說，中國的崛起開啟了一個有限的、但不完全的權力轉移，進入了權力分享的進程
，而美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管理這一問題。維持單極化和阻撓權力調整的方式是無效的，
難以阻止中國崛起。多極化和權力共享則不可避免，這意味著美國將不再是權力中心，其
主導地位將被分享，華盛頓應該順應這一現實。
與此同時，華盛頓可以放心，沒有任何一個參與者可以取代美國，它仍然是世界上綜合實
力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明智的戰略不是抵制這種趨勢，而是適應這種趨勢。在保持技術、
金融和軍事實力等方面傳統優勢的同時，華盛頓應該開發新型工業和商業模式。與一個強
大的中國建立更牢固的經濟聯繫，而非脫鉤，這將增強美國的經濟競爭力。在全球事務方
面，與中國和其他新興大國共同分擔責任，這將有助於降低美國的資源消耗。避免全面的
海外軍事介入，如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節省出的大量資源用於社會和經濟項目，將
有助於美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治理。
國際秩序的轉變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主要擔憂是，中國將推翻現存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一秩序由美國在
二戰後製定，自此運作至今。崛起中的大國尋求重塑國際秩序，從而更好地為本國利益服
務，這無可厚非，中國也不例外。
雖然中國是當前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但也有不滿和保留意見。中國政府抱怨稱，現行體制
提供的經濟和安全層面的公共產品效率低下，規範和製度缺乏包容性，限制了中國實力的
增長和利益的獲取。
更有能力和更加自信的中國，在努力改革現狀。2015年，習近平主席呼籲建立國際經濟區
域合作的新機制和規則，改革「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不公正和不恰當的安排」。國際秩序由
三部分組成——秩序、機制和權力——研究中國如何重塑這三個維度非常必要。
秩序維度
從規範上講，現行秩序並未完全放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原則，如尊重民族國家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國家主權平等，互不侵犯，不干涉內政。同時，經過演變，國際秩序也擁抱諸
如全球治理、國際經濟合作、多邊主義、經濟開放、自由貿易等自由主義思想。中國一直
是威斯特伐利亞準則的堅定支持者。事實上，北京在主權神聖不可侵犯和不干涉內政的問
題上採取了保守的立場，而在反對美國霸權和等級結構方面則顯得進步，等級結構違背了
民族國家的平等原則。
另一方面，北京對自由主義規範的踐行程度不同。例如，中國的經濟體制具有較強的監管
成分，被西方國家認為是對市場經濟原則和公平競爭的挑戰。隨著中國努力為外層空間和
網絡空間等新領域設定國際規則，中國的某些偏好（例如外層空間武器化）是漸進的，而
另一些偏好（例如網絡主權）則是保守的。總體而言，北京既保守又進步，但它不是當前
自由主義秩序的挑戰者。
機制維度
在機制方面，中國是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衛生組
織等主要國際組織的重要成員。中國政府在這些機制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並且有意願
做出更大貢獻，如成為聯合國年度預算的第二大出資國，為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提供大量
資金和人力，為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更多資源以增強其借貸能力。
同時，中國還推動一些現有機構的改革，以提高其效率和代表性，過程中也增強了中國的
影響力。例如，鑑於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緊密聯繫，提高其政治和經濟地位有助於提升中
國的國際影響力，北京主張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擔任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調
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配額和投票權；在世界銀行中賦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包括中
國）更大的代表權和發言權，改變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必須由美國人和歐
洲人中擔任的傳統。此外，中國成功創建了新機制來補充現有機構，有時新舊機制之間還
存在競爭關係。軍事方面，2001 年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
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 (SCO)，旨在打擊六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分裂
主義和極端主義。建立中亞地區安全新秩序，促進成員國在經濟、能源、環境等諸多領域
的合作，也是該組織的宗旨。經濟方面，中國於 2013 年啟動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旨在為供需嚴重不平衡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
此外，2014 年，中國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 (金磚國家) 共同成立了新開發銀行
(NDB)，為這些國家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這些機制
在不同維度上反映了中國偏好的價值觀和規範。例如，上海合作組織強調會員國主權平等
，基於共識的決策以及對文化和政治多樣性的適應，而亞投行則主張更精簡的治理結構（
提高效率），沒有否決權，沒有輪值主席國壟斷決策 (主張平等) 。
目前，上海合作組織和亞投行運作良好。上海合作組織顯著加強了成員國在打擊恐怖主義
方面的合作，並通過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填補了現有安全秩序中的空白。這些機制還產生
了溢出效應，擴大了成員國間的合作範圍。有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作為正式成員國的參與，
上海合作組織將在亞洲動態變化的安全環境中發揮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亞投行與多邊金
融機構合作，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BRD) 和歐洲開發銀行等
，為亞洲的許多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聯合貸款。與此同時，北京方面也認為，亞投行的成功
實踐將推動世界銀行和亞開行對代表性和投票權分配不合理、回應成員國需求效率低下等
固有缺陷進行重大改革。如果這些變化發生，將有助於完善現有的金融治理體系。
實力維度
在實力維度上，中國的崛起促進了國際力量從單極向多極的轉變，有利於世界的穩定。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體係以兩極格局為主，而「單極格局」是冷戰結束後才出現的，並
在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消退。正在形成的多極結構是一種非對稱的結構——美國仍然
是一個綜合的全球巨人，而其他「極」則是重要的全球參與者：中國是經濟和 (較小程度
上) 政治大國；歐盟既是經濟大國，也是政治大國；俄羅斯是軍事大國；日本是經濟大國
；印度是新興經濟體和政治大國。所有大國都在一個動態變化的國際體系中合作和競爭。
從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來看，多極化比單極化更具有可持續性，分裂性和對抗性則比兩極格
局程度更低。但是，多極化可能比單一極化和兩極化更加難以預測。
總體而言，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中國很可能與其他國家一同，對當前的國際秩序帶來重
大挑戰，但這些挑戰既不具備顛覆性，也不具有破壞性。中國是保守和進步的，但不是革
命的。在國際機制上，中國同時扮演著支持者、改革者和競爭者的多重角色，但不太可能
削弱或破壞主要的國際機構。在力量對比方面，中國推動了世界多極化的進程，但中國不
會成為新霸主，也不會使世界格局回到兩極化時代。北京不太可能推翻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但它很可能繼續推動一個合理開放的經濟秩序，一個更平等的政治結構，以及一個相對
合作的安全安排。中國的迅速崛起正在快速推動國際秩序的演變，但它不會從根本上改變
國際秩序。
走向後霸權世界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全球領導者，先是受到蘇聯的挑戰，後又受到日本的挑戰。
現在主要的挑戰者是中國。然而，中國既不是蘇聯，也不是日本，甚至不是蘇聯和日本的
某種結合，中國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與蘇聯不同，中國沒有對美國構成生存威脅，但
它確實會削弱美國的霸權，分享其全球領導者角色，並提出發展和治理模式的替代方案。
雖然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強硬立場得到了兩黨支持，但人們普遍認為其戰略考慮欠周。它
更具對抗性，而非競爭性，忽視了必要的合作。貿易戰傷害了美國消費者、農民和製造業
。隨著美國對華出口減少、收入下降，未來能提供給研發的資金就會下降，科技戰對美國
高科技行業也造成了損害。同時，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為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
聲譽。
事實上，對美國國際地位的挑戰並不完全來自中國，實際上主要來自美國本身。伊拉克和
阿富汗戰爭代價高昂，2008 年的金融危機，加上唐納德・特朗普上台，主張「美國優先
」，卻無視美國的全球領導作用，多邊主義和聯盟對美國的消耗要比崛起的中國要多得多
。美國似乎正在經歷一場重大變革，發展動力下降，政治和社會分裂加劇以及國內治理機
構失靈正在削弱美國的能力和意願。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在戰略上，更恰當、更緊迫的
做法是管理好內部發展，而不是與中國進行一場不當的、沒有止境的競爭。
美國對崛起中的中國採取的任何戰略要想成功，就必須與國際社會的主流態度保持一致。
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歡迎中國帶來巨大經濟機遇，不僅包括其龐大且不斷擴大的市場，
還有投資和技術。例如，美國的許多盟友對華為的5G開發敞開了大門，因為華為的服務更
具成本效益，並且相關的安全風險也在可控範圍內。
從國際秩序的角度看，中國的崛起可能會挑戰美國的霸權，但不一定會挑戰以規則為基礎
的國際體系。事實上，中國願意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它有意願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如
發展和援助、減少貧困、應對氣候變化、聯合國維和行動等，而美國在這方面的意願和能
力都在下降。因此，中國承諾通過改善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來推動全球治理。中國肯定會在
世界舞台上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但對許多國家來說，只要北京遵守當前國際秩序
（如多邊主義、自由貿易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準則，這不是一個主要問題。換句話說，國
際社會最關心的是中國的崛起是否帶來了更多的機會，是否有助於當前國際體系的鞏固，
而不是它是否威脅到美國的主導地位。如果華盛頓將其對華戰略建立在維護美國霸權的基
礎上，那麼它就不應將其他國家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包括其盟友。
美國對華的戰略長期來看，不應該被強權政治和意識形態所束縛，而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歷
史角度和戰略思維。從廣闊的歷史視野看，21 世紀的大趨勢是：當前國際秩序朝著更加
公正、更少霸權、更多體現經濟安全關切、更少體現政治安全關切的秩序轉變；增強新興
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允許區域組織在區域治理中發揮更突出的作
用，從而適應多元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無論中國繼續以更快或更慢的速度增長，甚至沒
有增長，這一趨勢都將持續下去。美國應該適應這些變化和挑戰，而不是逆勢而行。
支撐當前秩序的主要規則和規範，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在二戰後引入的，但不會隨
著美國的主導地位而消失，因為它們已經嵌入主要機構並為成員國所接受。更重要的是，
這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普遍利益。
美國目前的優勢地位有利於其塑造新的大國關係和新興的國際領導結構，同時也加強了主
要國際機構的可持續性和彈性。然而，華盛頓是否真正吸取了歷史教訓，是否完全、徹底
地把握了未來趨勢，這一點還很不清楚。這裡有兩個教訓特別值得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美國未能阻止世界陷入數十年漫長、危險和徹底的冷戰；冷戰結束後，美國致力
於追求一個虛幻的單極世界。現在看來，華盛頓本可以在這兩件事上做得更好。這一次，
美國的所作所為仍將對後霸權世界和美國在其中的地位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歷史上有很多
霸權興衰的案例，但霸權轉型成功的例子很少。
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是基於這樣一個假設：中國不僅試圖挑戰當前的國際秩序，而且還
與美國進行霸權競爭。然而，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北京既不想顛覆現有國際秩序，也不
想超越美國成為全球霸主。相反，中國主動推動全球規則和規範的演變，提供全球公共產
品，積極應對影響世界和平與繁榮的挑戰。未來的關鍵問題是，美國是否會繼續拒絕分享
權力，或者是否會幫助管理過渡到競爭與中國 (和其他大國) 在某些領域合作的同時，面
對其他，尤其是跨國大流行和氣候變化等挑戰最大化多極化全球和平與繁榮，為21 世紀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未來的關鍵問題是，美國是否會繼續拒絕權力共享，或者是否會在與中國（及其他主要大
國）競爭時在某些領域展開合作，尤其是跨國大流行病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從而在基於規
則的多極國際秩序中，最大化實現全球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