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黃昏：評《頹廢社會》
原載於《讀書》 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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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
【法意導言】美國社會面臨的多重危機揭示了西方世界借助自由原則實現重建羅馬秩序的
同時力圖避免其衰敗命運的努力不過是一種妄想。發達經濟體在成熟的權力機制和知足自
滿的心態作用下腐朽墮落但卻牢不可破。這是當下西方社會面臨的普遍困境。美國《紐約
時報》專欄作家羅斯‧杜斯在2020年2月出版的新書《頹廢社會：我們是怎樣成為自己成
功的犧牲品的》（The Decadent Society: How We Became the Victims of Our Own
Success）中指出，我們需要人類心靈的再啟蒙，通過喚醒真正的自由精神，來重建充滿
活力的經濟和政治秩序，並最終實現道德和文化的復興。本文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
所孔元，原載於《讀書》 2020年第7期，感謝授權轉載。
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第2卷末尾，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指出，羅馬帝國的長期和
平和政令的統一，為帝國的活力秘密地注入了一劑毒藥，安逸生活腐化了勇敢獨立的公民
德性，使得人們對於迫近的危險毫無察覺，最終埋下了毀滅的種子。吉本的羅馬衰亡史，
是為了向過去告別，抖掉了羅馬的陰影和它堆積的歷史塵土，他從啟蒙宣揚的自由意識中
，發現了能夠擺脫古典帝國治亂循環的新世界精神。
冷戰結束後，自由帝國普世化，勝利主義的狂歡，激發人們關於歷史終結的遐想。人們確
信，借助自由原則，西方世界重建了羅馬的秩序，但卻避免了它衰敗的命運。但歷史證明
，這不過是一種妄想，不受約束的自由，最終腐蝕了自由社會的根基，人們從秩序的衰敗
中，再次看到了羅馬的影子。2020年2月份，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杜斯出版
了《頹廢社會：我們是怎樣成為自己成功的犧牲品的》（The Decadent Society: How
We Became the Victims of Our Own Success），對於當代秩序的困境進行了深入細緻剖
析，它提醒我們，任何秩序都難免僵化的歷史命運，正是從這種契機中，人們得以探索新
的可能性，從而再次推動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
根據杜斯的觀察，當下美國被四重危機困擾。第一是經濟停滯。悲觀的分析指出，美國已
經進入經濟極限時代，受人口老齡化、高額債務和政府赤字、教育水平、氣候變化、科技
創新停滯五大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恢復1970年代以前的增長率已經不可能。“黃金時代”
的消逝，意味著 “長期停滯”將成為一個殘酷現實，持續的低利率、低通貨膨脹率、令
人失望的增長率，意味著靠尋租而不是冒險獲得財富成為必然，而這又進一步鼓勵眼球經
濟和泡沫經濟，並在一輪輪的泡沫膨脹和破裂中消化剩餘的資本。
第二個危機是低生育率引發的人口危機。人口學家指出，一個社會的延續，需要平均每名
婦女生育2.1個孩子，而美國生育率基本維持在1.87，並且有繼續走低的趨勢，根本無法
維持世代更替需要。低生育率導致社會的老齡化，適齡勞動力人口減少意味著經濟增長減
緩和萎縮，退休人員增多意味著經濟活動趨向於保守，冒險精神缺乏降低了經濟活力。人
口的代際縮減，意味著家庭財富的集中，從而加劇了社會分層和不平等。低生育率導致家
庭的衰落，弱化了人際關係的社會紐帶，孤立隔絕的生活狀態，讓獨生子女感到孤獨，讓
中老年人感到失落，黯淡的家庭生活前景催生強烈的悲觀和絕望情緒，中年危機導致所引
發的吸毒、自殺乃至“絕望的死亡”成為美國社會新常態。
第三個危機是政治機構硬化（Sclerosis），政治極化使得代議制度名存實亡，政治行政
化使得技術官僚主宰一切。立法的退卻，意味著政治決策、風險和責任轉嫁給法院和白宮
，法官和技術官僚主導一切，在擺脫了民主約束之後，它變成精英一廂情願改造社會的狂
飆運動。龐大的機構和人員，不受民主監督和約束的決策機制，更加武斷和不透明的立法
，讓美國政府的運作更像是一台腐朽的機器，它笨拙但又暫時地有效，它低效但又不可或
缺，從而完美契合了政治衰敗時代的公眾需要。
第四個危機是文化創造力的衰退。杜斯指出，美國當代文化的活力，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產
物，它主要來源於戰後兩代人的代際衝突。在戰後成長起來的嬰兒潮一代，吸食著嚴肅自
律的資產階級美德，但又撕扯著它的薄弱點，當它成長到叛逆的時刻，就發展為強大的反
抗力量。兩種強大力量的衝突，發展出充滿烏托邦色彩的反文化運動，它以“解放”的名
義，肢解了傳統文化觀念，形成席捲全球的文化革命景觀。
在8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之後，反文化運動的革命性力量消退。除了更加個人主義化，80年
代以來的美國文化缺乏創新，從電影、學術、流行音樂、時尚到政治理論，所有的文化形
式和知識追求都只是在重複，讓人感覺枯燥和乏味，沒有創造的激情和新鮮感，缺乏原創
性和思想挑戰。科技發展一度被認為將鼓勵文化創新，互聯網也被視為為文化創作提供了
自由空間，但隨著科技商業化，科技文化也日益固化，多元性被同質性取代，循規蹈矩、
千篇一律成為業界普遍生態。
杜斯指出，這並不是一場侷限於美國的危機，而是發達經濟體的普遍困境，是當下西方社
會的一個縮影。他將這種發展狀態定義為一種“頹廢社會”，並強調這裡的頹廢，不是生
理上的蛻化，或者道德上的墮落，而是一種停滯不前的社會狀態，一種缺乏前進動力和方
向感，沮喪、失去意義感的心理狀態。在一套成熟權力機制的運作和一種知足自滿的心態
作用下，這種社會雖然腐朽墮落，但卻牢不可破，形成一種“可持續的頹廢”的文化現象
。
頹廢社會帶來一種精神上的懈怠，使得人們不再追求自律、自我奮鬥、自我實現，轉而尋
求像寄生蟲一樣依附於體制生存。這種體制和階層的共生關係，形成一個鮮明的等級體系
，在全球化時代，大資本階層超越民族國家邊界，形成一種跨國性的力量，它通過在各民
族國家扶植忠誠的買辦勢力和專業精英，將國內的等級體系，擴展為一個全球性等級體系
，從而導致一個偽共和形式的寡頭統治的普遍化。頹廢社會發展出的權力規訓機制，消除
了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消除了外部的國家間衝突，從而實現了永久和平。權力機制的等
級化，意味著當代西方社會的“再封建化”，從契約向身份社會的倒退，促使每個人各安
其位，順天知命，形成一種保業守成和犬儒主義的生活態度。人們知道當下的體制是不完
美的，存在各種弊端，但又害怕激進的改革會讓境況變得更壞，因而寧願選擇頹廢地活著
，享受著歷史終末時代的乏味生活。
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個體主義精神激發出的創造力已經消耗殆盡，人們享受著它幾百年
發展的成果，但也承受著這種發展模式的代價。如同任何一個陷於衰退中的文明一樣，自
由秩序最終淪為了自己成功的犧牲品。體制化同時意味著它的僵化，由於和實踐脫節，自
由主義的歷史意識蛻化為抽象的哲學和宗教教條。諸神的隱退，確立了自由主義一神論的
政治信仰，它成為萬民崇拜的新偶像，但也因為喪失了跟現世的關聯，變得空洞無力，毫
無生機。如同晚期的羅馬帝國一樣，它找不到能摧毀自己的力量，但也找不到能改進它的
力量，儘管羅馬和行省充斥著各種末世論的流言，但真正的末世卻遲遲不來，一個沒有生
命力、停滯卻又永不終結的羅馬帝國的形象，成為了當代西方生活的真實寫照。
那“新羅馬帝國”的歷史命運在哪裡？在該書最後一部分，杜斯考慮了三種可能，其一是
氣候變化等自然災難，其二是野蠻勢力的顛覆，其三是西方的自我復興。杜斯對於氣候災
難的末世論預言，持一種懷疑論態度。加上氣候變化所引發的全球變暖效應，主要影響赤
道地區國家，並不構成對美國的迫在眉睫的威脅，因而不可能終結當下的秩序。
在西方文明史的視野裡，野蠻勢力對處於停滯中的文明勢力的顛覆，是個慣常套路。從自
由主義文明觀出發，這種挑戰主要來自於民粹主義運動、“非自由的民主”觀念、普京主
義、伊斯蘭等。但在杜斯看來，由於沒有找到自己的弗拉基米爾‧列寧或者墨索里尼，西
方內部的民粹主義運動在組織上雜亂無章，沒有革命的真理和遠見，他們的騷亂並不足以
發展為有效的變革。由於缺乏熱情、連貫性、神秘主義和未來主義，西方的潛在競爭對手
同樣無法產生出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挑戰。對於西方自由秩序合法性的默認接受，使得“
非自由的民主”要麼是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自由民主，要麼是由一個不想承認自己是威權
主義的獨裁者所控制的偽民主，因而不可能發展為後自由主義的繼承者。而作為一種世界
觀、一種制度、一種替代的文明類型，普京主義不過是障眼法，它訴諸歷史來醫治蘇聯垮
台帶來的創傷，試圖通過古老的沙皇制度、傳統主義和東正教來重整秩序。但俄羅斯已經
不再是一個傳統社會，一個只有過去沒有未來的思想願景，無論如何都不能讓追隨者信服
。
右翼陰謀論者認為更大的挑戰來自伊斯蘭，穆斯林移民在歐洲城市郊區創造了很多聚集地
，並將成為日後吞噬歐洲的“星星之火”，對西方世界頹廢生活的不滿，驅使歐洲年輕人
皈依伊斯蘭，並通過“聖戰”的激進方式替代枯竭的西方文明。但杜斯認為，這些事實不
足以支持大規模文明衝突的主張。因為伊斯蘭的擴張，帶來的不是和平和繁榮，而是持續
的緊張、暴力和政治混亂，伊斯蘭國家在中東地區的霸權衝突，分化了伊斯蘭世界的團結
，使得伊斯蘭的復興失去了強大政治制度的保障。由於沒有融入現代價值觀的基本要素，
伊斯蘭教不足以成長為具備世界歷史自信的強大宗教，因而不可能吸引西方精英知識分子
的支持。
因此，當代西方的處境，不是羅馬帝國崩潰前的狀態，那它可能是中世紀基督教帝國解體
前的狀態嗎？彼時，西方人在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帶動下，成功瓦解了一
個腐朽的基督教秩序，並從中發現了西方的現代性，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在書的最後一部
分，杜斯設想了一個新文藝復興的場景。屆時，人類取得重大技術突破，帶動經濟增長。
來自非洲的移民，為歐美老齡化社會注入新鮮血液。右翼的民族主義和左翼的社會主義相
互激盪，發展出更具集體性和道德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方案。在跟社會和政治變化的互
動中，人類創造出一種新的公共信仰，為西方世界創造一個後基督時代的新宗教。
如同歐洲現代性的第一次展開一樣，這些不同的力量在某一個時刻共同發生，並在相互碰
撞中，賦予西方文明新的活力。但杜斯接著指出，如果沒有空間意識的突破，全面復興對
西方可能只是一場幻象。在這裡，杜斯揭示了自由秩序得以開展的一個根本前提，那就是
一個無限展開的時空格局，它具體表現為西方世界的殖民歷史。後冷戰時代，自由主義文
明被普世化，由於可供拓展的邊疆的終結，這個“未完成的承諾”的現代化，不得不面對
“已經完成”的慘淡結局。“外部世界”的缺乏，使得自由秩序失去了宣洩自身矛盾的場
所，由於體系內的動力尚不足以引發整個機制的 “創造性毀滅”，它只能通過對自己的
痛苦反噬來續命，不斷地蛻化和異化，使其墮落成頹廢社會的可悲面貌。
在書的末尾，杜斯將讀者引導向太空，指出只有走向星辰大海，西方文明才能找到新的出
路。它的言下之意是以科學和人類的名義，通過新的星際探索，來尋找自由主義文明發展
所賴於存在的“新邊疆”。通過激活人們的空間想像，它試圖為自由秩序重振領導權尋找
一個出路。但就自由秩序的當下衰敗困局而言，它與其說是一劑良藥，不如說是一套空想
，本身是這套衰敗的秩序所構造的理論神話，因而迴避了對於真正解決方案的探討。
當一個文明逐漸衰老，它就蛻變成沒有任何創造性的寄生文明，由於喪失了面對現實的能
力，它只能通過不斷捍衛自己敘述方式的正當性，一方面消除對於急劇變化的世界的內心
恐懼，另一方面向其他文明宣示自己的主權者地位。如果不想活在自欺欺人和自負自滿的
心態中，走出普遍瀰漫的頹廢、悲觀和絕望等“失敗主義”情緒，那就要教導人們擺脫想
像的枷鎖，坦率面對這個已經老化和衰退的自由秩序的現實，面對這個承載著這套秩序和
觀念的西方世界的現實。探索一條超越自由秩序，彌合東西方差距，實現共同發展的新道
路。既然星辰大海仍然渺茫不可期，我們就要安於在地球上生活的命運，並通過現世的集
體行動，構造一個大同世界的普世願景。它需要的不是一種跟命運妥協的苟且態度，而是
一種永不妥協的意志和一種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精神。偶像的退場，意味著人類心靈的
再啟蒙，它通過喚醒真正的自由精神，來重建充滿活力的經濟和政治秩序，並最終實現道
德和文化的復興。